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对财富的生产的根源，归结为劳动生产。当时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是农业。农业生产是人们生存与一切生产最先决的条件。朱熹认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农业是主要的财富生产部门。“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③“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④古代思想家都以为“民以食为天”，维持民的生存和再生产的根本是“食”，即吃饭。如果没有饭吃，“民”饥饿流移，不能从事生产劳动，自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他在《奏救荒事宜状》中有这样一段话：
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予乞丐之列者，验其形骸，诚非得已，兼自秋来卖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货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曲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货无所售。鱼虾螺蚌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万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①
假如连农村三等户也卖田伐桑，鬻妻子，卖耕田，纷纷破产，而农村的四、五等户就可想而知了。百万生灵，饥困难忍，宛转呼号，挣扎在死亡之中。如何从事于创造财富的农业生产呢？鉴于这种情形，他提出了“足食之本在农”的经济主张。在农业社会，国家应该“务农重谷”，这是自然的道理或规律。为了保证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农业必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州县官吏应以劝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每年二月春耕之时，载酒出郊，奖励耕田。
州县官吏“以劝农为职”。朱熹认为，官吏倒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在于组织和管理生产。“当职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兹忝郡寄职在劝农，窃见本军已是地瘠税重，民间又不勤力耕种，耘耨卤莽灭裂，……皆缘长吏劝课不勤，使之至此。”②官吏的职责在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百姓耕种不勤，耘耨不仔细，田间管理不善，草盛苗稀等，责任都在于长吏“劝课不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效地组织生产，他提出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不误农业季节
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季节的规律性，它与农作物所需要的温度高低、日照长短、生长周期等密切相关。如果误了季节，就将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因而，朱熹特别注意农业季节，不误农时地进行生产。“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种）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相劝率，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无致因循，自取饥饿。”①打破因循守旧的观念，及早浸种下秧，抢季节，及时组织春耕，这是很重要的。一俟秧田里秧苗长成，便要不失农时地栽插。他说：“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②在江南、浙江、福建、两湖一带，清明时节正是插秧的大忙之时。插秧以后，又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耕耨、施粪。他说：“禾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子（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将来谷实必须繁盛坚好。”③从浸种、下秧、插秧到除草收获，在禾苗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都要根据农业季节，一环扣一环地进行管理，才能取得好的收成。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只有用力愈多，则收获亦多。在这里他提出了劳动量投资与收获量成正比例的思想，这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收获量还受生产技术以及客观自然条件的制约，风霜雨雹、水旱灾害等都能影响收获。而物质资料的生产量也直接与人们生活的好坏相联系。在朱熹看来，收获量少就会“自取饥饿”，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种把不误农时地组织生产劳动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观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
（二）改造土壤和种植方法
经常改造土壤和改进种植方法，提高农业技术的含量，是促进农业劳动生产，增加产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朱熹通过长期的观察，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把深耕细作作为改良土壤的重要手段。“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杷，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①翻耕田地，节次犁杷，使生土变熟土，土块酥脆，土肉肥厚，改变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不仅使农作物易于扎根生长，而且松动的土壤也易于保持水分，以增加生产和社会财富。
同时改变种植技术，也是增加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方法。“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划取土面草根，晒曝烧灰，旋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②用草木灰和大粪（即人粪）拌和种子撒种，这样就使入土的种子在发芽过程中直接地、较快地收吸草木灰和大粪中的氮、磷、钾等养分，促进农作物较快生长。
（三）兴修陂塘水利
水利是农业之本。水、旱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因而，古人就非常注意水利问题。兴修陂塘水利，既可防涝，又可防旱。所以，朱熹把水利看为农业的根本。“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如有怠惰，不趁时工作之人，仰众列状申县，乞行惩戒；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①只有积极兴修水利，才能发展农业生产。
如何兴修水利，朱熹在这里设想了几种方法：一是由陂塘用水得利之人，协力兴修。多蓄水，准备将来多灌溉；二是对于兴修陂塘持怠惰态度的，列状申县，给予惩戒；三是对于水利工程比较浩大的，费用较大而私下难以纠集，则报县由政府来修筑。朱熹这种尽量开发自然水利资源，为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造福的思想，是可贵的。
（四）保护耕牛
耕牛，宋代已成为农业生产的极重要工具。农民主要依靠牛来耕田。耕牛在农业劳动中的显著地位，体现了生产力中劳动资料的作用。朱熹说：“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如有违戾，准敕科决，脊杖二十。每头追赏（按：《正论》改作尝）五十贯文，锢身监纳，的无轻恕，今仰人户，递相告戒，毋致违犯。”②为了确保劳动资料，宰杀耕牛不仅要脊杖二十棍，而且要罚钱。因此，他把宰杀耕牛看成与贩卖私盐、赌博财物一样，是犯法的行为，而加以禁止。他在《劝谕榜》③中把宰杀耕牛作为保伍的禁约，互相监督，不得违犯；如若违戾，或知而不举，则保伍并行坐罪。可见，朱熹对于耕牛的重视。
（五）因地制宜，多处经营
农业生产，不能单一种植。尽管稻谷是解决民食的主要作物，也不能单一，而应该同时种植其他多种经济作物，这样不仅可充分利用和发挥地力，而且也可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①利用山地、旱地，种植粟、麦、麻、豆、菜蔬、茄芋等作物，不仅不会减少水田的稻谷种植面积，而且把不能种植水稻的田地开发起来，便增加了生产。同时，由于作物生长期的不同，粟、豆、麦等可在水稻未收成的青黄不接时收获，便可接济饥荒。朱熹主张可利用多余劳力，大力广种多收，扩大生产门路。
可贵的是，朱熹提出了种田（种植水稻）固是农业的根本，而种植粟、豆、麦、麻之类也未尝不是本。尽管应该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个主，也不能排斥“次”而不准种植豆、麦、麻、粟等。其实，有次才有主，没有次主也就不成立了，主与次是相对的。
不仅粟、豆、麻、麦、菜蔬未尝不是本，而养蚕种桑也未尝不是本。“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柘，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具麻苎，亦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②要设法种植桑树，饲养蚕。这些经济作物，不仅可提供市场蚕茧，增加收入，而且可备自己衣著，免受寒冻。同时，在不宜植桑的地方，种植苎麻，纺线织布。
（六）奖励垦荒
朱熹在福建漳州任职期间，为增加生活资料产品，曾奖励开垦荒田。“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著，自无俵寄之扰。……有欲陈请荒田之人，即仰前来陈状，切待勘会给付，永为己业，仍依条制与免三年租税。”①荒田多的原因有二，一是“俵寄”的干扰，二是象兽的躇蹋，以致人们不敢开垦。于是，朱熹以“经界法”解决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使无俵寄而纳税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约束官吏不得勒取农民陷杀象兽以后的象牙或兽角等，以解决象兽踏食的祸害。如果有人愿意垦荒，可以到官府报请。不仅开垦出来的田永为己业，而且可免三年的租税。朱熹看到：并不是荒田无人开垦，而是存在着实际问题，只有解决具体问题，鼓励开荒，荒田才能得到垦殖。
上述措施，都是属于官吏劝课之列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农民不受冻饿。
朱熹在讲生产的同时，也讲劳动分工。但他很少讲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主要是谈一般的社会分工。他说：“妇女勤力，养蚕织纺，造成布帛。”②这还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养蚕纺织，是属于家庭农副业。它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之外，也可以拿去交换，以取得自己没有而又所需的产品。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分工，那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天职：“况人在天地间，自农、商、工、贾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皆其所当尽者，……但必知夫所处之职，乃天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①是人力所不可及的。
朱熹对于财富的生产之所以这样重视，一方面他目睹南宋财政匮乏，不发展农业，不能恢复社会经济，也不能很好地抗金，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只有注重农业生产，才能解决农民食衣问题。朱熹未必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但他在乡间耳闻目睹，对于劳动生产有系统体认。他认为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使其妇子合哺鼓腹，无复饥冻流移之患”②，即不使百姓受冻挨饿，到处逃亡。在这里，他把农业生产直接与维持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予乞丐之列者，验其形骸，诚非得已，兼自秋来卖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货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曲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货无所售。鱼虾螺蚌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万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①
假如连农村三等户也卖田伐桑，鬻妻子，卖耕田，纷纷破产，而农村的四、五等户就可想而知了。百万生灵，饥困难忍，宛转呼号，挣扎在死亡之中。如何从事于创造财富的农业生产呢？鉴于这种情形，他提出了“足食之本在农”的经济主张。在农业社会，国家应该“务农重谷”，这是自然的道理或规律。为了保证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农业必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州县官吏应以劝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每年二月春耕之时，载酒出郊，奖励耕田。
州县官吏“以劝农为职”。朱熹认为，官吏倒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在于组织和管理生产。“当职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兹忝郡寄职在劝农，窃见本军已是地瘠税重，民间又不勤力耕种，耘耨卤莽灭裂，……皆缘长吏劝课不勤，使之至此。”②官吏的职责在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百姓耕种不勤，耘耨不仔细，田间管理不善，草盛苗稀等，责任都在于长吏“劝课不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效地组织生产，他提出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不误农业季节
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季节的规律性，它与农作物所需要的温度高低、日照长短、生长周期等密切相关。如果误了季节，就将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因而，朱熹特别注意农业季节，不误农时地进行生产。“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种）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相劝率，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无致因循，自取饥饿。”①打破因循守旧的观念，及早浸种下秧，抢季节，及时组织春耕，这是很重要的。一俟秧田里秧苗长成，便要不失农时地栽插。他说：“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②在江南、浙江、福建、两湖一带，清明时节正是插秧的大忙之时。插秧以后，又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耕耨、施粪。他说：“禾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子（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将来谷实必须繁盛坚好。”③从浸种、下秧、插秧到除草收获，在禾苗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都要根据农业季节，一环扣一环地进行管理，才能取得好的收成。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只有用力愈多，则收获亦多。在这里他提出了劳动量投资与收获量成正比例的思想，这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收获量还受生产技术以及客观自然条件的制约，风霜雨雹、水旱灾害等都能影响收获。而物质资料的生产量也直接与人们生活的好坏相联系。在朱熹看来，收获量少就会“自取饥饿”，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种把不误农时地组织生产劳动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观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
（二）改造土壤和种植方法
经常改造土壤和改进种植方法，提高农业技术的含量，是促进农业劳动生产，增加产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朱熹通过长期的观察，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把深耕细作作为改良土壤的重要手段。“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杷，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①翻耕田地，节次犁杷，使生土变熟土，土块酥脆，土肉肥厚，改变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不仅使农作物易于扎根生长，而且松动的土壤也易于保持水分，以增加生产和社会财富。
同时改变种植技术，也是增加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方法。“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划取土面草根，晒曝烧灰，旋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②用草木灰和大粪（即人粪）拌和种子撒种，这样就使入土的种子在发芽过程中直接地、较快地收吸草木灰和大粪中的氮、磷、钾等养分，促进农作物较快生长。
（三）兴修陂塘水利
水利是农业之本。水、旱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因而，古人就非常注意水利问题。兴修陂塘水利，既可防涝，又可防旱。所以，朱熹把水利看为农业的根本。“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如有怠惰，不趁时工作之人，仰众列状申县，乞行惩戒；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①只有积极兴修水利，才能发展农业生产。
如何兴修水利，朱熹在这里设想了几种方法：一是由陂塘用水得利之人，协力兴修。多蓄水，准备将来多灌溉；二是对于兴修陂塘持怠惰态度的，列状申县，给予惩戒；三是对于水利工程比较浩大的，费用较大而私下难以纠集，则报县由政府来修筑。朱熹这种尽量开发自然水利资源，为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造福的思想，是可贵的。
（四）保护耕牛
耕牛，宋代已成为农业生产的极重要工具。农民主要依靠牛来耕田。耕牛在农业劳动中的显著地位，体现了生产力中劳动资料的作用。朱熹说：“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如有违戾，准敕科决，脊杖二十。每头追赏（按：《正论》改作尝）五十贯文，锢身监纳，的无轻恕，今仰人户，递相告戒，毋致违犯。”②为了确保劳动资料，宰杀耕牛不仅要脊杖二十棍，而且要罚钱。因此，他把宰杀耕牛看成与贩卖私盐、赌博财物一样，是犯法的行为，而加以禁止。他在《劝谕榜》③中把宰杀耕牛作为保伍的禁约，互相监督，不得违犯；如若违戾，或知而不举，则保伍并行坐罪。可见，朱熹对于耕牛的重视。
（五）因地制宜，多处经营
农业生产，不能单一种植。尽管稻谷是解决民食的主要作物，也不能单一，而应该同时种植其他多种经济作物，这样不仅可充分利用和发挥地力，而且也可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①利用山地、旱地，种植粟、麦、麻、豆、菜蔬、茄芋等作物，不仅不会减少水田的稻谷种植面积，而且把不能种植水稻的田地开发起来，便增加了生产。同时，由于作物生长期的不同，粟、豆、麦等可在水稻未收成的青黄不接时收获，便可接济饥荒。朱熹主张可利用多余劳力，大力广种多收，扩大生产门路。
可贵的是，朱熹提出了种田（种植水稻）固是农业的根本，而种植粟、豆、麦、麻之类也未尝不是本。尽管应该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个主，也不能排斥“次”而不准种植豆、麦、麻、粟等。其实，有次才有主，没有次主也就不成立了，主与次是相对的。
不仅粟、豆、麻、麦、菜蔬未尝不是本，而养蚕种桑也未尝不是本。“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柘，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具麻苎，亦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②要设法种植桑树，饲养蚕。这些经济作物，不仅可提供市场蚕茧，增加收入，而且可备自己衣著，免受寒冻。同时，在不宜植桑的地方，种植苎麻，纺线织布。
（六）奖励垦荒
朱熹在福建漳州任职期间，为增加生活资料产品，曾奖励开垦荒田。“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著，自无俵寄之扰。……有欲陈请荒田之人，即仰前来陈状，切待勘会给付，永为己业，仍依条制与免三年租税。”①荒田多的原因有二，一是“俵寄”的干扰，二是象兽的躇蹋，以致人们不敢开垦。于是，朱熹以“经界法”解决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使无俵寄而纳税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约束官吏不得勒取农民陷杀象兽以后的象牙或兽角等，以解决象兽踏食的祸害。如果有人愿意垦荒，可以到官府报请。不仅开垦出来的田永为己业，而且可免三年的租税。朱熹看到：并不是荒田无人开垦，而是存在着实际问题，只有解决具体问题，鼓励开荒，荒田才能得到垦殖。
上述措施，都是属于官吏劝课之列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农民不受冻饿。
朱熹在讲生产的同时，也讲劳动分工。但他很少讲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主要是谈一般的社会分工。他说：“妇女勤力，养蚕织纺，造成布帛。”②这还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养蚕纺织，是属于家庭农副业。它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之外，也可以拿去交换，以取得自己没有而又所需的产品。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分工，那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天职：“况人在天地间，自农、商、工、贾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皆其所当尽者，……但必知夫所处之职，乃天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①是人力所不可及的。
朱熹对于财富的生产之所以这样重视，一方面他目睹南宋财政匮乏，不发展农业，不能恢复社会经济，也不能很好地抗金，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只有注重农业生产，才能解决农民食衣问题。朱熹未必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但他在乡间耳闻目睹，对于劳动生产有系统体认。他认为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使其妇子合哺鼓腹，无复饥冻流移之患”②，即不使百姓受冻挨饿，到处逃亡。在这里，他把农业生产直接与维持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