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于当时受灾地域广，灾情严重，因此虽然朱熹费尽心力多方筹集赈灾款项及各种资源，但是面对嗷嗷待哺的大批灾民，依然有捉襟见肘难于应对的窘境。于是，朱熹广发劝谕文，呼吁地方富户体念贫民困境，出资救荒。富贫相恤是朱熹救荒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①他在江西南康军期间，有《劝谕救荒》一文云：
  一、今谕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将来田土抛荒，公私受弊。二、今劝上户接济佃火之外，所有余米，即须各发公平广大仁爱之心，莫增价例，莫减升斗，日逐细民告籴，即与应付。则不惟贫民下户获免流移饥饿之患，而上户之所保全，亦自不为不多。其粜米数多之人，官司必当施行保明，申奏推赏。其余措借出放，亦许自依乡例，将来填还不足，官司当为根究。如有故违不肯粜米之人，即仰下户经县陈诉，从官司究实。②
  朱熹向朝廷申请，奖励民间富户慷慨解囊、参与赈灾活动，其主要的办法，就是请朝廷多颁度牒官会，回报参与赈灾的富户。
  在江西南康军任上，朱熹即上奏朝廷，恳请朝廷根据地方富户出资赈济的数额，予以相应的官职虚衔。他在《奏劝谕到赈济人户状》中说：“照对本军今岁旱伤，细民阙食。已行下管属星子、都昌、建昌县，劝谕到上户张世亨等承认米谷，赈粜接济民间食用。已行下逐县，告示上户，依所认数目椿管在家，伺候差官审实监粜。……保明申朝廷，依今来立定格目给降付身，补授名目。内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四千石补承信郎，五千石补承节郎。符本军疾速施行。本军遂恭禀行下星子、都昌、建昌县，劝谕承认赈粜米谷之人，如愿将来赈济，依今来所降指挥格法推赏。去后今据都昌、建昌县状申，劝谕到元认赈粜米谷税户张世亨、张邦献、刘师舆、黄澄四名，各情愿依格法将米谷赈济饥民，乞依今降指挥保奏推赏。”①
  朱熹到了浙江，再度向中央政府申请奖励地方富户参与赈灾的措施，他在《乞给降关会等事仍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丁钱并行住催状》中，除了要求朝廷多颁发度牒等之外，还请求减少购买度牒的米数，以争取更多的富户出来承买助赈，该状说：“其一乞推去年献助之赏者，已蒙节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进士陈夔诣臣投状，陈乞献助二千五百石。访闻浦江等县更有一二家亦欲陈献。此亦可见不吝恩赏之效。今若更赐指挥，催促省部尽行推赏，使无一户之遗，然后镂板开具，颁下诸州，广行晓谕，则其慕而效之者当不止此而已也。其二乞减度牒米数，亦已蒙减五十石。此则恐所减太少，未足多致米斛。盖度牒本价止四百贯，适今之宜，更合少损，以济饥民，乃为得策，不当反高其直，使旷日持久，卒无所售，以误指准也。”②至于“官会”，朱熹更是认为这是成本很低的货币象征，朝廷应该大量印给，作为权宜之计，鼓励富户助赈：“官会出于印造，非有鼓铸之劳，见今通行，轻重之权与见钱等，虽使更散三数十万，亦未遽有害于流通也。况以陛下之至仁至圣，夫岂有爱于此而轻百万人之命哉？”③
  为了使官府颁发的度牒官会得到更多的承买，朱熹一再请求降低赏格，减轻承买者的成本，他在《奏救荒事宜画一状》中指出：“窃恐度牒官会发出太多，难以发泄，今减半赏格，已蒙施行。欲乞指挥，纽计米数，量给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会，揍成二百万贯，付臣收掌，则富民闻之，愿献助者必多。”④为了尽快落实助赈富户的奖励，朱熹也屡屡上书邀请，如在《乞推赏献助人状》中就为以下金华、婺州等地的富户请赏：“婺州金华县进士陈夔献米二千五百石，准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迪功郎；婺州浦江县进士郑良裔献米二千，准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上州文学；婺州东阳县进士贾大圭献米二千五百石，准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上州文学；处州缙云县进士詹玠献米二千五百石，准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迪功郎。”①
  朱熹鼓励动员地方上的富裕人家出来主持赈济或助赈，以便充分发挥民间的赈灾力量。对于少数不肯尽力赈济的地方土豪，朱熹也不会听之任之，而是适当予以薄惩。他在婺州赈灾的时候，发现上户朱熙绩为富不仁，不肯赈济，他上了《奏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状》，建议对朱熙绩“重赐黜责”。该状写道：“臣巡历到婺州界，一路饥民颇少。本州见将元拨赐米及劝谕到上户米斛置场粜济，逐日煮粥，以给城市乡村艰食之人，亦已颇有伦绪。臣自入境以来，每过米场，必亲临视，阅其文历，校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惩戒。至十四日，到金华县孝顺乡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场，本场即无人在彼粜米。据贫乏人户俞九等列状哀诉，本乡田产尽卖与豪户朱县尉，去年荒旱，本县给历，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场籴朱县尉米养济。且九等每日往来，并不曾般米到来，致一村人民饥饿。其朱县尉为见行司到来，却于沿路散榜，诈称粜米施粥。及据金二等陈诉，朱县尉虽在十四都粜米，即与朱二十一场隔远二十余里。本人令干人许浩用使私升及湿润粞碎糙米，及将人户官给历头擅自批凿，每七升减作五升，五升减作四升，又有收下历头不肯付还，百端抑遏，无处告诉。……臣寻令人暂唤朱县尉取问，本人倚恃豪强，不伏前来。遂委金华县尉追发。……朱县尉系极等上户，居屋三百余间，倚恃豪势，藏隐在家，不伏前来。……臣照得朱县尉系修职郎朱熙绩，元因进纳补受官资，田亩物力雄于一郡，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办？欲望圣慈，特降睿旨，将朱熙绩重赐黜责，以为豪右奸猾不恤乡邻之戒。”①
  从上引的资料也许可以猜测，朱熹所推行的鼓励动员地方上的富裕人家出来主持赈济或助赈的措施，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朱熹曾经在不少公移文和劝谕文中提到这一点，如《再行下三县劝谕到上户赈粜不许抵拒事》中说：“上户抵拒官司，不即依从分拨，有误赈粜不便，合行下三县，如有上户不遵从官司分拨，即仰具姓名申军。”②然而在大灾面前，从比较富裕的人家那边挪移部分钱物来赈济嗷嗷待哺的灾民、饥民，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的。道德的呼唤可以起到某种促使富户解囊的作用，但是其作用可能比较有限。在这种情况之下，官府的提倡、指导和某种行政压力，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