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唐宋以来，福建以及明清之后的台湾地区，一代又一代的儒者为福建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儒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及对世界与社会的认知，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学说，共同构建了福建地区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儒学整体概貌。特别是宋代的朱子学和明代的卓吾之学，以及清代后期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启蒙之学，其影响力不仅在福建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就全国范围来说，这三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也是秀峰并峙、无可替代的。
  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于朱子学和卓吾之学的评论还是各持一端，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对于其他的一些不同风格的儒学学说，也是各唱各调，很少有人思考同为福建出生的儒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精神联系。要厘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福建文化发展的源头历史以及汉唐以来的文化轨迹中进行综合的思考。众所周知，中国上古时期的南方地区，是众多少数民族散居的区域。而在北方地区，则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先进的所谓“华夏文明”。先进的“华夏文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典籍中，有关华夏文明及中国古代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脉络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南方地区上古史的研究，文献既少，且不足凭靠。传统文献中有关南方历史的记载，大约只可作为印证、阐释或附会之用。总体说来，北宋中期以前，有关南方地区历史的记载，可以说主要出自北方士人或持华夏正统观念的南方士人之手，他们对南方地区的描述，主要是立基于华夏正统观念以及中原士人观念，并且在这种观念之下衍生出对南方地区的看法，而并非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的客观实际。正史中的记载尤其如此。我们曾仔细分析了自《后汉书·蛮传》以来有关“蛮”的记载，说明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所谓“南方蛮”，只是华夏士人的看法。其他的许多著述，也都带有浓郁的华夏士人风格，有明显的偏见。①正因为如此，终其汉唐之时，虽然福建作为后开发区域，已经出现了少量入仕中原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对于福建家乡文化的话语权，我们今天很难看到其有着值得关注的影响力。
  五代、宋以来，福建的社会经济开发进入到全面进步的重要时期，福建本土出生的知识分子的数量迅速增长，很快地可以与中原的一些先进地区相媲美。在这种情况下，福建以及其他中国南方的士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做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贡献，我们在阅读早期福建及其他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著述时，不难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为一名“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的表述中，已经使自己不知不觉地演化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的追随者。我们在福建杨龟山的家乡，看到了他立愿逝世后葬身于墓门朝北远望北方师门的坟茔；我们在游酢的乡里，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关于他们“程门立雪”的传说记述。老实说，对于这样的传说和记述，我一直心存疑问：程氏作为宋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为何会有如此不合情理而有悖于孔圣人诲人不倦的教训，苛待南方学子？这种带有明显矫情意味的传说，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难以言喻的文化心态，即以把自己变成一名北方式的“士子”为荣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看到的唐宋时期许多南方人所留给我们的文献，与其说是“南方人的著述”，倒不如说是“南方人替北方人著述”，恐怕更为妥当。尽管如此，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一事实，后进地区的文化继承与发展，先以向往模仿先进地区的文化模式为路径，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到了南宋时期，福建的社会经济地位又得到迅速的提升。一方面，随着北宋政权的衰亡，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沦为北方少数民族的管辖地；而另一方面，福建地区远离战乱的冲击，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得以提升，南宋的都城迁移到杭州，福建地区俨然成为南宋首都的“拱卫之区”，再也不是以往人们所认知的福建属于边陲之地的概念了。随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以及出现了超越北方的趋向时，福建及其他南方士子的文化心态也会出现许多微妙的变化。我们从北宋的许多历史典籍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北宋时期，许多著名的北方士子，对于南方的变化及士子的涌现，很不以为然，甚至出现了某些鄙视谩骂的文字。但是到了南宋时期，类似的文字就相当稀少了。反之，赞许、向往福建地区士子知识分子的文字多了起来。这其中，朱子学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化标志，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朱子学”的研究，仅仅着眼于理学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朱熹在世时，是以清议的本色而屹立于闽中的。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偏安于半壁江山，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学术，均弥漫于腐败昏庸之中，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福建学人，目击国家的衰败与世道的沉沦而痛心疾首。他们著书立说，批评朝政，很快引起了国内正义之士的注目与拥戴，而朱熹本人也成了一些当权者的眼中钉，被斥为“伪学”，屡屡遭到政治迫害。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摆脱不了“托古改制”的老路，但是他那种敢于突破不合理的传统，敢于面对权贵，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与当权者相抗衡的性格，无疑是福建文化学术能够异军突起的精神支柱。至于朱熹生前历经磨难，身后却备受推崇，被明清统治者奉为理学正宗，支配中国思想文化界达六七百年之久，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是出于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与朱熹坚持批判创新的人文精神毫不相干。朱子学的形成，对于传统儒学的反思与重新诠释，对于在社会经济已超越北方而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地带的南方文化的自觉，可以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伟大作用。而这种反思与自觉的核心，就在于勇于突破旧的文化传统思维，创新出一整套足以指导并适应南宋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学说的创新性，势必与旧的体制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既是朱熹本人屡遭厄运的根源所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他的创新学说对于当时社会政治体制的冲击以及对于后世文化的重大启迪意义。
  当然，宋代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与文化教育的兴盛，在官僚政治体制的笼罩之下，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被吸引到极具功利诱惑力的官场之中。在宋代，诸如兴化的蔡氏、闽北的曾氏、泉州的吕氏，在当时的政治权力舞台上炙手可热，显赫一时；明清时期，福建籍人士继宋代的繁盛之后，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僚阶层的人数，一直保持在全国的先进行列，而进入中央政要者也不乏其人。①然而这种仕途功利的诱惑，并没有完全消磨福建地区许多知识分子的道德义理追求，他们依然承担起了儒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明代李贽的出现，是继朱熹之后福建儒者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位。
  明代后期卓吾之学的出现同样也不是偶然的。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商品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基层商业市镇不断涌现，并且形成许多带有地域经济特色的商帮集团。在海外贸易方面，私人海上走私贸易已经超越传统的政府朝贡贸易体系。随着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对海外市场的探寻与开拓，东西方的商业贸易日趋密切，形成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在这种新的世界贸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福建沿海的海商集团及其贸易活动，已经日益参与到世界贸易的网络之中，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李贽及其学说的出现，就不单单是个人的学识修养问题，而是体现了时代变迁的一种全
  新的文化思考。
  当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反思传统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福建泉州的李贽。李贽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汉回结合的商人家庭，从小在沿海浓厚的海商气氛中受到熏陶。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敢于冲破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卑孔叛圣，对传统儒家经典著作采取批判态度，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提倡童心，要求思想解放，这对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禁锢人心”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在严密思想封锁的历史长流中，迸发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我们在上面论述到，朱子学的宝贵人文遗产之一是宋儒们对于民间社会规范秩序的建构，道德义理的实施应当更为扎实地在民间社会得到推广。其实，我们从李贽著名的尊重个体的人本主义以及“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等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到两位不同时代哲人对于民间社会及其伦理文化的高度重视。从这点上我们也许可以说，朱子学与卓吾之学是相通的，而不是相悖论的。李贽在明代后期所向往的社会及其道德属性，是一个充满人性自然与本真心境的更加庶民化的理想国。可令人遗憾的是，李贽等人的这种新的人文思想，并不能在当时得到顺利的滋长，李贽本人也被迫害致死。但是他的影响却在国外或在数百年后的我国发挥了进步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自谓在生死观上颇受李贽《焚书》的启发，在日本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至五四运动时期，吴虞等人也曾引用李贽的学说作为反传统斗争的思想武器。①这一切都说明作为福建人的李贽，有着极为执着而深远的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性格。这种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虽然不容于专制体制日益严密的明清社会，但是他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敏锐学识，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足以思考与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
  清代中后期，中国的传统社会，特别是政治与思想体系，进入日益衰败的没落阶段，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以其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帝国进入到“苦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在暮气沉沉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同样也迸发出少量极为可贵的、勇于创新探索的儒者，而在这有数的儒者中，福建籍的知识分子们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群体。福建一直是中国与海外交通的一个重要窗口，一座沟通中国文化与海外文化的桥梁。鸦片战争后，注重经世致用的福建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打破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文化思维的急迫性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很快把注意力从关心国内问题转向关注外交关系，注重研究西洋国家上。
  在研究西方上，走在最前列的是林则徐。在广州时，他组织人力翻译澳门报刊，选编《澳门月报》，还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编为《四洲志》一书，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对后世影响很大。著名思想家魏源继承了他的工作，编写《海国图志》一书，为中国人展开了整个世界的画卷。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正式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维新思想也相应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福建知识分子在维新思潮兴起的过程中，表现突出，贡献巨大。严复是福建也是全国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之一。除严复外，在福建维新思潮兴起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林旭、陈宝琛、陈衍、陈璧、林纾等人。甲午战争后，严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首先翻译了赫胥黎论文集中的一部分，取名《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1894年至1909年的十多年间，他还先后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这些著作的译介，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且深刻教育和启迪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整整一代热血青年。毛泽东曾将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一道，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
  无论是林则徐、沈葆桢，还是林纾、严复，他们都自许为一名儒者。但是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他们却敢于冷静地对待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寻找可以拯救家国的全新学说。因此，我们从严复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进化论的热情倡导，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民主政治观的推崇，以及极力宣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严复认为，实现国家自主自强的根本在于利民。因此，他特地撰写了《原强》一文，提倡全面发展人民的力、智、德，来振兴国家。首先是鼓民力。严复认为，提高全国人民的体质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他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民智者，富强之原”。他认为“西方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严复所谓的“新民德”，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作为一位受过良好而又严格儒学传统教育出身的学者，敢于一反传统，积极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敢于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看作是民德的摧残者，是民族危亡的社会原因，敢于对君主专制鞭辟入里地进行批判，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热情倡扬与向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不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②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严复的文化贡献及其社会思考，依然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其学说必将产生深远的时代影响。
  当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以朱熹、李贽、严复为代表的福建历史上的三座文化思想高峰，他们的历史际遇是不同的，朱子学的历史影响力，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因受政治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负面的，都要比明代后期李贽之学和近代严复的启蒙之学要大得多，深远得多。文化思想历史影响力的深远与短暂，除了取决于学术自身的魅力与精髓之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种文化思想所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社会环境。就朱子学而言，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其兴起是为了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变迁，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为朱子学的长期延续与弘扬提供了较为长久的社会文化影响力，特别是朱子学中的优秀部分，已经融入到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中，它所发挥的影响力，将随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变迁，愈发具有深远的生命力。但是明代后期的李贽之学，它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封建社会传统的瓦解与新时代的即将来临。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传统意识的极端顽固性，中国最终未能出现新时代、新社会的变革。换言之，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毕竟不能为李贽之学的发展及其产生深远的影响力提供适宜的土壤，李贽之学的凋零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虽然每到中国社会即将出现重大变革的时候，敏锐的文化思想家和革命家们，都会想起李贽之学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影响力只能是有限的、断断续续的。同样地，清代后期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启蒙之学，其所适应的社会环境，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向人们显示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艰巨性与不可复制性，严复的近代思想启蒙之学，同样也就缺乏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这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影响力相对而言是比较短暂的。严复的近代思想启蒙之学和明代后期李贽之学一样，当社会需要变革的时候，人们往往想起了它们；当社会沉寂下来的时候，它们也会为大部分的人所遗忘。
  尽管各自的历史际遇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朱子学、李贽之学，还是严复的近代思想启蒙之学，他们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无可替代和开创性的。我们从宋代以迄近代的文化思想演变过程中就不难看出，福建的儒者们，都是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与历史作用，而这种文化影响力的产生及其永久的生命力，正是源于他们的共同精神核心——勇于批判某些陈旧不合时代进步的传统，力求创新进取。我们今天回顾并且撰写《闽台儒学史》，正是希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共根同源的闽台同胞们，谨记我们先辈所怀抱的这种敢于扬弃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共同精神核心，继续进取，为我们的家园，营造无愧于先人的永恒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