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当代的新儒家们，十分推崇儒家的所谓“内圣外王”。我们姑且不论在宋代以后皇权专制体制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加剧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所谓的“内圣”与“外王”，是很难统一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单是纵观朱熹所倡导的士人“为学之道”，便可以明显看出，所谓的“内圣”，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而“外王”（这里的所谓“内圣”与“外王”，只是借用之词），仅仅是第二位的，二者不能等同而语。
  我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提到朱熹对于读书为学的态度。“修身”，即个人的道德修养、气节修养，是读书为学的根本，只有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气节修养到达相当的高度时，才有可能承担起社会标杆的责任，从而才有资格成为管理社会与管理国家的人才。因此，对于那些汲汲营营于场屋考试之道，以读书作为入仕升官以及牟利发家之阶的读书人，朱熹是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的。朱熹所倡导的这种以“修身”为根本的为学之道的言论，在他的著作中，所在多有。他甚至鼓励学子们说，读书其实并不难，“夫所谓圣贤之学者，非有难知难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修其身，而求师取友、颂诗读书以穷事物之理而已。……特怵迫于俯仰衣食之资而不暇顾，诱夺于场屋雕篆之习而不及为也。……使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日笃，而身无不修也；求师取友、诵诗读书之趣日深，而理无不得也。则自身而家，自家而国，以达于天下，将无所处而不当，固不必求道义功烈之显于时，则根深末茂、实大声闳，将有自然不可掩者矣”①。
  自从隋唐时期中国历代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士人读书的目的，功利性的趋向日益明显。在宋代社会的现实中，由于科举与利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许多读书学子最直接的功利性目标，是如何尽快地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因此，这种功利性的读书为学目标，与朱熹所期望的修身培养高尚品德的终极目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差距。如果天下读书人都是以科举应试、入仕升官为目标，而不注重培养自身的高尚品德，修身立志立德，那么虽然饱读经书、擅长文辞，却也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文化地位等，乱政枉法，贪污舞弊，危害国家与社会，残害民众。当然，就社会现实而言，坚持以修身立志立德为读书终极目标的人，也许会因不合时宜或不肯同流合污而难于显达其身，境遇困窘，然而，君子固穷，道德的力量仍然是读书人所应始终坚持的社会追求。
  隋唐宋明以来中国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延续，相对于先秦以来的诸侯世袭制度以及汉晋时期的士族门阀体制对于政治地位的垄断承继，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平的进步。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只要努力读书，通过科举考试，都有可能进入士人阶层，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进而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命运。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相对体现社会公平的科举制度，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皇帝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形成和运行的。在这种中央高度集权与皇帝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成功了的士人们，很快就变身成为皇权专制体制下的官僚体系的一分子。而一旦成为皇权专制体制下的官僚体系的一分子，他们往往也就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逐渐丧失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和品格独立性，去适应官僚体系中那种唯上、唯权的权势崇拜主义的政治生态，成为一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的性格分裂的双面人。即使其中有一部分官僚的社会良知尚在，但是在强势的皇权、官权面前，其道德坚守往往也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里，如何坚持士人、读书人的自主人格，在浑浊的政治生态中辨明是非，无疑是所有士人、读书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在这种情景之下，朱熹及其弟子们提出了读书必须以修身立志、培养自身高尚品德为终极目标，不仅在当时具有切中时弊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这种理念，对于后世，乃至今天，以至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跨越时代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