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时，商业繁荣，商品交换频繁，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广泛流行。不仅有铜币、钱币，而且还有纸币。纸币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交换的主要手段，它既方便了交换活动，也促进了交换的发展。朱熹的货币学说虽没有更多的创见，但也涉及了一些基本方面。
  （一）货币的流通职能
  对货币职能的认识，宗法等级社会的思想家首先看到的是其流通手段的作用。在统一的货币出现之前，流通手段的职能受到限制，而于加速商品流转不利。他这样说：“两淮铁钱交子，试就今不行处作个措置，不若禁行在会子不许过江，只专令用交子。如淮人要过江买卖，江南须自有人停榻交子，便能换钱。又不若朝廷捐数万贯钱在江南收买交子，却发过淮南，自可流通。”①南宋货币，有区域性之别：如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四川的“川引”，湖北的“会子”等，它们只能在一定的地区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在其他地区就不能流通，不仅纸币是这样，铜铁钱也如此。《语类》记载：“论淮西铁钱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钱，今朝廷只以纸视之。今须是铜钱交子，不得用于淮，铁钱交子，不得用于江南。又须江南官司置场，兑换铜钱交子，乃可行耳。”②这种地区性的货币流通，无疑妨碍和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广泛开展③，特别是两淮与江南的经济联系，十分频繁。因此，朱熹认为政府要设置兑换场所，规定一定的兑换率。譬如，政府在江南设兑换两淮“交子”的机构，淮人过江买卖就很方便，从而加强了两淮与江南的经济联系，而政府所收的“交子”，也可发回两淮，自可以流通了。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宋代，货币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是流通的渠道。从全社会看，不能没有一定流通渠道来促使商品的流通。这种渠道只能由货币来担当，否则商品流通很难实现。但是，朱熹对货币职能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他对货币的支付职能、储藏职能、特别是价值尺度的职能，似乎都没有论述，这不能不说是缺陷。
  （二）货币轻重说
  货币的轻重，是货币价值与货币本身的数量相联系的。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寡是可以依商品流通的需要而自行调节的。但由于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多，而造成了弊端。“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①这种由于货币发行数量过多而引起货币价值的贬值，朱熹是看到了的。“或论会子之弊，曰：这物事轻了，是诱人入于死地。若是一片白纸，也直一钱在，而今要革其弊，须得从头理会方得。”②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多，而商品数量不变，则币值下跌而物价上升，即物“重”货“轻”；反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减少，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则币值上升而物价下跌。朱熹认为，要解决会子币轻物重之弊，须要从头改革。如以三年为界（期），以旧换新，其结果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然朱熹所谓“从头理会”，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只提出了“权物轻重”说。他的学生吴必大在《语类》中记载：“必大因言：‘铁钱之轻，亦缘积年铸得多了，又只用之淮十余郡，所以至此益贱。’先生（朱熹）遂言：‘古者只是荒岁方铸钱，《周礼》所谓“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养饥民，又可以权物之重轻。盖古人钱阙，方铸将来添。今淮上亦可且住铸数岁，候少时却铸（次年，臣僚请罢舒蕲鼓铸）。’”’①把货币价值的轻重与货币的数量联系起来，以为解决货币权物的轻重在于货币的数量，货币数量少，权物就重，否则就轻，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货币加入流通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已经规定好了的，所以，货币充作价值的尺度并规定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商品的价格由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寡决定的。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先有商品价值，才有其货币表现。朱熹以货币数量的多寡来权物轻重，不仅颠倒了这种关系，而且似乎否定了货币本身的价值。但货币数量增多，货币价值与其对象物的价值不等价，而出现货币的贬值，造成通货膨胀，这也是需注意的。
  （三）禁锢钱币改铸铜器与外流
  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②由于当时铜的产量少，加上商品流通的需求，铸钱困难很大。《宋史》记载：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冶，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③之数为额，无铜可输者，至熔钱为铜，然所铸亦才及十万缗。”④因此，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复禁铜器”⑤。朱熹也竭力反对坏铜钱改铸铜器。他说：“东南铜钱，已是甚少，其坏之又多端，私铸铜器者，动整四五缗坏了。只某乡间旧有此，想见别处更多。”①反对改铸铜钱为铜器，是为了保证货币流通量。但更为严重的是，铜币的外流，高宗屡次下诏禁止钱币外流。“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遗舟四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②“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③。因此，规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市舶司官员检查，不许载铜钱外流，事实上这些禁令并未生效。朱熹在《语类》中揭露了禁令的原因。他说：“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朝廷虽设官禁，那曾检点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为利。又其一，则淮上透漏，监官点阅税物，但得多纳几钱，他不复问，铜钱过彼（指金朝）极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绢一匹。若不更禁，那个不要带去？”④铜钱不仅大量流向海外，也流向金朝，造成了宋朝严重钱荒。因此，公私商品交易和政府军政财务开支不得不以纸币为主。但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是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因此，纸币是金币的符合或硬币的符合。在商品流通中纸币发行量取决于需要金属货币量。这就是说，纸币的发行要在数量上受到限制，不得超过没有纸币作为符号代表时将会实际流通的金量（或银量）。南宋政府由于没有足够的金属货币（铜钱）作为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所以纸币的大量发行，势必超过了流通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便引起了纸币的贬值。可见禁止铜钱改铸铜器和铜钱外流，在当时是有意义的。
  历代学者囿于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以为朱熹只空谈理气、心性而不言利，因而只注意其伦理道德学说，而甚少研究其经济思想。这种观点的症结所在是，将朱熹为国为政的经济、政治大纲和作为道学家个人的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规范混同起来。作为“君子”个人来说，朱熹注意修心养性，强调“正心诚意”，力倡“去人欲”，而不讲利，甚至把利欲与天理对待起来，两者水火不容；但在为国为政之时，又不能不讲生产、消费、赋税、救荒、赈恤、节用等计功、计利的经济问题，解决物质生活资料，使人民安定而不逃荒流移，以致发生祸乱，从而使国富兵强，雪靖康之耻。朱熹思想的这种两重性，在很多地方都有所表现，是需要研究者认真探索的。
  朱熹毕竟不是脱离红尘的出世主义者，在这点上他是批判佛、老的，因此，他对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不能熟视无睹。尽管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唯理主义的，但他还不至于是以吃精神来生存的疯子，所以，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怀，以及对于人民大众生命的关切，促使他对改革现实社会的弊端，提出了诸多设想和方案。他所建构的价值理想、精神家园、道德形上学，归根结蒂，都是为化解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冲突而提出的，因此，深究朱熹形而上学的底蕴，我们不难发现其形而上学思想是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是指导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论基础。所以，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貌似不食人间烟火，而实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是当时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