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人们对于朱子学的关注，大多集中在朱熹及其后学的义理心性的思想层面。而从历史学的领域来考察，朱子学至少应该包含“义理心性之学”和“社会建构管理之学”这两大相辅相成的结构。我们通常赋予朱熹“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称号，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称号不仅带有明显的西方话语的移植色彩，而且它只涵盖了朱子学的某些部分，而不是其全部。我们不妨尊称朱熹为“中国伟大的儒者”，因为真正的儒者是无时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是无所畏惧的。或许，晚明忠烈之臣杨继盛的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和现代著名学者李大钊先生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多少可以体现出中国儒者的真正风骨。
  事实上，朱子学的所谓义理心性之学，延续至明清时期，基本上已经走上学术化的道路，这种学术化的朱子学，其精义很难为一般的民众所了解，即使是我等这些本不是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学科研究的外行读书人，有时也是一头雾水。我们经常谈到，自宋代以后，朱子学成为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但是，我们很难看到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们对于朱子学的所谓义理心性之学怀有多大的兴趣。无论是历代的统治者们，还是一般的士人民众，对于朱子学的认知，恰恰集中在朱子学的“社会建构管理之学”上面。历代的统治者们热衷于朱子学的“社会建构管理之学”，是因为朱熹强调社会管理中的个人行为必须遵循“仁、义、礼、智”的准则；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上下有别的“孝悌之道”。而从一般的士人民众角度看，朱子学的“社会建构管理之学”为民间社会设计推行了可以作为世代延续的生活方式。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已经与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一般士人民众的繁衍生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现代的学者们，对于宋代以后历代的统治者热衷于朱子学的“仁、义、礼、智”准则以及“孝悌之道”等，大多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这多少是由于现代学者们缺乏历史观而造成的一种误解。我在本书卷一的第一篇《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以朱子学、理学为例》中，着重提出了朱子学、理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演变。例如，我们从宋代“理学”对于“节孝”的倡导到明清时期国家政府对于“节孝”行为的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出，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士大夫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律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到激烈化的、非人性化的歧途。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到了明清时期演化为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学，这对理学、朱子学本身而言，并不完全是件好事。统治者需要理学、朱子学来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势必对原有的理学、朱子学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没有被实施实践的可能性。朱子学、理学的“义理”“气节”主张，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和爱好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这种经过改造和诠释的“贞节”“孝道”，就不能不与宋代理学家们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距。
  再如朱子学“社会建构管理之学”中的“孝悌之道”，也是备受现代学者诟病的重要内容。现代学者们关注到历代统治者所推行的“移孝作忠”的专制虚伪的统治之术，但是这种“政治之孝”，同样与朱熹及其弟子们关系不大。我在本书卷一之三的《朱熹及其学生的社会教化实践》以及卷三之八的《从＜谕俗文＞看真德秀的孝道与民间社会管理理念》等篇章中，都论述到朱熹及其弟子对于“孝悌之道”的倡导，这种倡导，主要是适应于民间基层社会以及家族、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朱熹及其弟子们倡导的“孝悌之道”称之为“人伦之孝”。而从“人伦之孝”向“政治之孝”的转变，同样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稳固自身的专制体制而移花接木出来的。我们在讨论朱子学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时，如果忽视了时空变迁的历史观考察，那么这种考察无疑是十分偏颇的。
  由于受到明清以来理学和朱子学政治化、封建专制制度强化以及“移孝作忠”等专制虚伪统治之术盛行的影响，许多现代学者连带把朱熹等宋儒们建构推行实践的诸如家族制度、民间社会组织、以“孝道”为核心的人际社会关系及个人行为规范等，一并予以批评贬抑。我们应该清醒理性地认识到，一种可以得以延续的社会管理体系，是不可能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社会生产形态相适应的。朱熹及其弟子们在基层社会教化方面，期望在中国的民间基层社会，构建一种以“孝道”为基础的，以尊上爱幼、乡里和谐、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秩序。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两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传统的“孝道”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道德精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孝道”的施行，并且由此所构建起来的以尊上爱幼、乡里和谐、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秩序，可能是这个社会所能建立起来的最具合理性的社会秩序了，我们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可以替代朱熹等所构建的这种民间基层社会的社会秩序。而恰恰相反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等环境的变迁，某些执政者及社会风教的导向者们，一度把中国传统的“人伦孝道”与社会管理秩序予以批判打破，其流毒至今，致使中国社会的祥和之气渐失起初，拜金拜权的社会风气甚嚣尘上。这一系列社会风气的剧变，不能不说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而引起的。因此，无论是“孝道”，还是以“孝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尊上爱幼、乡里和谐、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秩序，都具有长时段的历史适用性，即使是在当今的欧美各国，提倡社区之内的守望相助、和谐共处，也依然是他们进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显然，我们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必须从朱熹等所构建的这种民间社会秩序的理念中吸取许多合理的因素。套用一句西方人士所津津乐道的话语，朱熹及其弟子们所倡导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乡里和睦的民间社会管理体系，毋庸置疑地具有人类社会跨越时代的某种“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