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渗润着伦理道德观念。“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①尽管富贵是人们所欲求的，贫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但君子对于财富和贫贱所应持的态度和标准，是道和仁。如果道就是道义或道德的话，那么，于道不当富贵，则应视富贵轻如浮云，无动无衷，即使富贵也不处，因为这是不应得而得之的；反之，假如于义当贫贱，则应安贫乐贱，于贫贱而不去。就仁来说，这是君子的重要品德。所以朱熹说：“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①君子之实，就是不贪不厌，不离仁，如果既贪又厌，则“自离其仁”了。君子在富贵与贫贱的取舍之间，要合乎仁这个标准。
在宗法等级社会中，贫富和贵贱紧密结合，贵者就是富者，贱者就是贫者。因此，贫富、贵贱，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体现，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所以贪富贵厌贫贱，是等级社会意识。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道：“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②在这里，朱熹把等级社会意识说成是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是君子和小人共同的“人之常情”。然而，“君子”比“小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君子”“以非义而得富贵则不处，不幸而得贫贱则不去耳。”③尽管君子得富贵而不处，但毕竟“有非道以得富贵者”，④这就如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官米；兼并土地、不伏赈粜的豪右朱熙绩之类。由于他们“非义”、“非道”而得富贵，因而，朱熹对其进行了弹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看到了贪富贵、厌贫贱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有价值的。但他把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归结为贪富贵、厌贫贱，也有不全面之处。因而，他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便援伦理道德学说入财富观念，把财富的获得与伦理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企图用伦理道德规范来调节对于富贵的追求，以使其不危害社会的稳固为原则；调节贵与贱、贫与富的冲突，以统治者不竭泽而渔，被统治者安于贫贱而不反抗为原则。
当然，这种“不当得而得”的富贵现象，不仅指统治集团内部而言，更重要的是针对那时民众心理和农民军领袖钟相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而发的。“均贫富”，就是使占有生产资料与丧失生产资料者之间得到均等，使贫贱者与富贵者得以均平。尽管这是农民平均主义的幻想，但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农民小资产者的平均思想是正当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了反对等级专制的不平等现象，这在朱熹看来就是“非道”、“非义”，“不当得而得之”者的范围了。
朱熹在处理财富和道德的关系时，以道德为第一位，财富为第二位。孟子以为为政要以仁义为先，而不能谈财利。《孟子·梁惠王》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由于孟子反对财利，尽至忽视“辟草莱，任土地”①等生产活动，而宣扬“仁义”，被当时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②朱熹对于孟子这个思想的态度是，一方面维护，另外也加以捐益。他依据当时的时势，认为完全否定“利”和“辟草莱”是不行的，并认为孟子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也不对。他说：
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
固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吾
以苟为一切之计而已，是申商吴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
也必远。①
尽管朱熹也说过“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②但并不完全反对“功利”，而只以“仁义”为先，“功利”为后；不去谋“利”而不是不要“利”，这是对孟子的捐益。不过，他要求以“仁义”来“制万事”，就是以伦理道德规范来制约财利等经济问题。如果以“利”为先，那便是申不害、商鞅、吴起、李悝之徒。其结果，必亡国灭身。
那么，如何获得财富？《论语集注》中有这样一段话：“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叁假设财富是可以追求的，即使去做贱役而求得它，也在所不辞。然而，财富、贫穷是命定的，不是去追求而能得到的，何必空取屈辱呢？在这里，朱熹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用“命定论”来讲财富的取得问题。这样，人们便安于义理，“安贫乐贱”，不要去求富厌贫，以至犯上作乱。当然，“安贫有命说”，对于统治者内部各集团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统治者内部各集团之间的财富与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有时是很激烈尖锐的。“安贫有命说”是缓和它们之间冲突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以“安贫有命说”来限制财富的获得，说明财富的取得要服从于“仁”、“义”或“义理”。可见，朱熹并不一味否定财富的作用，而是不要侈谈财富。
朱熹进一步提出了“民富”与“君富”的关系问题。他说：
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①富其君者，夺民之财耳，而夫子犹恶之。况为土地之故而杀人，使其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也。②
民的贫、富与君（即国家）的贫、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民富是君富的基础，百姓富足了，君（国）也不会贫困。反之，亦然。只能是水涨船高，民富而国富强。如果，夺民之财而“富其君”，则犹如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看来“君”是富了，但百姓却一贫如洗，生活不下去，其结果必然是揭竿而起，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因此，朱熹主张要制止国家对于百姓的厚敛。他看到民富与君富的相互依赖关系，具有合理性和深刻性。
在宗法等级社会中，贫富和贵贱紧密结合，贵者就是富者，贱者就是贫者。因此，贫富、贵贱，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体现，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所以贪富贵厌贫贱，是等级社会意识。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道：“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②在这里，朱熹把等级社会意识说成是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是君子和小人共同的“人之常情”。然而，“君子”比“小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君子”“以非义而得富贵则不处，不幸而得贫贱则不去耳。”③尽管君子得富贵而不处，但毕竟“有非道以得富贵者”，④这就如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官米；兼并土地、不伏赈粜的豪右朱熙绩之类。由于他们“非义”、“非道”而得富贵，因而，朱熹对其进行了弹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看到了贪富贵、厌贫贱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有价值的。但他把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归结为贪富贵、厌贫贱，也有不全面之处。因而，他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便援伦理道德学说入财富观念，把财富的获得与伦理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企图用伦理道德规范来调节对于富贵的追求，以使其不危害社会的稳固为原则；调节贵与贱、贫与富的冲突，以统治者不竭泽而渔，被统治者安于贫贱而不反抗为原则。
当然，这种“不当得而得”的富贵现象，不仅指统治集团内部而言，更重要的是针对那时民众心理和农民军领袖钟相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而发的。“均贫富”，就是使占有生产资料与丧失生产资料者之间得到均等，使贫贱者与富贵者得以均平。尽管这是农民平均主义的幻想，但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农民小资产者的平均思想是正当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了反对等级专制的不平等现象，这在朱熹看来就是“非道”、“非义”，“不当得而得之”者的范围了。
朱熹在处理财富和道德的关系时，以道德为第一位，财富为第二位。孟子以为为政要以仁义为先，而不能谈财利。《孟子·梁惠王》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由于孟子反对财利，尽至忽视“辟草莱，任土地”①等生产活动，而宣扬“仁义”，被当时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②朱熹对于孟子这个思想的态度是，一方面维护，另外也加以捐益。他依据当时的时势，认为完全否定“利”和“辟草莱”是不行的，并认为孟子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也不对。他说：
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
固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吾
以苟为一切之计而已，是申商吴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
也必远。①
尽管朱熹也说过“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②但并不完全反对“功利”，而只以“仁义”为先，“功利”为后；不去谋“利”而不是不要“利”，这是对孟子的捐益。不过，他要求以“仁义”来“制万事”，就是以伦理道德规范来制约财利等经济问题。如果以“利”为先，那便是申不害、商鞅、吴起、李悝之徒。其结果，必亡国灭身。
那么，如何获得财富？《论语集注》中有这样一段话：“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叁假设财富是可以追求的，即使去做贱役而求得它，也在所不辞。然而，财富、贫穷是命定的，不是去追求而能得到的，何必空取屈辱呢？在这里，朱熹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用“命定论”来讲财富的取得问题。这样，人们便安于义理，“安贫乐贱”，不要去求富厌贫，以至犯上作乱。当然，“安贫有命说”，对于统治者内部各集团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统治者内部各集团之间的财富与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有时是很激烈尖锐的。“安贫有命说”是缓和它们之间冲突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以“安贫有命说”来限制财富的获得，说明财富的取得要服从于“仁”、“义”或“义理”。可见，朱熹并不一味否定财富的作用，而是不要侈谈财富。
朱熹进一步提出了“民富”与“君富”的关系问题。他说：
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①富其君者，夺民之财耳，而夫子犹恶之。况为土地之故而杀人，使其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也。②
民的贫、富与君（即国家）的贫、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民富是君富的基础，百姓富足了，君（国）也不会贫困。反之，亦然。只能是水涨船高，民富而国富强。如果，夺民之财而“富其君”，则犹如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看来“君”是富了，但百姓却一贫如洗，生活不下去，其结果必然是揭竿而起，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因此，朱熹主张要制止国家对于百姓的厚敛。他看到民富与君富的相互依赖关系，具有合理性和深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