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时期的经总制钱等苛赋，有不少是由中央政府或某些官员根据一时的财政需求而强行颁布的，久而久之，不仅演变成不便蠲减的额外税目，而且由于时间和地区的不同，还出现了诸如此地本不产此物而必须承担此物的畸形税种的种种弊端。为了蠲减这些不合时宜与地宜的苛税，每到一地，朱熹就深入城乡进行访查，了解这些苛税的来龙去脉、弊害症结等，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法予以蠲减。他在江西南康军任上时，还撰写谕民榜文，向百姓征求改善蠲减这些苛税的办法。他在《知南康榜文》中写道：“（南康）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只得逐急了办目前，更无余力可以议此。是致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深可哀怜，安忍坐视？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军民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宽恤，并请子细开具著实事状，不拘早晚，赴军披陈。切待面加询问，审实相度，多方措置，庶几户口岁增，家给人足，有以仰副圣天子爱养元元之意。”①
  在切实了解了苛赋的具体症结之后，朱熹就根据不同税目的实际情况，施行不同的变通蠲减措施。在江西南康军任上，对于纳绢折钱一事，朱熹经过调查，认为极其不便于下等户的贫困阶层，必须予以更改。他在《乞听从民便送纳钱绢劄子》中说：
  近因奉行近降指挥，令上三等户税绢畸零丈尺凑钞送纳本色外，下户不成端匹税绢，每尺并以一百文足折价，从便独钞送纳。……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见朝廷指挥之意本为优恤下户，但行喻遣，催促送纳。自后点检得见纳到数目大段稀少，遂行询问，乃知本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今令上三等户得纳本色，而下户却令一尺折钱一百文足，即纳一匹计成四贯文足。委是折钱太多，所输反重于上户，所以下户不愿折纳。……欲乞许从民便，送纳钱绢。敢乞钧刺早赐敷奏行下，以凭遵守催督，免致拖欠，为公私久远之害。②
  对于浙江绍兴府的“和买”，“和预买法，本支实价。访闻官司立价甚低，或高抬他物价直准折，或以无实虚券充数，甚者直至受纳未支本钱，不遵条限，前期起催，急于星火”①。这种“和买”，除了存在府州之间的征派不均、折价不合理的问题之外，同样也存在上等户与下等户分摊不均的严重问题。许多上等户勾结胥吏，把自己的户等改为下等户，以规避本应承担的和买税钱。朱熹经过评议措画之后，认为应当统一把田产、浮财等通计为以钱计产的所谓“贯头”，再根据不同人户的“贯头”进行派税。他在《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中仔细地论述了“贯头”均纽和买的方法：
  绍兴和买之患，民所不堪，巧诈之徒，奸弊百出。前此议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过为国家顾惜小费，下比流俗，苟循虚名，是以因循，终莫能革。……臣等契勘浙东七州，除温州无和买外，其余六州共管和买二十八万一千六百四十匹二丈一尺，绍兴一州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诸州一半以上。缘此重困，人不能勘，所以子户诡名，巧为奸弊，虽有重法，终不能禁。且如会稽一县，经界之初旧例，虽是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以上起科和买，然以通数计之，实及四十七贯方满一匹。今亦自三十八贯五百起科，以通数计之，乃自十八贯六百单一文已科一匹。则是向来科纳一匹，今增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赢，田之在民不加损，止缘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奸伪日滋，以至此极。
  向来官吏之有意于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尝不为之恻然动心。评议措画，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终无定说。如欲首并诡户，则惧其告讦成风，徒败风俗，而暂并复分，终不能禁；欲以亩头均纽，则纵舍游末，重困农民，轻重之间，亦未为允；欲科有产无丁之户，则彼能立诡户者，固不惮更立虚丁，而寡妻弱子，实无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减退物力等则，或作鼠尾推排，则彼昔者既能析而为三十八贯五百以下之户矣，今岂不能再析而为若干钱以下之户乎？故尝参酌前后众人之论而折衷之，独有通计家活浮财物力贯头均纽之说稍为无弊。虽第五等户昔无今有者未免有言，然于其间真伪亦复相半。若真贫民，输一户之和买不过丈尺，彼自不较。惟是子户诡名之众，顿输数户，积计甚多，故尤不以为便而必争之。其力又足以挟下户、唱浮论以摇众听，故不察其实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复措其说。此和买之议所以汹汹累年，而和买之害固未尝有一毫之损也。然窃尝深究其受病之原，则无他焉，直以元额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与熟议，辄陈此说，欲望圣慈，先发德音，痛减岁额，然后用贯头均敷之说以定其制。惟虑所敷第五等户之中，真下户者或受其弊，则请参用高下等第均敷，及减免下户丁钱之说以优恤之。但使真下户者，审知此法之行不为厉己而无他辞，则彼奸民之浮论亦可以置而不问矣。①
  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所以欲改‘亩头’二字为‘物力贯百’者，盖以亩头科纽，则独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财物力者不与，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贯百’，则有田及浮财者皆在其中。”②“所以谓贯头均纽之说为无弊者，盖今和买之重，人悉规避，诡为下户，长奸滋弊。莫可关防。……所谓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户旧科和买数多，今用贯头均敷，则其数却须少减。下户旧不曾科和买，今用贯头均敷，则其数乃是顿增。若使顿增数中皆是子户诡名，则固不足恤。第其间却有真实下户，不能无咨怨者，故今复为此法以优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贯当科和买一匹，则第二等四十五贯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于五等，则户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几下户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①这种蠲减的方法，既不至于大量减少和买的总额，同时又使得上等户和下等户所承担的税额趋于公平合理，切实地减轻了下等户等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
  浙东的酒税，是与和买、盐税同等虐民的苛赋，朱熹曾经在《朱子语类》中说：“浙东之病，如和买之害、酒坊之害（买酒坊者，做不起破家，做得起害民），如盐仓之害（如温州有数处盐仓，置官吏甚多，而一岁所买不过数十斤，自可省罢）。”②朱熹深察其弊，他认为浙东滨海食盐本不困难，官府却偏偏强令百姓向官府买盐食用，百姓深为不便，日食私盐，结果造成官盐日亏，官吏与贩私盐者通同自利，百姓遭殃。于是，朱熹在《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中提议令百姓随二税交纳产盐钱，同时也允许民间食用私盐，该状略云：
  臣窃见本司所管盐酒课利，国计所资为甚广，而民情所患为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别行措画，窃恐民力日困，亦非国家久远之利。……浙东所管七州，而四州濒海，既是产盐地分，而民间食盐必资客钞，州县又有空额，比较增亏，此不便之大者。夫产盐地分距亭场去处，近或跬步之间，远亦不逾百里，故其私盐常贱而官盐常贵。利之所在，虽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贩私盐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载，巡尉既不能呵，州郡亦不能诘，反与通同，资以自利。或乞觅财物，或私收税钱。……臣生产福建，窃见本路下四州军旧行产盐之法，令民随二税纳产盐钱，而请盐于官。近岁官盐虽不支给，而民间日食私盐，官司既得产盐税钱，亦不复问其私贩，虽非正法，然实两便。欲乞圣慈，特诏本司，取会福建路转运司下四州见行产盐法，将本路地里远近、盐价高低比附参考，立为沿海四州盐法，其余州军自依旧法施行，则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①
  这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上奏状中提到这种变通的办法，“官司既得产盐税钱，亦不复问其私贩，虽非正法，然实两便”。
  对于“酒坊之弊”，朱熹也是主张通计一州一县的酒税总额，均摊于一州一县的民间财产总额之中，均平分摊。所有的人户，不论城居、村居，还是官户、民户，“通计田亩浮财物力而均出之”。物力多者多承担酒税，物力少者少摊派酒税。如此则可以做到相对公平，减轻下等户贫困民众的负担。朱熹说：
  酒坊之弊，其说有四：一曰官监，二曰买扑，三曰拍户抱额，四曰万户抱额。臣窃以为莫不便于官监，莫便于万户，其他则亦互有利害。而万户之中，亦不能无少利害，要在讲究详尽，然后施行，则庶乎其弊之可革矣。……唯万户抱额最为简便，然须以一州或一县，通计田亩浮财物力而均出之，使无官户、民户之殊，城居、村居之异一概均敷，立为定籍，乃为尽善。若舍官户而敷民户，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阴肆出没走弄于其间，则又病矣。……若蒙圣恩深诏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岁实催到库之数，参校取中，立为定额，然后以此科敷，俾为万户，则亦庶几安民省事之一端也。……①
  在漳州任上，朱熹发现漳州地区并不出产绢匹，而军兵衣绢，则以上供钱与出产绢匹的江西、浙江等地对换，十分不便，且不以时给。朱熹予以变通，把见钱直接发给军兵，由军兵自己购买绢匹制衣，十分便利，既没有加重官府的财政负担，甚至减少了官府的财政支出，又解决了军兵的衣绢之烦。《朱子语类》记此事云：“诸州军兵衣绢或非所有，则以上供钱对易于出产州军，最为烦扰。如漳州旧与信、处二州对易，每岁本州为两州抱认上供钱若干，尽数解纳，而两州绢绝不来。太守岁遣书馈恳请，恬不为意，或得三分之一，措发到一半极矣。……既知漳不出绢，信州、处州有之，何不令两州以所合发纳上供钱输绢左藏，只令漳州以钱散军人，岂不两便？军人皆愿得钱，不愿得绢。盖今绢价每匹三千省，而请钱则得五千省故也。此亦当初立法委曲劳复之过，改之何妨？”②
  从以上这些变通蠲减苛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为了减轻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方便民众的日常生活，费尽了心力。那些妄自加赋、避罪希赏、固禄保位的官员与其相比，相距何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