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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是南宋时期基层民众支应官府及官吏各种需求的另外一种重要途径，也是官府及官吏直接与基层民众发生关系并且从中作弊的重要途径。因此，官府的差役征派，也不时地苛虐下层的平民百姓。
  朱熹在浙江任上的时候，发现差役使民间百姓痛苦不堪，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政府把原来雇募差役的经费归并到经总制钱之中，悉数上缴朝廷；二是征派民户承担耆长、户长等支应差役时分配不均，致使大部分贫困下户难于承受。对于第一个原因，朱熹在江西南康军任上时，就了解到当地军伍的招募严重缺乏下拨经费，致使当地官民均受困扰。他在《乞住招军买军器罢新寨状》中说：“本军军额，招填禁军共五百人。今照本军旧管禁军数额至多，盖缘承平之际，户口繁多，投募者众，州郡又未有诸色上供及拣汰归正使臣军员，仓库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来，税重民贫，户口逃散，已是无人应募。州郡上供之额既重，冗食之数又多，并无留州得用钱米可以养赡。所以招收常不及额，犹尚支遣不足。……设若有人应募，其添招禁军三百人，每年合用粮米五千四百石，料钱八百六十四贯文省，春冬衣绢一千三百五十匹，䌷一百五十匹，绵四千五百两，衣钱七百六十五贯，委是数目浩瀚，即无合拨窠名可以支遣。”①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知道，仅招募当地军伍一项，就所费不赀，朝廷财政根本就不给补贴，当地官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情景，朱熹多次上奏朝廷，一方面要求朝廷允准减轻部分差役，如减少招募军伍的数量等，另一方面则要求朝廷把地方上供及附加诸般经费之中，或者原先雇役之钱重新从经总制钱里面分割一部分出来，作为雇役之费专款专用，他在《论差役利害状》中说：
  窃见差役一事，利害非轻。本司日逐受理词讼，多是人户陈诉上项事理。……旧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皆选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联比居民，出长入治，实古者党正族师、闾胥比长之任，亦不轻矣。至于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则耆长主之；催纳税租，则户长主之。皆是募人充应，各有雇钱。……此皆祖宗成法，至今未不刊之典。然而州县奉行往往违戾，至如江、浙等处，则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长催税，于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劳，催税者有比讯陪备之苦，破家荡产，几不聊生。……熹曾原其所以，盖缘朝廷曾有指挥，罢支耆、户长雇钱，以充经总制窠名起发，遂致州县无钱可雇耆长、户长，而此等重役遂一切归于保正、保长无禄之人。至其犹存二长旧额去处，又皆无赖游手之徒，既无雇钱，不复可绳以法度，遂致乞觅骚扰，反为民害。熹窃以为莫若将罢支耆、户长雇钱一项并免起发，拨还州县，依旧募税户充耆长、户长。则凡此众弊，不革自去。……①
  然而要从经总制钱当中抠出雇募差役的经费，虽然这些经费本来就是用于差役的，但也犹如虎口夺食，谈何容易！朱熹曾经在《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中谈到自己一再向朝廷申请抚恤民间差役但是没有得到朝廷允准的事实：“臣于今年口月内曾具差役利害口事申尚书省，几数千言。……而近准户部行下，乃无一言见施行者。臣生长田间，颇谙鄙事，窃谓其言若得圣明一赐观览，决须有可采者。欲望圣慈，特赐宣索，观其大概，然后付之爱民晓事、老成详细之臣，令其看详，择可行者具为条画，别降指挥施行，庶几陛下爱民之意少有裨补，臣不胜万幸！”②因此，朱熹另外设想了第二个方案，他在《论差役利害状》中复云：上项复雇耆、户长，最为良法。若以吝惜小费，未能遽行，而欲少宽中下等户充大保长催科陪备之苦，则亦有一说焉。盖论物力之等第，则通选二十五家内物力高者一人为大保长，一年一替；通选二百五十家内物力最高者二人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见行法也。论力役之轻重，则为保正者既皆上户，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费实轻。大保长既是中下之户，而一年之内轮当催税者四人，比讯陪备，其费不赀，充应之家无不破产。其都内上户，是年之内偶不当充保长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视此曹之狼狈。而当此役者，其间狡猾、奸巧百端，避先趋后，舍重取轻，颠倒错乱，神出鬼没，所以重为贫民之害者，不可胜究。……今若朝廷不惜小费，将罢支耆、户长钱拨还州县，依旧雇人，则更不待措置关防，而此数十年深锢牢结之弊，一旦豁然冰消冻释。如其不然，则莫若将大保长于物力最高人内通差，而删去大保长愿兼户长一条。……只令大保长各催本保人户官物，则充役者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办。……①
  这就是说，如果朝廷不肯把原先雇募差役的经费拨还给州县，那么就签点当地的富户来承担诸种差役。“为保正者既皆上户，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费实轻。”而中下等户的贫民，则不受差役之扰。至于穷乡僻壤，找不出富裕上户，也由全县通融出“物力最高人户四名充户长”，轮流当差。“其狭都十大保长内，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诸县每年夏税起催前一月，逐都一并轮差物力最高人户四名充户长。内尤高者催夏税，次高者催秋税，即不问已未见充都副保正、大保长及歇役久近，亦不理为保正、保长役次，则庶几诸弊稍息，而中下之户得以少安矣。”①
  南宋差役最为沉重的是主管催税的保正副和保长等。②在有些地方，如浙江的处州一带，官府责令民间设立“义田”，以义田所入雇募人手应役，故又称之为“义役”。然而不少地方的“义田”“义役”设置，也存在着贫富不均和管理使用不合理的问题。为了使这种“义田”“义役”的设置更趋公平，同时也可更加规范“义田”“义役”的管理和使用，朱熹撰写了《奏义役利害状》，建议朝廷上司行下处州等地，“义田”“义役”仿效山阴县的做法：
  本州目今奉行（义役），却有未尽善者。如令上户、官户、寺观出田以充义田，此诚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钱买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或却计会减缩，所出殊少。其下户今急被科出田，将来却不充役，无缘复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贫民以资上户。此一未尽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田出纳先后之间，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将来难施刑罚，转添词讼。此二未尽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后，贫者或富，富者或贫，临事不免却致争讼。此三未尽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轮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轮充夏秋户长，上户安逸而下户陪费，此四未尽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概。……臣昨见绍兴府山阴县见行义役，只是本县劝谕人户各出义田，均给保正户长，各有亩数，具载砧基。其保正户长依旧只从本县定差，更不别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当役之户即有义田可收，自然乐于充应，不至甚相纠讦。……窃谓其法虽似阔疏，然却简直易明，无他弊病，又且不须冲改见行条法，委实利便。故尝取其印砧基，行下州县。然以未经奏请，画蒋指挥，州县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圣慈详酌，行下处州，止令合当应役人户及官户、寺观均出义田，罢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阴县法，官差保正副长轮收义田，仍令上户兼充户长。俟处州行之有绪，却令诸州体仿施行。庶几一变义风，永息争竞。①
  以上所述朱熹对于减免差役的处置，不难看出他体恤民情、民生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州县官吏作为亲民之官吏，赋税的征收、差役的调派、额外的苛征等等，都是直接由这些官吏与民众发生关系的。州县官吏的清廉与否，也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众的负担轻重问题。有些州县官吏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朱熹更是处处留心，绝不容忍放纵。他一经发现有这种无端苛索民众的行为，立即严予禁止。如他在《约束科差夫役》中指出：“访闻管下诸县以和雇为名，科差夫力，应付过往官员修造船杠诸般役使。以至县官出入公干，亦令保正长关唤夫力，荷轿担擎，有妨农业。甚者至令陪贴钱物，为害尤甚。除已行下约束外，如更有似此去处，仰被扰人户径赴本军投诉，切待依法重作施行。”②在《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中，朱熹禁止吏员骚扰及怠慢民户：“应今后本县违法辄差公人下乡追扰，许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重断。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经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应人户二税如已送纳获钞，而本县重叠追扰，许人户执钞赴军陈诉，定追承行乡司等人，重断勒罢。”①在《晓示科卖民户麹引及抑勒打酒》中，禁止吏员借故勒索乡民：“勘会民间吉凶会聚或修造之类，若用酒，依条听随力沽买。如不用，亦从其便，并不得抑勒。今访闻诸县并佐官厅，每遇人户吉凶，辄以承买麹引为名，科纳人户钱物，以至访场违法抑勒人户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作失时，须至约束。”②有些地方的官吏，甚至利用灾荒年景下乡勘察灾情之机，妄收役钱等苛费，朱熹一经查实，先行拘押，再依条法办。他在《施行人户诉状乞觅》中痛斥这些弊端云：
  委官检踏，其在都昌、旧来踏荒之弊名色非一。……凡押旱状，官中所收，则谓之醋息钱；直日司乞觅，则谓之接状钱；已下案，案吏乞觅，则谓之买纸钱；及投旱帐，则谓之投帐钱；官员下乡检踏供帐，民户着押，社司乞觅，则谓之着字钱；检踏官员随从人吏于保正名下乞觅，则谓之俵付钱；官司行下蠲放所纳米斛，社司随斗敷数乞觅，则谓之苗头钱。凡此之类，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裕民，而民之縻费乃至于是，人户既已困穷，坐受其弊，无力赴愬，委实切害。如合干人依前乞觅前项逐色钱数，仰人户不以早晚具状经县陈诉，从本县拘收犯人，申解军。切待根勘，依条施行。各令知委。③
  从禁止舞弊、蠲减赋税的实际效果上看，需要向朝廷申请的蠲减项目，虽一再奏请，但是往往是时准时不准，效果较差；如果是在整体上不至太多损失，甚至不损失地方上缴给朝廷的钱额，只是对赋税差役的征派方式细加调整，更趋公平分配，则被朝廷批准的可能性比较大，效果也较为明显一些；如果是在朱熹本人的权力之内，禁止官吏的不正当、不合法行为，从而减轻一般平民百姓的赋税差役负担，则实际施行的可能性最大。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朱熹在这些方面的多方不懈努力，不管是何种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平民百姓争得了某些蠲减赋税差役的实际利益。这些不懈的努力，也充分体现了朱熹执政为民、以苍生为念的儒者胸怀。因此，我们在反复谈论朱熹在理学心性等问题上的重大贡献时，切不可忘却他在地方官任上为民办实事的艰难经历。只有这样，才能还原一位真实、全面的宋代儒者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