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青少年时期，在其父亲和崇安五夫刘氏等前辈的教育督导下，经历了十分严格而又坚实的儒家文化的学习。因为朱熹聪颖过人，天资卓越，在全面系统研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他涉猎道家、禅家的诸多著述，理解精到。年轻人的活跃思想，往往又是与天马行空式的浪漫主义色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年轻时期的朱熹，当他在融会贯通儒、佛、道各家学说之后，对自在缥缈的道学和禅学产生了偏好。然而，朱熹最终走上了倡导道德教化、关怀社会的儒家之道，这是与他从书斋走上社会，经历了在同安和漳州的地方官之任所不能分开的。换言之，朱熹在同安、漳州的地方官任上的社会实践经历，促使了他在社会管理思想上的重要转型。
  绍兴二十三年（1153，癸酉），朱熹24岁。春天的时节，他写下《牧斋记》，总结他三年师事道谦和以儒、老（道）、佛（释）谦谦自牧的心学修养和收获，标志着他的思想出入佛老盛极的高潮。五月，朱熹接到任命，动身前往泉州同安任主簿。途经南剑即现在南平的时候，遵照父亲朱松的遗愿，拜会了福建理学的二传弟子李侗。面对年轻气盛的朱熹，李侗虽然感觉朱熹学识广博，但发现他有浮躁而玄虚的学风。他规劝朱熹，日后要“去‘圣经’中求义理”，要多看“圣贤言语”，从日用工夫处去理会“道”。对于李侗的规劝，朱熹似乎还没有十分在意。
  六月底，朱熹到达同安县，安顿在主簿廨西北的斋屋。他把自己燕居的西斋更名为“高士轩”，并作《高士轩记》。可以说，从这时起，年轻的朱熹从书斋走进了社会。朱熹除担任本职事务外，还参加修建城池的工程监工。从日常的政务中，他也逐渐见识了官场及社会的真实情况。深秋的一天，朱熹受知县之命督建同安城四角城楼。在秋风萧瑟的郊原里，看到隶役们各个饥饿不堪，身体瘦弱，他深感惭愧并产生思乡之念。为此，他写下《督役城楼》诗，体现了仁者关怀社会的胸怀。
  朱熹刚到同安，初涉仕途，颇想有一番作为，决心一本先儒教诲，涉足清流，力避官场丑恶风气，写下《濯足万里流》诗以自勉。十二月，朱熹听闻永春县事治理极佳，亲自前往向县令黄瑀取经，得其“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的经验。回来后，朱熹将县署的“佑贤堂”改名“牧爱堂”，体现他关心民瘼，爱护百姓的用心。
  上任半年以后，朱熹已经对下层社会的症结有所了解。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他极力主张推行“正经界”，即理顺田地的占有关系，但遇到很大阻力，无法施行；又主张减免经总制钱，亦施行不得。他开始深切地感觉到书本的理想与现实社会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感到很苦恼。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税收与征调上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尽可能减轻民众的负担。
  朱熹自己是个饱学之士，因此对同安任下的教育格外重视。他发现当地生员学风不正，以习举子业为主，于是主动向知县请求兼领县学事，请任教谕。“莅职勤敏，苟利于民，虽老无惮。选秀民，克弟子员，身加督励。”（《朱子行状·实录》）接手同安县学后，朱熹立即对其进行整顿，并颁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执事》等文告，以规章制度严格管理生员。绍兴二十四年（1154）五月，朱熹在县学设立讲座，亲自讲授《论语》，作《讲座铭》。拨币重新修建四斋，分别取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他还通过考试增补县学弟子人员，并亲自制定策试方法。在他的主持下，当地学风出现明显的好转。这一年，他写下《四斋铭》《鼓铭》《策问》《论语课会说》《讲礼记叙说》等文章。绍兴二十五年（1155），朱熹在同安明伦堂左侧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后侧倡建“经史阁”，并收集县衙府中所有书籍归置阁中，共藏书1212卷，供学者和执事们观览。
  朱熹参考典籍中的释奠仪式，考定形成全新的祭孔仪式，绘成《释奠仪图》，供县学执事、诸生观览。其间，朱熹在公务之余还考正《礼书》，编订《牧斋净稿》，作品有《臣民礼议》《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苏丞相记》《射圃记》《泉州同安县学官书后记》等。为了更进一步地激励同安县及周边的学子，朱熹倡立故相苏公相祠于学宫教思堂后，以彰显北宋名相、乡贤苏颂，令学宫弟子岁时拜祀。绍兴二十六年（1156），朱熹在县学建赵忠简祠，以祀故相赵鼎。
  当时同安县所属的金门岛僻处海上，文教相对滞后，在任期间，朱熹一行在地方文士和学者的陪同下，往金门视察。他参谒了金门妈祖庙，并为之题写壁诗和对联。回程中在海上遇到风浪，有惊无险，给朱熹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来后，作《五月五日海上遇风雨作》诗。金门至今仍保留多处朱熹的手迹。朱熹的金门之行，为金门后世文教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段日子里，朱熹还到邻近的南安、晋江等县考察教化，数度走访石井、安海一带的书院和泉山书院等，为这些地方的文教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过在同安县主簿任上的磨炼，朱熹逐渐意识到儒家关怀社会的伟大意义。朱熹此时熟读《孟子》，收获甚大，自称“方寻得本意”，开始动笔作《孟子集解》。其间，他从陈黯处得到《裨正书》，为之点校并作序；又从谢良佐处得到《上蔡语录》，潜心研读。这一年，朱熹写下《漳州教授厅壁记》《一经堂记》《芸斋记》和《至乐斋记》等文。
  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在同安县任满。在等待接替官员期间，他住在陈良杰（北溪）之馆数月，将其居室命名“畏垒庵”，并邀请朋友、学生中好学者同住，共同研究学问。这一年，朱熹除撰《畏垒庵记》外，还著述《论语》笔札十篇（即《论语要义》和《论语精义》稿本）。
  朱熹在同安历时四年五个月，政绩良好，官民口碑极佳。“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理祠于学宫。”（《朱子行状》）时至今日，同安一带依然流传下来许多关于朱熹德政的故事。至于朱熹过化的其他地方，也无不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①
  朱熹在同安县的四年主簿生涯，为同安县及周边地区做出了诸多贡献，而对于他自己而言，更是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升华，从而奠定了他的理学的基本世界观。通过这次难得的经历，使他真正认识到李侗的真知灼见。在泉州整整半年的读经反思，朱熹终于从佛老中自拔出来走向儒者的觉醒。后来他曾对自己的长孙婿、弟子赵师夏谈到在泉南佛国读经反思的蒙眬觉醒时说：“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①因此，当他从泉州卸任回到闽北之后，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重新向李侗拜师。朱熹自拜李侗为师之后，可谓经历了一次他自称“尽废所学”的自我否定，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升华，世界观豁然开朗。从此，他以一个儒者的道德情怀，坚持着对于“道统”的永恒追求。
  朱熹在此期间思想升华的另一个方面是，他通过官场的磨炼和社会的实践经历，认识到书斋之学必须与社会现实相联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化社会、匡正社会的积极作用。朱熹在穷荒蛮远的南国振兴儒学教育，表现出了他对整个传统儒学文化现实地位和危机的一种敏感和深思，是在传统文化的初步历史反思下对士大夫直至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一种朦胧透视和觉醒。他开始意识到要重建儒家的人学以挽救封建衰世的人心，所以他在主持县学教育时特别注重四书中的《论语》和五经中的《礼经》。一部《论语》包含了孔子仁学的人学，朱熹特别要借它来向利欲熏心的一代学子宣扬学在“为己”的理学说教，在繁忙的簿书生活中，他还是抽空到县学把二十篇《论语》从头到尾讲授了一遍。但朱熹认为，南宋所以人心败坏，世风日下，不在于人们不识孔子为己的仁学，而在于对这种仁学的人学知而不行，诵习而不践履，所以他又要借重《礼》来补充《论语》，弘扬儒家失落的实践理性，为诸生建立起一种实践的儒家仁学，也就是理学的人学。
  朱熹在同安主簿的经历中已经认识到，端正社会风气，必须以儒家的“礼”作为准绳。他把“礼”解为“履”，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何谓约？礼是也。礼者，履也，谓昔之诵而说者，至是可践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子称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礼之为义，不其大哉”①，正是他独特的《礼》学思想。礼不仅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更是自我实践“仁”的现实之路，借助于礼，知与行得到了统一。南渡以来《礼》学的败落废弃超过他经，其中《周礼》《礼记》几乎无人问津。朱熹在县学大力推行《礼》学教育，主要目的就是要用《礼》学来整顿泉南穷乡僻壤的士风和民风。他颁布了《申严昏礼状》，严禁地方上的“奔诱”之风。县学的释奠仪不全，他便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相互参考，自己订定写成《释奠仪图》，颁行于县。②
  朱熹在同安县主簿任上所试行的把儒家经典进行社会践行的尝试，不仅使他从意气风发的书生理想升华为经世致用的道德寻求，同时也为他后来重新建构基层社会的道德与礼仪，建构民间家族组织等，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无疑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