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莆田玉湖陈家，在南宋时期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玉湖之名，源于陈家所聚居的地方有一片清澈的湖水，故称“玉湖”，或称“白湖”。淳熙八年（1181）莆田人黄公度因与先祖陈俊卿同登绍兴八年（1138）榜，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成为通家。陈家修撰族谱，请黄公度为序。黄公度在其序言中记陈家自北宋后期从浙江前来福建莆田，“（陈）仁迁于玉湖住焉”①，可知“玉湖”一名，在陈家从浙江迁居于此后不久，就已使用，并且沿用至今。
  玉湖陈家自北宋后期迁居莆田之后，传四世而诞生陈俊卿。陈俊卿在乾道八年（1172）为本家族族谱所撰写的《玉湖陈氏谱系图序》中云：“吾祖从钱塘而来，四历代而诞俊卿。盖隐约将百年矣。”②莆田玉湖陈氏虽然从浙江迁移而来历经百年，但是真正成为莆田的显赫家族，则是由于陈俊卿的登科出仕。陈俊卿《宋史·本传》云：“陈俊卿，字应求，兴化人。幼庄重不妄言笑。父没，执丧如成人。登进士，授泉州推官。……（乾道）四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淳熙晚年，“以少师、魏国公致仕”。淳熙十三年（1186）卒于乡，赠太师，谥正献。③
  陈俊卿与朱熹差不多为同时代人，陈俊卿年长朱熹十余岁，也比朱熹早卒十余年。陈俊卿在朝中执政时，虽身居高位，对于朱熹的道德文章却甚为钦佩，屡屡向宋孝宗举荐朱熹。朱熹为其他官僚所攻击时，陈俊卿亦屡屡加以保护。《宋史》记云：“在朝正色危言，分别邪正，势无顾避。所奏皆关治乱安危之大者。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屡尝论荐。熹不远千里哭之为状。”①《玉湖陈氏家乘》云：“俊卿生平雅善朱熹，屡尝论荐。其卒也，熹不远千里往哭之，又状其行。”②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也写道：“（俊卿）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卒谥正献。俊卿立志一以先哲为法。朱熹称其始终全德，无可指议云。”③
  不仅如此，陈俊卿还多次邀请朱熹到莆田讲学论道，为自己的儿子及子侄们授业，“凡三至焉”④。乾隆《玉湖陈氏家乘》上册引《八闽通志》所载，称陈俊卿的三个儿子，即陈守、陈定、陈宓，均受业于朱熹，“子守、定、宓俱从熹受学焉。守字师中，以荫历工部员外，凡六受郡符，三持使节，以廉介称。定字师德，早颖异，熹告以圣贤之学，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而求之。以父荫任右承奉郎”⑤。
  朱熹对陈俊卿及其三个儿子，也十分看重，交谊深笃。陈俊卿逝世，朱熹不远千里，从闽北武夷山中来到莆田吊唁哭拜。在朱熹的文集中，还保留了许多关于朱熹与莆田陈家父子的往来书信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字。在这些书信文字中，“与陈师中书”可能是朱熹书信集中为人们所引述评说最多的书信之一。该信写道：
  熹试郡无状，以丞相庇临之力，幸及终更，复叨除命。传闻尝污丞相荐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归见刘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称道者过实殊甚，使人愧惧踧踖，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谏止，使熹负此无实之名，他日反为门墙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书谢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日间，当有的便续修致也。归途所过，知识往往能道次舍经历之状，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旧第？区区不胜瞻仰也。熹闰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游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余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离，且得休息。江西敕告尚未被受，衰懒岂复堪此？幸阙期尚远，得以徐为去就耳。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来所喻编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议论曲折，亦不可不使后人闻之也。其家事复如何？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僣率也。①朱熹与陈俊卿长子陈师中的这封信，之所以经常为后人所引述评说，是因为内容涉及一个至今依然相当敏感的命题，即宋代理学家们所主张的妇女贞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问题。论者或以此为据，坐定朱熹主张妇女守节、禁锢女性的婚姻自由；或以为朱熹更主张士大夫们要有守节的品德，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命题，“诚为迂阔”。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封书信，则这封信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深厚相交之情。试想，陈俊卿之女守节改嫁与否，是别人的家事，一般外人是不便多提意见的，更何况涉及他人闺阁之隐私。而朱熹抱定“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的心态，希望陈俊卿能够规劝女儿守节，成为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标杆。这其中的殷殷之情不难想见。
  正因为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交谊非同一般，我们才能在现存的朱熹文集中，看到许多关于朱陈二家互叙款曲的文字。如在《晦庵集》第八十五卷中，朱熹为陈师中的书斋撰写了《敬恕斋铭》：“莆阳陈师中读书之室，新安朱熹题以敬恕，且为之铭：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与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穷物，惟我所便，谓彼奚恤，孰能反是，敛焉厥躬，于墙于羹，仲尼子弓。内顺于家，外同于邦，无小无大，罔时怨恫。为仁之功，曰此其极。敬哉恕哉，永永无斁。”①陈俊卿不仅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就学于朱熹，孙子辈也不时请教于朱熹。朱熹曾经在给陈俊卿的信中云：“蒙谕第二令孙为学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贵于己者，此盖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启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尝闻之师友，《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先见义理根原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盖诸经条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读《大学》《论》《孟》《中庸》，令胸中开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为学之初，尤当深以贪多躐等、好高尚异为戒耳。然此犹是知见边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资谈说，则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当谨守力行，乃为学问之实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难遍览，只前此所禀《近思录》乃其要领。只此一书，尚恐理会未彻，不在多看也。《大学》《中庸》，向所纳呈谬说，近多改正，旦夕别写拜呈。近又编《小学》一书，备载古人事亲事长、洒扫应对之法，亦有补于学者。并俟录呈，乞赐裁订，以授承学也。”①
  陈俊卿的三儿子陈定即陈师德早逝，朱熹为其撰写了《陈师德墓志铭》，对陈师德出身官宦名门而不屑于科举场屋之习，极力赞扬。墓志铭曰：
  自周衰，官失而民无常产，士不知学。或者务为剽掠纂组之工以希名射利，盖本出于俯仰寒饿之迫，有不获已者。而其后或更以为能焉，俗弊风讹，迭相夸尚，于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为之，无所于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顾反薄君恩、轻世禄，捐本学以从事于场屋无用之文，举世竞驰，恬不觉悟。而圣贤修己治人之方，国家礼义廉耻之教，益泯泯矣。呜呼，斯其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远识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师德者，盖庶几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
  师德，莆田人，姓陈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国夫人聂氏。师德生秀异，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则已知古人为己之学，而不屑为举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苍吴君耕老以书来道其志而请业焉。予三复其辞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于空幻恍惚之场也，则报之曰：圣贤之学虽不可以浅意量，然学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师德于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于宿昔思虑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后屡欲求见，且将遍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师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犹语其友方耒耕道，使言于予，以不及相见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师中见予于建阳，遂以耕道所状行实一通属予铭其竁。予不忍辞也。状言，师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尽爱敬，剂和烹饪必躬必亲，左右周旋，不违义理而未尝失颜色，于兄弟尤友爱。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请郎一鸣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于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视之，谓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师德拱手对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顾其兄，属以问学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孙后之，而葬之石泉祖茔之侧。
  呜呼！有如师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书者，止于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视世俗之学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则既绝矣，夫岂不足以颇慰公、夫人之念，与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铭曰：
  士孰不学？其方则殊。毫忽之差，有跖其徒。卓哉若人，惟义之学。刻意劬躬，蹈履前觉。天不耆之，以骏其奔。渊冰免矣，志气则存。石泉之濒，于祔于宅。孰全其归，视此幽刻。①
  从以上这些朱熹文集以及《玉湖陈氏家乘》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交谊是十分深厚的，陈俊卿年长朱熹十余岁，朱熹以父执辈尊之。对于陈俊卿的五个儿子，朱熹则长期以兄弟辈相称。对于陈俊卿的孙辈，朱熹则以子侄辈视之，谆谆诱导。可以说，终朱熹之世，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交谊，延及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