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以读书穷理和教书育人为主，然而在他一生短暂的从政日子里，则充分体现出他对自身道德的实践和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的社会追求。自从先秦周公、孔子以来，中国的执政者，无不标榜自己的统治是以民为本的。然而这种所谓的“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在大多数的年代和场合里，基本上只是一种难以实行的口号而已，很难得到切实的施行。到了唐宋以来，官僚阶层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力量，皇帝的统治意志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执行实施而得以落实。于是，所谓的“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也就成为官僚们，不论是贪官奸臣，还是清官廉吏的一句口头禅。中国历代的许多官僚，在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大多成为言行有别、表里不一的双重性格人。
  中国历代官僚之所以形成了所谓“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言行有别、表里不一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单向性。在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皇帝以及官僚的上层，对于下属，基本上拥有荣辱予夺，甚至生死予夺的单向大权。下级官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就不能不服从于上级官僚乃至皇帝的颐指气使。如此一来，我们或许可以把中国皇权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表述为“以上为本”“执政为上”的原则，这样更切合中国官场的历史实际。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我们反观朱熹所极力倡导的以自身道德气节修养为做人根本的理念，就显得尤为可贵。宋代的理学家们，当然包括朱熹及其弟子在内，主张义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朱熹，率先提出了“道统”的概念。显然，朱熹提出的“道统”一词，是有其现实的针对性的。他希望利用“道统”的相对独立性，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解释权”，对现实政治与社会，也就是所谓的“治统”，实施批评和一定程度的干预以及支持或抵制。我们或许可以换句话说，朱熹希望通过保持士人自身较为独立的道德修养与品行人格，勇于对不合理的社会政治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批评、干预、支持、抵制。套用现代的时髦话语，就是有着自身较为独立的道德修养与品行人格的士人、知识分子们，应该对现实政治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和批判精神。朱熹的高足黄榦曾经记载了一件广为后人称道的事情，即淳熙十五年（1188）宋孝宗第三次召见朱熹时，有位官员好意提醒朱熹在晋见孝宗时，尽量不要讲皇帝不爱听的诸如“正心诚意”一类的话，朱子很不客气地回应说：平生所学，唯有这“正心诚意”四个字，你难道要老朽以沉默来欺骗皇上吗？——“有要之于路，以正心诚意为上所厌闻，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岂可回互而欺吾君乎！”①这一典故，充分反映出朱熹所追求的士人所应坚持的有着相对独立性的自身道德标准与执政理念，而不应唯上是从，丧失自我。
  但是，朱熹的这种政治理想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在宋代之后的历代王朝中，也是很难实现的，甚至有难上加难的趋势。从宋代以来的政治现实来看，这种政治上的批评、干预与抵制行为，正是一般的官僚们所不敢触及的。士人们也就不能不大多丧失了自己的某些人格与立场，沦为言行有别、表里不一的庸碌官僚。然而我们从朱熹短暂的从政经历中，却看到了他的努力实践。
  在本书的论述中，我多次提到朱熹在地方官任上，尽其所能，为民请命，为百姓办实事。如在浙江任上，恰逢大灾，朱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政府陈情，要求给予各种救灾救荒的政策和资源。从表面上看，地方官员遇到所辖区域发生自然灾害，向中央政府陈情并索要救灾救荒资源，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和官僚体制之下，地方官员不断地向中央政府索要资源，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许多官员为了固禄保身，往往是做些表面文章，至于中央批准与否，就不甚在意了。甚至有些官员，隐情不报，粉饰太平，不顾民生。朱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他为了百姓的安危，完全不顾自己的仕途风险，不厌其烦地向中央政府恳请索要种种政策和救灾救荒资源。他这样做，其政治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全然不顾，甚至在上奏中直言朝廷执政及相关衙门不肯体察灾民灾情，耽误救灾急务。他在《奏救荒画一事件状》中就曾把指责的矛头直指中央执政各衙门大臣，他说：“臣所奏请固皆今日所当施行，而此项最为急切。窃恐大臣进呈之际，谩将一二项不甚紧要事节量行应付，却将此项沉匿，不为施行。俟臣再请，则又费月日，致失机会。……今朝廷施行事体缓慢，歼弊百端，不称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如此。”①这种言辞的奏状，大概也只有朱熹才敢撰写和上呈，这不啻开罪于所有的执政大臣和相关上司衙门的大臣。不仅如此，他还希望皇帝责令各执政大臣好好学习体会北宋苏轼与林希的书文，认真救荒。他上奏说：“臣曾摹得苏轼与林希书，说熙宁中荒政之弊，费多而无益，以救之迟故也。其言深切，可为后来之龟鉴。……已申纳尚书省，或蒙宣索，一赐览观，仍诏大臣常体此意，不胜幸甚！”①朱熹这些既尖锐又天真的做法，无疑给自己的仕途制造了莫大的障碍。但是由此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朱熹为了拯救灾民、饥民，已经不顾个人得失，一切以百姓的民生为意。而这种不顾个人得失、执政为民的官场行为，正是因为朱熹自始至终把自身修养放在首位，坚守自己的道德标准而后施于天下的理念，言行合一，亲民为民，才能在施政过程中得到切实的实践。唯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儒者”。再如朱熹的高足陈淳，一介布衣平民，没有担任官府的职务，但是他能够修身养德，对于地方的事务，不避嫌疑，多方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净化当时漳州地区的政治环境，消除地方行政上的诸多弊端，以及减轻百姓的沉重负担，竭尽了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即“儒者”的社会责任。这种文化精神的继承，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后世予以深思与效法的。
  近二十年来，国人对于“国学”的兴趣大增，尤其是对于“国学”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视。朱子学无疑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要探究朱子学的当代价值的话，我觉得仅从中国哲学史的“义理”“心性”层面，探索出来的所谓当代价值可能过于抽象。然而，如果从历史学的视野，则至少可以探究出本书所总结的这三点价值来，即朱子学中的“社会建构管理之学”，包含着某些跨时代意义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坚守士人、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标准和高尚品格，是处世、济天下的根本之道；保持士人、知识分子的某些社会政治文化批判精神，秉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上为本”的人格独立性。我认为，本书所归纳出来的这三点，即使是到了今天，依然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依然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不能随意予以否认。
  从中国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无论是孔子的儒学，还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及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在其形成之初，都不乏各自优秀而积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特别是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其所包含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监督意义，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一旦被社会当政者纳入其制度化的轨道，则必然逐渐沦为专制统治的附庸，从而日益显露出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性格。宋代理学及朱子学到了近现代，受到学者们的诸多误解，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尝试着从历史学的视野探索朱子学的许多为以往人们所忽视的领域，就是希望对朱子学的跨时代意义，有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发现与理解。当然，朱子学中的“义理”“心性”之学，与朱熹及其弟子们的实际行为和社会政治实践，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二者不可截然分开。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历史学考察的探索，能够为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窗口，从而推进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学、教育学、科技史学、艺术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的学科，相互协作，齐头并进，把朱子学和国学的研究，切实地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