南平市图书馆

政治，不同阶级、集团按照其本阶级、本集团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和需要，作了种种不同的回答。朱熹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号令”和“刑罚”，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语类》中记载：“吴英茂实云：‘政治当明其号令，不必严刑以为威。’曰：‘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核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①“号令”犹如国家颁布的法律制度，“刑罚”含有施行这种法律制度的意思。号令和刑罚，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果刑罚不用，则号令也失去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而成为徒挂墙壁的空文。与其不遵守法令而阻塞国家的治理，不如惩一戒百；与其检察其结果，不如严其始而不犯法。在这里，朱熹所说的政治，触及到了政治学说的主要问题，即国家政权和维护这个政权的政治法律制度问题。
  然而，某种政治学说的理论代表，是通过一定的个人来表现的。而某一个人所表现的政治学说不完全是个人的意志，主要是一定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体现，是该集团意识的表现。朱熹把国家的号令与刑罚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所以有时又把政治的含义，规定为治理百姓。“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②。治理民众的方法，是感民心，即所谓正民心。他在讲天子与民的关系时引用董仲舒的话：“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③天子“心正”，就能“正万民”，“正四方”，即治理百姓和天下。朱熹在总结汉以来社会政治祸乱的根源时说：“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奈得他何。”④所谓“归正人”，他在《语类》中有一个解释：“归正人，元（原）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归于正也。归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来归中原，盖自暗而归于明也。”⑤“归正人”不同于“归明人”，是从“邪”归“正”，从陷于金朝而复归宋廷的人。在这些人中，有的原是北宋末代朝廷的显官，他们的回来，给南宋地方政权带来威胁。在朱熹看来，他们犹如汉朝末年的宦官、后戚专权和唐代的藩镇割据一样，是政治祸乱的“病根”。当然，不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社会祸乱的根源，而把它归咎于某些人，是片面的，但朱熹也直观地看到了当时一些实际现象，如秦桧等，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朱熹曾把治国之道比为棋道，认为“国手下棋一著，便见得数十著以后之著”①，要思虑周到，看得深远，不为眼前所蔽和局限。但最重要的是安定国家。“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哄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产引《郑书》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②把“安定”作为国家政治中“大”且“先”的问题，可说是我国长期宗法社会统治经验的总结，也是统治阶级国家政权观念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当然，“安定”的内容，不同时期、不同集团是不同的。子产在郑国实行了“作封洫”、“作丘赋”、“铸刑鼎”等三项改革，他所说的“安定”，是指巩固改革成果。朱熹要求改革“时弊”、“法弊”和科举之弊，但这种改革都是有限度的，是以不“哄成纷扰”为尺度的。朱熹对于政治内涵的理解，尽管接触到了国家政权和维护这个政权的政治法律制度问题。但他把政治说成是“感民心”、“正朝廷”以“正万民”的问题，就把政治与人性论和伦理道德论融而为一了。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