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玉湖书院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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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3904
颗粒名称: (三)玉湖书院的历史变迁
分类号: B244.7
页数: 4
页码: 430-433
摘要: 本文记述了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仰止堂”书院,起先是为家族子弟读书论学提供的固定场所,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不久便成为接纳当地学子名流的地方性书院。
关键词: 玉湖书院 历史变迁

内容

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仰止堂”书院,起先是为家族子弟读书论学提供的固定场所,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不久便成为接纳当地学子名流的地方性书院。明代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把“仰止堂”归入“学校”的范围之内,并且记其沿革情景云:
  仰止堂,在白湖陈俊卿旧第东偏,朱文公尝馆焉。堂之前有山曰壶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耸立。俊卿之子宓、实从文公讲学于此,思文公而不得见,登其堂,望其山,如见其人焉,因此高山仰止之义以名之。黄榦为记。其后邑人黄绩从宓及潘柄学,复与同志十余人集于堂中,旬日一讲。二师既卒,绩遂率同门友筑东湖书堂于县之望仙门外东畔,而请田于官,春秋祀焉,读约聚讲,如二师在时。及绩卒,绩之子仲元推广先志,崇奉尤谨。今二堂俱废。①
  根据以上记载,大体可以知道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仰止堂”书院,自陈宓之后,有黄绩及其子黄仲元等继续予以发扬光大,在“仰止堂”之外,又增设了“东湖书堂”,成为莆田当地一所较有影响力的学校。但是到了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黄仲昭撰写《八闽通志》的时候,“仰止堂”和“东湖书堂”都已经荒废了。
  宋代时期,福建的莆田地区文化教育之风极盛,科举之业甚为辉煌,进士出生的士人不下千人,国内一般的县区,罕可与之媲美,故有“文献之邦”的称誉。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之后,莆田的文化教育之风有所衰落,特别是经历了嘉靖年间(1522~1566)的倭寇之乱,地处沿海的莆田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兵寇之灾,社会经济文化严重受损。因此,莆田玉湖陈氏家族创立的“仰止堂”书院,失去了南宋时期的风貌,再也不能得到恢复。延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莆田人林兆恩创立“三一教”,有一部分玉湖陈氏族人信奉其教,“仰止堂”旧址逐渐成为“三一教”传教的重要道场。
  “三一教”创始人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出生于莆田县埭内赤柱官宦之家,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十四日病逝,终年82岁。林兆恩先事举子业,屡试不第,后专心求道,精心研究儒、道、释之学,研求心身性命之学,糅佛、道、儒三家学说为一体,创三教合一学说。在东岩山林富的别墅传教授徒,信徒很快遍及莆田及邻近诸县。教徒尊为三一教主夏午尼氏道统中三一教度世大宗师,或简称为三教先生、三一教主、夏午尼氏。故三一教又称为“夏教”。①
  关于莆田玉湖陈氏家族“仰止堂”书院演变为三一教道场的经过,陈氏家族的后人如此写道:
  (莆田)阔口古时地名“白湖”,又名“玉湖”,南宋名相陈俊卿、陈文龙故里。玉湖陈氏先祖素来重视家族子弟及乡里教育,曾私家设立学校,延师教习,俊卿四子陈宓(字师复,号复斋官直秘阁学士,理学宗师),曾从学朱熹,辟相府书斋作为学馆以教授学子。据莆田县志记载,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曾应聘于学馆中讲学。学馆位于府第东偏,前有壶山,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立,因取“高山仰止”之义,乃命馆名曰“仰止堂”。宋末陈文龙、陈瓒举兵抗元以身殉国,仰止堂与白湖境惨遭浩劫,被元兵夷为平地,玉湖子弟与村民四处逃难,往日之“百井千烟”竟成一片荒凉之地。及至明代,阔口境人丁逐渐兴旺,耆老乡贤继承先祖遗志,在仰止堂旧址上创建玉湖书院,作为境内子弟读书之所,藉以延续重教兴学之优良传统。
  明万历间,三一教主林龙江曾在玉湖书院讲学传道。莆田三教门贤陈标(字达全,莆田玉湖人),曾传教于福州、浙江、安徽、南京等地,著有文集《三山小草》。在积极致力于外地传道的同时,对家乡书院之存续与发展亦多有贡献。龙江先生成道后,书院即主祀三一教主,配祀观音菩萨、玄天上帝、文昌帝君及武圣关公等。殆至清康熙间诏毁三教祠时,书院以托奉文昌帝君以免其祸而幸存。民国时期由三教门贤陈暮禅(唐彬)主持院务,莆邑名士张琴等经常来书院传道讲学。农历每月初十日境内外三教弟子都汇集于此传经会道,一时群贤毕至,道友如林。莆城东郊这座古老的书院成为名闻遐迩的一方三教圣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至六十年代“文革”期间,院址成为阔口小学校舍,后又成为生产队集体仓库。1990年阔口村三教信徒组成董事会发起重修玉湖书院,境内外信众踊跃捐资,经精心修缮,院宇基本恢复旧观……保持明代布局、清代建筑风格。2000年6月,莆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确认玉湖书院为市重点文物保护点。同年,区民政局登记玉湖书院为宗教活动场所,并批准成立书院管委会。同时,书院也恢复每年农历四月初十和十月初十的会道活动,坚持每月初十的门人月会学习三一教经典。①
  林兆恩所张扬的“三一教”,其中儒学部分,基本上是延续王守仁的“身心性命”之学,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并不相同。因此,当清代前期康熙皇帝弘扬朱熹之学的时候,林兆恩的“三一教”一度被视为异端而严加取缔。“三一教”的门徒们,一方面可能是慑于朱熹的声名,一方面为了自保,就刻意把林兆恩的“三一教”与朱熹之学攀附起来,似乎二者并行不悖。在现今作为“三一教”道场的玉湖书院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攀附的文字,这里试举数则楹联为例:
  理学有宗道容天地大,玄谈无极德并日星明。
  朱子真传荫玉湖,林公夏教昭书院。
  圣地扬芬家学渊源承二相,名贤垂范人伦道统绍三尼。①
  从南宋陈氏家族的“仰止堂”书院至明代的“玉湖书院”,最后转化为林兆恩的“三一教”道场,以至于现今的“重点文物保护点”和“宗教活动场所”,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子学及其遗迹演变的另外一种途径。我在上面章节的论述中,多次提到明清以来皇权及政府对于朱子学的利用、改造,使得朱子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来的面貌与风骨。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功利色彩,民间宗教的穿凿附会,也同样在某种层面上,对朱子学的传承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作为南宋时期朱子学的坚定同道者——莆田玉湖陈俊卿、陈宓家族,随着明代以来社会的变迁以及陈氏族人文风学术的低落,严正的“仰止堂”书院在不知不觉中为“三一教”道场所占,也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慨叹的事情。

知识出处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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