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古文献关于“井田制”的记载，一言以蔽之，杂而乱。因此，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但它自《孟子·滕文公》篇有关“井田”的具体描述后，历代都有人主张恢复“井田制”。尽管他们所说的“井田”都带有时代的特征，然都没有实行，则是共同的。目前学术界有以“井田”为古代的土地耕作单位④，有以为体现奴隶社会地税制度的一种办法⑤，其说纷纭。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确切记载引起的。朱熹对“井田制”亦没有详细准确地论说。《孟子或问》记载，有人问朱熹：“或问：所言井地①之法以周礼诸说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他回答说：“大抵孟子之言，虽曰推本三代之遗制，然常举其大而不必尽于其细也，师其意而不必泥于其文也。”②所以在历史上费了很多笔墨，还是一笔糊涂账。
  当孟子记载“井田制”的时候，“井田制”的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的秦国正在废除。《战国策·秦策三》记载：“商君决裂阡陌。”《史记·商君列传》也载：“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阡”是“井田”之内的纵向小道；“陌”是横向的小道；“封疆”是“井田”与“井田”之间的田界。“开阡陌封疆”，无疑是废“井田”的一种标志。因此《汉书·食货志》这样写道：“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与商鞅（公元前？—338年）约略同时，如果孟子进行一些调查，并能举其大而尽其细的话，则井田制的大体面貌和性质是不难搞清楚的。
  朱熹在注释《孟子·滕文公》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章的时候写道：“井地，即井田也。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钧，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谷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有以正之，则分田制禄，可不劳而定矣”③。“此分田制禄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养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为公田而行助法也。国中，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盖用贡法也。周所谓彻法者盖如此。以此推之，当时非惟助法不行，其贡亦不止什一矣”①。“此详言井田形体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后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也。……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详于治野者，国中贡法，当时已行；但取之过于什一尔”②。在这里，朱熹所说的“井田”与孟子所谓的“井田”，已不一样。
  第一，孟子以“正经界”作为行“仁政”的重要措施。所谓“经界”，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地理标志。“正经界”是为了土地均，谷禄平，即国家皇室、贵族、官吏有关土地分封和世袭爵禄得以确定。如果说“经界”不正，是由于“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的话，那么，“慢”是“井田”中私田之间的“经界”，还是公田与私田之间的“经界”？若“慢”的是私田之间的“经界”，孟子是无指斥“暴君污吏”的必要的，若是公田“慢”私田，则是“暴君污吏”对于“井田”的破坏。这是孟子自身记载不清的地方。朱熹继承了孟子“经界”说，把“经界”看作是给予土地所有权以法律效力。此显然是针对南宋当时豪强兼并土地而言的。由于豪强大肆兼并，出现了“业去产存”和“有产者无税，有税者无产”③的状况。因此，朱熹倡导行“经界法”，即核实田亩，编造鱼鳞图，“置立土封桩标界至”④，使田税均平。但是“暴君污吏”为贪暴多取，必欲慢而废“经界”，所以朱熹似乎主张“田有定分”，即限制占有田数，作为缓和土地兼并的措施。
  第二，孟子“井田制”的理想，是郊外边远地方，采取“助”法，即商代“井田”制“七十而助”，助耕公田，不税私田；郊内乡遂地区采“贡”法，即夏代一夫授田五十亩，而每夫计五亩的收入为“贡”，就是什一税，周代“彻”去，也同此。朱熹根据南宋当时田赋情况，对孟子“贡”、“助”法提出了怀疑。《语类》记载：“因说今日田赋利害，曰：某尝疑孟子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许多畎沟浍洫之类，大段费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为七十，自七十而增为百亩，则田间许多疆理都合更改，恐无是理。孟子当时未必亲见，只是传闻如此，恐亦难尽信也。”①朱熹认为，由五十、七十而百亩，“恐亦难如此移改”。因此，他提出怀疑，甚至称之为“扰乱之道”，而加以反对。他说：“盖田地一方，沟洫庐舍，成之亦难，自五十里而改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为百里，便都著那趱动，此扰乱之道，如此则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②否定孟子的“井田制”非夏、商、周三代“田制”，而是王莽之制，则是对孟子“井田制”最激烈的贬辞了。
  第三，既然“井田制”要求死亡和徙居都不能离开本“井”，那么，人口的增加和减少，便限死在本“井”之内，这样就出现了问题；人口增加不准迁徙，按人平均的土地就相对减少，原来一夫授田五十或百亩的规定就打破了；如果人口减少，也不准人口增加的乡“井”迁居进来，则按人平均的土地就相对增加，以至土地荒芜、公田无人助耕。这些无法克服的冲突，说明了孟子“井田制”理想的混乱和矛盾。作为继承儒家孔孟“道统”的朱熹，他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否定“井田制”。他说：“夏商井田法，所以难废者，固是有圣贤之君继作，亦是法简。”③以夏、商“井田法”难废的原因：一是法简，便于实行；二是有圣贤之君的继续推行。
  然而，朱熹对于“井田”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当他结合南宋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时，他觉得难以实行：“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①从“井田”是“圣王之制”来说，不敢说不好，也不敢不实行。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实难行得通，即使勉强做成，也要生出弊病。但是，有时他认为也可以行：“‘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乡，如汉之乡亭侯。田税亦须要均，则经界不可以不行。大纲在先正沟洫。’”②朱熹以汉初分封来说明“井田”，其实已与孟子所说“井田制”不同。汉初的“分封”也与周代的“分封制”有区别。
  但为了缓和土地兼并，改革田制，抑制豪族地主，保持和恢复中小地主的经济地位，朱熹提不出理想的方案，而只得借助于“井田”的亡灵，演出改革田制的新场面。他称赞林勋在《本政书》中提出的“井田”设想。林勋说：“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緍；每井赋二兵、马一匹，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③据《宋史》记载，不仅朱熹“甚爱其书”，而且得到陈亮的赞扬：“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④不过，朱熹主要是赞其每乡开具字号田，他说：“林勋《本政书》，每乡开具若干字号田，田下〓人姓名，是以田为母，人为子，说得甚好。”①在“井田制”的问题上，朱熹与陈亮的看法倒是无甚差别的，更没有针锋相对的论争了。
  朱熹复“田井”，名为复古，实乃改革。他在《井田类说》中引荀悦的话说：“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已，是自专封也。……就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用，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乎。”②朱熹看到了土地占有上的两大弊病：一是“专封”，豪强占田连州跨郡，数百千顷，而贫者无立锥之地；二是“专地”，豪强通过土地买卖，兼并土地。他为了解决这些弊端而提出了“井田”的理想。他所设想的“井田”是：
  1．“以口数占田”，即按人口来占有土地，以限制豪右霸占大量土地，他依“井田制”的授田方法，来描绘以口数占田。他说：“一夫一妇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交，伫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更耕之，换易其处。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③这样，从户主到子女、从农民到士工商都计口授田。田分上、中、下三等。考虑到士、工、商的工、商业收入，故以五口抵农民一人授田。这显然是“均田”思想的体现。
  2．“不得买卖”。北宋以来，官僚大地主通过买卖占有大量土地。朱熹企图通过禁止买卖来控制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他以为这样可照顾贫弱，又可防止兼并。
  宋时，“井田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理想。朱熹企图从井田的理想天国中，来消解现实社会土地占有不均和贫富不均的冲突，这当然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然而，当时假“井田”以寄托社会理想的，前有张载①，同时代有陈亮②，后有黄宗羲③和颜元④，真是代有其人，连绵不绝。其基本思想都是企图解决土地兼并和赋税不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