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如果说朱熹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社会后期曾发生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他的财政思想对后世也是有影响的。其财政思想的基本观念是减轻赋税，节约财政开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增加经济收入。“今上下匮乏，势须先正经界。赋入既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①除去无名的苛捐杂税，罢冗费，减轻百姓负担，这不能不说是对人民有利的。但在君主专制社会，真正做到“正经界”是不可能的，“量入为出”也做不到。因此，“救百姓于汤火”，只是一种“真诚”的理想。“认百姓是自家百姓”的话，虽承自儒家“仁政”和墨家“兼爱”的思想，亦难于实行。其实，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财政收入，最终还不是由百姓来支付？
（一）赋税论
赋税是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因此，历来统治者对赋税都十分重视。朱熹的基本主张是“薄赋”，或称“省赋”，反对“重敛”。在朱熹看来，当时赋税的刻剥十分繁重，且弊病很多。他说：“福建赋税犹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②又说：“此外有名目科敛不一，官艰于催科，民苦于重敛，更无措手足处。”③“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④州县官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人民苦于重敛，以至不能聊生。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之一。
朱熹针对这种重敛的情况，提出“恤民”、“省赋”的主张。“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①朱熹心里是装着民众利益的，他处处从恤民出发，抨击时弊，不无深刻之见。
朱熹“恤民”、“省赋”主张的尺度是：“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②。在“予”与“取”的关系问题上，他重“予”，而不重“取”。当然，君主专制国家不取于民，不仅皇帝、官僚、国戚的生活没有来源，就连国家庞大军队也不能维持，这是不可能的。其所谓“过于予民”也不可能实现。所以这句话的实质还是“省赋”。“省赋”，就是在财政征课上，反对过分地搜括人民。因而，它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于土地小私有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商人未尝无好处。
“恤民”、“省赋”的具体措施是：
1．蠲减税钱。“臣谨按南康为郡，……赋税偏重，比之他处或相倍蓰，民间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赋，须至别作营求，乃可陪贴输官。是以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尝具奏乞且将星子一县税钱特赐蠲减，又尝具申提点坑冶司乞为敷奏，将夏税所折木炭价钱，量减分数。”③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目睹赋税苟重，对于社会带来“荒畴败屋”、“流移四出”的景象，请求君主王朝减轻赋税，以使“一方憔悴困穷之民，自此庶几复有更生之望。”④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2．整顿赋税名目。南宋赋税繁重，尽管农业正税，依然是夏、秋二税，规定的税额也变动不大。然而，新立的收税名目和正税的附税却不可胜计，什么“经总制钱”①、“月桩钱”、②“版帐钱”③，真是敲骨吸髓地征敛。仅“经总制钱”的征收，竟达正税的三倍；另外两税的附加税如耗米④、折帛钱⑤、和买⑥、和籴⑦、科配⑧等等，层出不穷，而使人民陷于水火。
朱熹主张，除夏、秋正税以外，其他名目的苛捐杂税统统取消。“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⑨“从民正赋”，有为民请命的味道。朱熹不仅揭露夏税“和买绢，最为重苦”①，而且指摘“纳米收耗，则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②，此外“月桩移用诸杂名额”③，以及折帛等，“数目浩翰”④。农民无办纳税，甚至尽力耕种一年，所收还不足赋税。于是农民只得逃亡，“所有田业或抛荒、或隐没，都无归著”⑤。结果，不仅民贫，而且国家赋税征收的负担者也大量减少，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匮乏。因此，朱熹极力主张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3．盐税。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由于官吏的盘剥，增加征收名目，不仅使盐民负担加重，也使食盐者苛于盐价。朱熹说：“官科盐于民，岁岁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敛不一，……民苦于重敛。”⑥这样，百姓就无法生活下去了。至于限定盐价，也有弊病。《语类》载：“又论广西盐，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过百钱，不知去海远处，搬担所费重。此乃许子之道，但当任其所之，随其所向，则其价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正谓轻重不同。乃今一定其价，安得不弊。”⑦由于产地的不同，销售地离产地的远近不同，所支付的运费、关卡缴纳等轻重均不一样。因此要保证盐的自由流通，任其所之，随其所向，价格自然公平，国家盐税收入也会增加。
即使实行“官卖盐法”和“产盐法”，也有弊病。他说“闽下四州盐法分税，上四州官卖。浙江、绍兴四州边海亦合如闽下四州法，而官卖之，故其法甚弊。”①所谓闽“下四州”，即指福州、泉州、漳州、化州近海之地；“上四州”，即指建州、剑州、汀州、邵武等离海较远之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廖恩起来反抗，参加者是盐贩子。乃诏福建路蹇周辅度利害，周辅说：“建、剑、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州、兴化军鬻盐价贱，故盗多贩卖于盐贵之地。异时建州尝计民产赋钱买盐，而民惮求有司，徒出钱或不得盐。今请罢去，颇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②当时是为了减轻建、剑、汀、邵武四州的盐价而由铺户向官场买盐而卖给百姓，这样国家每年增卖出盐二十三万余斤。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南宋沿袭这个办法并没有减轻盐价。而浙东、绍兴等地依闽下四州的产盐法，即随税输盐，也没有减轻。因而朱熹认为其法甚弊。
朱熹的“恤民”、“省赋”，在当时赋税十分苛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二）节用论
朱熹认为，赋税苛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财政开支的无度。因而，他提倡“节用”。他说：“愚按，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平务本而节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③国家富足的道理，在于务本而节用。《大学》以德为本、为外，以财为末、为内。朱熹“非必外本内末”说，认为不必遵循外德内财的旧说，而后聚财。把聚财作为“足国之道”的重要条件，这是他对《大学》的损益。
朱熹尖锐地指出：“节用”，首先是国家和君的问题，而不是人民。“如今民生日困，头只管重，更起不得。为人君，为人臣，又不以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这须是上之人，一切扫除妄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①只有人君、大臣以身作则，卧薪尝胆，不搞什么名园丽圃，扫除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下面才不会重敛以供上求。
其次是裁减军用。当时养兵的费用占国家整个财政年度开支80％，除了专为增加军费而加征的“月桩钱”、“版帐钱”以外，国家以及地方行政开支，只得在两税以外，附加繁重的赋税。“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合当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②“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此以一岁计）。”③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怎不使国家贫困？国家养了一批老弱的冗兵，不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所以有靖康之乱。
更有甚者，民间两税的收入，尽以供军使用。《宋史·食货志》载，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朱熹说：“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浙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④如果两税收入尽以供军，则州县别立名目巧取，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有汰去坐食之兵，稍减州县供军之钱，使其有赢余，然后才能禁止州县苛敛，使其省赋、恤民，老百姓才能得保生业。
除了汰去冗兵来减少军费开支之外，朱熹还提出了“屯田”的主张，以减轻州县军费负担。“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只有屯田可减民力，见说襄汉间尽有荒地。某云：‘当用甚人耕垦？’曰：‘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著。’”①军队屯田，既耕垦又战斗。既解决兵食，又可省去漕运。如果收谷多，则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可去“就食”。这样不仅州县会有所赢余，减轻赋税；而且可以节省一笔庞大的军事开支，使国家能够量入计出，做到国富兵强。
再次是削减宗室和官吏的俸禄。宗室出官，一年多似一年，其他光领俸禄不干事的闲职官吏也很多，造成庞大财政开支。“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②按照原来规定，宗室没有依靠的，生活贫无着落的，方可请孤遗俸，有依靠的就不能请孤遗俸。所谓有依倚，即包括其伯叔兄弟为官者都算是有依靠的。可是，现在却不公平：伯叔兄弟为官者，凭势以请孤遗俸，真正孤遗无依靠的，由于没有人替他说话，相反很难请求到。宗室不断出生，孤遗俸日益浩瀚，加上宗室派出为官，州县凭白增添了很多俸给，以至一二个州郡都搞倒了。更有甚者，“宗室选人待阙，亦有俸给，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远，他日为州郡之害未涯也。”③朱熹认为，这种孤遗俸制度还不如汉代。汉代宗室惟皇帝的儿子封王，王只有嫡长子继王位，庶子封侯，长子继侯位，诸子就无封。因此，其他诸子数世以后就成了庶人，“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①。宋代，不管是哪个皇帝的诸子，诸子的诸孙，都是宗室，都可以请孤遗俸。于是宗室日盛，而成为州郡沉重的负担。
不仅宗室俸禄财政开支很大，文武官吏的俸禄支出也很可观。朱熹说：“因致道说国家财用耗屈。某人曾记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几万贯，武臣及内侍等五六十万贯。”②据史书记载，南宋初年，政府一年赋税钱的收入，不满一千万贯。公元1157年（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增加到六千万贯，1187年（孝宗淳熙十四年）又增至八千万贯。在约五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八倍，可见赋税掠夺之残酷。然而仅武臣、内侍的俸禄开支，竟占南宋初年赋税总收入的16.6％，而占淳熙十四年的7.5％。朱熹认为当时俸给之弊，在于文臣武将“安居暇食”③，安受重禄。他主张削减俸给，以缓国家财用耗屈。
（三）赈济论
南宋时，水旱灾害，时有发生；饥民反抗，连绵不断。朱熹几次被派去办理荒政，有所收效。他以为救荒于汤火，赈济是重要措施。赈济可解决百姓燃眉之急，它使“虽遇凶年，人不阙食”④。但是，如赈济数量少，也不济事。
朱熹认为，即使赈济后不能收回，也要行赈济。“今赈济之事，利七而害三，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然，必欲求全，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①尽管赈济可三七开，不必求全，求全则七分利也失掉了。所谓害，无非是抄报不实等。“如抄人口之类，亦且待其抄来如何，如不实，有人讼，然后或添或去，却罪官吏。”②这是不可免的。
在百姓生计断绝之际，赈济不能说对百姓无利，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冲突，于安定社会秩序有利无害，而且暂时安顿了饥民生活，得以继续生产。
（四）减轻差役
南宋沿袭唐中叶的募兵法，农民不再服兵役，役法分差役和夫役，差役是国家要求地主对政府所服的“职役”，夫役是政府调发农民服劳役。王安石变法时，颁布“免役法”，原来各种差役，改由民户交钱，由政府雇人充役，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寺观等，也要交“助役钱”。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新法被取消。南宋时，雇役、差役有的地方还存在。当时林夔孙记载，有人问朱熹：“差役、雇役孰便？”他回答说：“互有得失。而今所谓雇役便者，即谓不扰税人。然聚浮浪无根著之人在那里，又多害事。所谓差役便者，即谓税人自顾藉爱惜，然其为之者，多有破家荡产之患。盖缘既教他作衙前，少间库厨都教他管，便自备这物事，以供应官员，大有不便。”③差役、雇役各有得失：差役得之者，服役者自己爱惜，失之者，服役者往往破家荡产。如衙前押运官物，要赔偿损失，因此，不愿充当。雇役得之者，是服役者无破家荡产之扰，失之者，是聚集一批“浮浪”之人。朱熹虽然以为差役、雇役各有利弊，但总的精神是去弊存利，减轻差役的负担。
同时，南宋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乡有宽狭不同，必然出现宽乡由于富家多，还能对付差役，狭乡富家少，“靳靳自足，一被应役，无不破家荡产，极可怜悯”①。朱熹主张，把宽乡、狭乡的富家中分，以令平均。他说：“彭计一县有几乡，乡有阔狭，某乡多富家，某乡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两乡，令其均平，其有不均处，则随其道里远近，分割裨补，令其恰好，人甚便之。”②朱熹的本意是想均平差役，不使狭乡富家一应差役便破家荡产。然而这种重新划分阔狭乡的方法，一般是很难实行的。当时便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或曰：恐致人怨”，但朱熹却说：“不怨，盖其公心，素有以信于民，民自乐之，虽非法令之所得为，然使民宜之，亦终不得而变也。”③这种伦理道德的说教，岂能均平阔狭乡的富家，而均平两乡差役的负担？
（一）赋税论
赋税是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因此，历来统治者对赋税都十分重视。朱熹的基本主张是“薄赋”，或称“省赋”，反对“重敛”。在朱熹看来，当时赋税的刻剥十分繁重，且弊病很多。他说：“福建赋税犹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②又说：“此外有名目科敛不一，官艰于催科，民苦于重敛，更无措手足处。”③“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④州县官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人民苦于重敛，以至不能聊生。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之一。
朱熹针对这种重敛的情况，提出“恤民”、“省赋”的主张。“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①朱熹心里是装着民众利益的，他处处从恤民出发，抨击时弊，不无深刻之见。
朱熹“恤民”、“省赋”主张的尺度是：“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②。在“予”与“取”的关系问题上，他重“予”，而不重“取”。当然，君主专制国家不取于民，不仅皇帝、官僚、国戚的生活没有来源，就连国家庞大军队也不能维持，这是不可能的。其所谓“过于予民”也不可能实现。所以这句话的实质还是“省赋”。“省赋”，就是在财政征课上，反对过分地搜括人民。因而，它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于土地小私有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商人未尝无好处。
“恤民”、“省赋”的具体措施是：
1．蠲减税钱。“臣谨按南康为郡，……赋税偏重，比之他处或相倍蓰，民间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赋，须至别作营求，乃可陪贴输官。是以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尝具奏乞且将星子一县税钱特赐蠲减，又尝具申提点坑冶司乞为敷奏，将夏税所折木炭价钱，量减分数。”③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目睹赋税苟重，对于社会带来“荒畴败屋”、“流移四出”的景象，请求君主王朝减轻赋税，以使“一方憔悴困穷之民，自此庶几复有更生之望。”④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2．整顿赋税名目。南宋赋税繁重，尽管农业正税，依然是夏、秋二税，规定的税额也变动不大。然而，新立的收税名目和正税的附税却不可胜计，什么“经总制钱”①、“月桩钱”、②“版帐钱”③，真是敲骨吸髓地征敛。仅“经总制钱”的征收，竟达正税的三倍；另外两税的附加税如耗米④、折帛钱⑤、和买⑥、和籴⑦、科配⑧等等，层出不穷，而使人民陷于水火。
朱熹主张，除夏、秋正税以外，其他名目的苛捐杂税统统取消。“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⑨“从民正赋”，有为民请命的味道。朱熹不仅揭露夏税“和买绢，最为重苦”①，而且指摘“纳米收耗，则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②，此外“月桩移用诸杂名额”③，以及折帛等，“数目浩翰”④。农民无办纳税，甚至尽力耕种一年，所收还不足赋税。于是农民只得逃亡，“所有田业或抛荒、或隐没，都无归著”⑤。结果，不仅民贫，而且国家赋税征收的负担者也大量减少，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匮乏。因此，朱熹极力主张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3．盐税。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由于官吏的盘剥，增加征收名目，不仅使盐民负担加重，也使食盐者苛于盐价。朱熹说：“官科盐于民，岁岁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敛不一，……民苦于重敛。”⑥这样，百姓就无法生活下去了。至于限定盐价，也有弊病。《语类》载：“又论广西盐，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过百钱，不知去海远处，搬担所费重。此乃许子之道，但当任其所之，随其所向，则其价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正谓轻重不同。乃今一定其价，安得不弊。”⑦由于产地的不同，销售地离产地的远近不同，所支付的运费、关卡缴纳等轻重均不一样。因此要保证盐的自由流通，任其所之，随其所向，价格自然公平，国家盐税收入也会增加。
即使实行“官卖盐法”和“产盐法”，也有弊病。他说“闽下四州盐法分税，上四州官卖。浙江、绍兴四州边海亦合如闽下四州法，而官卖之，故其法甚弊。”①所谓闽“下四州”，即指福州、泉州、漳州、化州近海之地；“上四州”，即指建州、剑州、汀州、邵武等离海较远之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廖恩起来反抗，参加者是盐贩子。乃诏福建路蹇周辅度利害，周辅说：“建、剑、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州、兴化军鬻盐价贱，故盗多贩卖于盐贵之地。异时建州尝计民产赋钱买盐，而民惮求有司，徒出钱或不得盐。今请罢去，颇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②当时是为了减轻建、剑、汀、邵武四州的盐价而由铺户向官场买盐而卖给百姓，这样国家每年增卖出盐二十三万余斤。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南宋沿袭这个办法并没有减轻盐价。而浙东、绍兴等地依闽下四州的产盐法，即随税输盐，也没有减轻。因而朱熹认为其法甚弊。
朱熹的“恤民”、“省赋”，在当时赋税十分苛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二）节用论
朱熹认为，赋税苛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财政开支的无度。因而，他提倡“节用”。他说：“愚按，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平务本而节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③国家富足的道理，在于务本而节用。《大学》以德为本、为外，以财为末、为内。朱熹“非必外本内末”说，认为不必遵循外德内财的旧说，而后聚财。把聚财作为“足国之道”的重要条件，这是他对《大学》的损益。
朱熹尖锐地指出：“节用”，首先是国家和君的问题，而不是人民。“如今民生日困，头只管重，更起不得。为人君，为人臣，又不以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这须是上之人，一切扫除妄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①只有人君、大臣以身作则，卧薪尝胆，不搞什么名园丽圃，扫除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下面才不会重敛以供上求。
其次是裁减军用。当时养兵的费用占国家整个财政年度开支80％，除了专为增加军费而加征的“月桩钱”、“版帐钱”以外，国家以及地方行政开支，只得在两税以外，附加繁重的赋税。“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合当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②“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此以一岁计）。”③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怎不使国家贫困？国家养了一批老弱的冗兵，不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所以有靖康之乱。
更有甚者，民间两税的收入，尽以供军使用。《宋史·食货志》载，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朱熹说：“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浙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④如果两税收入尽以供军，则州县别立名目巧取，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有汰去坐食之兵，稍减州县供军之钱，使其有赢余，然后才能禁止州县苛敛，使其省赋、恤民，老百姓才能得保生业。
除了汰去冗兵来减少军费开支之外，朱熹还提出了“屯田”的主张，以减轻州县军费负担。“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只有屯田可减民力，见说襄汉间尽有荒地。某云：‘当用甚人耕垦？’曰：‘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著。’”①军队屯田，既耕垦又战斗。既解决兵食，又可省去漕运。如果收谷多，则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可去“就食”。这样不仅州县会有所赢余，减轻赋税；而且可以节省一笔庞大的军事开支，使国家能够量入计出，做到国富兵强。
再次是削减宗室和官吏的俸禄。宗室出官，一年多似一年，其他光领俸禄不干事的闲职官吏也很多，造成庞大财政开支。“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②按照原来规定，宗室没有依靠的，生活贫无着落的，方可请孤遗俸，有依靠的就不能请孤遗俸。所谓有依倚，即包括其伯叔兄弟为官者都算是有依靠的。可是，现在却不公平：伯叔兄弟为官者，凭势以请孤遗俸，真正孤遗无依靠的，由于没有人替他说话，相反很难请求到。宗室不断出生，孤遗俸日益浩瀚，加上宗室派出为官，州县凭白增添了很多俸给，以至一二个州郡都搞倒了。更有甚者，“宗室选人待阙，亦有俸给，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远，他日为州郡之害未涯也。”③朱熹认为，这种孤遗俸制度还不如汉代。汉代宗室惟皇帝的儿子封王，王只有嫡长子继王位，庶子封侯，长子继侯位，诸子就无封。因此，其他诸子数世以后就成了庶人，“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①。宋代，不管是哪个皇帝的诸子，诸子的诸孙，都是宗室，都可以请孤遗俸。于是宗室日盛，而成为州郡沉重的负担。
不仅宗室俸禄财政开支很大，文武官吏的俸禄支出也很可观。朱熹说：“因致道说国家财用耗屈。某人曾记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几万贯，武臣及内侍等五六十万贯。”②据史书记载，南宋初年，政府一年赋税钱的收入，不满一千万贯。公元1157年（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增加到六千万贯，1187年（孝宗淳熙十四年）又增至八千万贯。在约五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八倍，可见赋税掠夺之残酷。然而仅武臣、内侍的俸禄开支，竟占南宋初年赋税总收入的16.6％，而占淳熙十四年的7.5％。朱熹认为当时俸给之弊，在于文臣武将“安居暇食”③，安受重禄。他主张削减俸给，以缓国家财用耗屈。
（三）赈济论
南宋时，水旱灾害，时有发生；饥民反抗，连绵不断。朱熹几次被派去办理荒政，有所收效。他以为救荒于汤火，赈济是重要措施。赈济可解决百姓燃眉之急，它使“虽遇凶年，人不阙食”④。但是，如赈济数量少，也不济事。
朱熹认为，即使赈济后不能收回，也要行赈济。“今赈济之事，利七而害三，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然，必欲求全，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①尽管赈济可三七开，不必求全，求全则七分利也失掉了。所谓害，无非是抄报不实等。“如抄人口之类，亦且待其抄来如何，如不实，有人讼，然后或添或去，却罪官吏。”②这是不可免的。
在百姓生计断绝之际，赈济不能说对百姓无利，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冲突，于安定社会秩序有利无害，而且暂时安顿了饥民生活，得以继续生产。
（四）减轻差役
南宋沿袭唐中叶的募兵法，农民不再服兵役，役法分差役和夫役，差役是国家要求地主对政府所服的“职役”，夫役是政府调发农民服劳役。王安石变法时，颁布“免役法”，原来各种差役，改由民户交钱，由政府雇人充役，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寺观等，也要交“助役钱”。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新法被取消。南宋时，雇役、差役有的地方还存在。当时林夔孙记载，有人问朱熹：“差役、雇役孰便？”他回答说：“互有得失。而今所谓雇役便者，即谓不扰税人。然聚浮浪无根著之人在那里，又多害事。所谓差役便者，即谓税人自顾藉爱惜，然其为之者，多有破家荡产之患。盖缘既教他作衙前，少间库厨都教他管，便自备这物事，以供应官员，大有不便。”③差役、雇役各有得失：差役得之者，服役者自己爱惜，失之者，服役者往往破家荡产。如衙前押运官物，要赔偿损失，因此，不愿充当。雇役得之者，是服役者无破家荡产之扰，失之者，是聚集一批“浮浪”之人。朱熹虽然以为差役、雇役各有利弊，但总的精神是去弊存利，减轻差役的负担。
同时，南宋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乡有宽狭不同，必然出现宽乡由于富家多，还能对付差役，狭乡富家少，“靳靳自足，一被应役，无不破家荡产，极可怜悯”①。朱熹主张，把宽乡、狭乡的富家中分，以令平均。他说：“彭计一县有几乡，乡有阔狭，某乡多富家，某乡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两乡，令其均平，其有不均处，则随其道里远近，分割裨补，令其恰好，人甚便之。”②朱熹的本意是想均平差役，不使狭乡富家一应差役便破家荡产。然而这种重新划分阔狭乡的方法，一般是很难实行的。当时便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或曰：恐致人怨”，但朱熹却说：“不怨，盖其公心，素有以信于民，民自乐之，虽非法令之所得为，然使民宜之，亦终不得而变也。”③这种伦理道德的说教，岂能均平阔狭乡的富家，而均平两乡差役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