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从二十几岁进入仕途，至六十余岁彻底离开政坛，虽然任职的时间不长，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任上，但是他都念念不忘整顿经界、均平赋税，蠲减经总制钱，并且与朝廷执政和地方势豪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执论辩。在强大的官僚体制和势家豪强的阻挠下，朱熹的愿望基本落空。尽管如此，朱熹并未放弃对民生的关注，而是改变策略，采用化整为零、随机蠲免的方式，尽可能地为平民百姓减轻一些赋税负担。
  朱熹吁请蠲减经总制钱既然得不到朝廷的允准，他就在经总制钱之下的一些额外税目上做文章，就事论事，力争对单个的苛征税目予以蠲减。如在江西任上，朱熹经过调查，发现这里的经总制钱及月椿钱的负担十分沉重，“（南康军）经总制钱年额系于夏秋二税内收趁，缘本军去年分检放过苗米三万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纽计无收经总制勘合头子钱六千三百七十二贯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准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圣旨指挥，倚阁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户未纳畸零夏税折帛钱二万三千三百一十五贯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绢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纽计无收经总制勘合头子钱二千九百二十五贯八百四十七文。二项共合除放经总制钱九千二百九十七贯九百六十四文”①。他在《报经总制钱数目劄子》中又云：“本军去岁末发钱四千六百余贯，并今年未发钱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余贯。”②面对如此数量的经总制钱又得不到蠲减的情况，朱熹就根据适当的时机及条件，分别上书吁请减免。如关于月椿钱，朱熹呼吁：
  本军月椿钱，系于夏秋二税并场务出纳钱物收到头子、经总制无额钱及酒税课利分隶椿办。缘去岁旱伤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税亦复倚阁，自九月至十二月终，月额共合椿办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贯九百一十二文。……今空竭无可椿办，欲望钧慈，特赐敷奏，将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终收趁不足月椿钱六百二十贯三百六十五文特赐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后合发月椿钱数，亦乞行下准淮东总领所照会，据本军每月实椿到钱数起发，候向去年岁丰关于酒税的附加，朱熹在《乞减移用钱额剳子》中申请予以适当减免云：
  本军财赋匮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时全仰酒税课利分隶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内，蒙使司于经常分隶钱数内，创立名色，每月抛移用额钱一千二百余贯，均于城下及两县酒税务趁办。……照对州县财计取办于税务，税务课额仰给于客旅，然则客旅虽非农民之比，亦官司财用取资，不宜重困，使其望风畏避而不敢出于其涂也。……若蒙台慈详察，将上件移用无名之额痛赐裁减，使州郡得以约束务官，轻减商税，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远大利之源，不必竭取于一时然后为快也。①
  南康军星子县的和买折帛等新增税额，负担沉重，朱熹也上奏吁请予以减免，他在《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中云：
  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尤甚。因窃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乱流移，民方复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无复顾恋乡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为子孙长久之虑。……深可怜悯，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县税钱利害条具闻奏，乞赐蠲减。伏蒙圣恩，即日降出，而户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实，复以申部，取旨施行。……而户部乃以去岁议臣之请，复下漕司，责以对补。吏民相顾，悼心失图，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为计。然窃伏念陛下宽仁勤俭，恭己爱民，四方远近凡以病告，无不恻然兴念，即赐复除。……臣虽至愚，有以知其决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诚有余财，自当措置兑那，以纾民力，岂复敢以此等琐末上劳天听？正为公私匮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陈请。今乃限以对补之说，不附其说则远县穷民永无苏息之期，必从其说则势无从出，不过剜肉补疮，以欺天罔人。不惟无益，而或反以为害。……是以敢冒万死，复以奏闻。欲望圣慈，特降睿旨，检会前奏，依汀州例。直赐蠲放施行。计起所捐除不碍上供数外，不过䌷绢一千五十余匹，钱二千九百余贯，比之汀州之数未为甚费，而可以少宽斯人，使得安其生业。臣不任祈天沥恳、皇恐俟命之至。①
  朱熹吁请蠲减苛赋，并不能事事得到朝廷的允准，因此他往往是一次不成，再次上请。如他在南康军任上关于木炭折纳钱，就一再上书。朝廷有时碍于朱熹大儒的名声，也会顺水推舟，故作姿态地给予某些蠲减。如朱熹在反复吁请蠲减都昌县的科折木炭钱之后，就得到朝廷的批准。朱熹屡次所上给执政的《论木炭钱利害劄子一》云：
  伏见管下都昌县人户夏税钱内一项科折木炭，自来只用本色备船转载，赴监送纳。自绍兴二十四年，提点韩宝文任内，因纳炭稽迟，追典押取问，偶一时惧罪，自行供认，乞每秤折纳价钱二百六十文省。解发赴监，自行置场买炭。考之县吏，每税钱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税钱则例言之，夏税见钱一贯五十文，合折绢一匹，官交价钱六贯文省。若折木炭，合管木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钱二百六十文省，共钱一十三贯六百五十文。已上以两项价钱比并，则木炭钱多于折绢价钱七贯六百五十文，系争一倍以上，数目已极悬绝。况都昌民户逐年长养园林，采柴烧炭，每斤直钱五文至六文止。若比仿折纳价钱，又几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挂欠籍，追逮督迫，几不聊生。……敢乞台慈详酌，俯从所请，庶几疲瘵之民得以少苏。①
  《论木炭钱利害剳子三》云：
  熹昨日伏蒙面谕，许赐行下究实都昌木炭价钱利害，特与蠲放，仰见仁人君子所以爱民之实，不为苟悦于一时，而所以为之计虑深远如此，感幸叹息，无以为喻。适准使帖，谨已遵禀施行，续当条上。然熹窃伏思之，复有一说，上可以推广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于多失有司经常之人，敢预言之，以俟采择。……欲望台慈，更赐详酌，三县第三等户一概重行蠲放，其上两等人户却令且依旧送纳，庶几一郡细民均被大赐，而上两等户事力稍重，犹可不至大段狼狈，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财计，免致别有经画，实为利便。②一旦得到朝廷的批准，朱熹立即公布于城乡通衢，让一般百姓知晓，以凭执行。如上引的科折木炭钱，朱熹就特意撰写了《减木炭钱晓谕》，通告百姓。所谓“近据人户陈诉，木炭折钱太重，遂行申请，乞行均减。今准提点铸钱衙委官考究科敷轻重及水程近远，特行裁减，自淳熙七年为始。数内建昌县每科元科钱二百六十文省，今裁减钱四十文省，实纳钱二百二十文省。除已出榜县市，晓示人户知委外，窃恐乡村人户未能通知，须至散榜晓示者。”③
  朱熹为了让朝廷更多地采纳他的意见以蠲减税额，还经常找出一些堂皇的借口并善用之。如淳熙六年（1179），朱熹又趁宋孝宗皇帝下诏“勤恤民稳”的机会，上奏吁请南康军各属县的“欠负官物”。他在《奏推广御笔指挥二事状》中借题发挥云：“臣伏读圣诏，有曰‘勤恤民稳’，臣谨已遵禀施行讫。……则今日所以勤恤民稳，莫若宽其税赋，弛其逋负，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军星子县税赋偏重，尝其奏闻，乞赐蠲减。……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多方阻难，未容便得蠲减。所愿圣慈深赐矜怜，直降睿旨，特亦所乞，则此县之民庶几复得乐生安土，永为王民，不胜幸甚。臣又窃见州县积欠官物，已准去年明堂赦书，自淳熙三年以前并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旧催督，至如本军虽小，而所催除虚额逃阁外，凡一十三项，计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三贯石匹两。其他大郡，抑又可知。而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虽使卖妻鬻子，不足填纳，而监系在官，无复解脱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丰财，而适足以伤和致沴，为害不轻。臣愚欲望圣慈特推旷荡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干欠负官物，不问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尽者，一切蠲除。”①
  此外，朱熹还经常检阅以往已施行的蠲减则例，搬用到自己目前所吁请的项目上来，好让朝廷不便反口批驳。如在浙江任上，朱熹上书请求蠲免交纳丁盐绢钱等，就搬出南宋初期建炎三年（1129）的蠲免圣旨，依例推行，他在《奏台州免纳丁绢状》中云：
  臣巡历至台州，据属县人户陈状称，逐年身丁每丁合纳本色绢三尺五寸并钱七十一文，被州县登承抑纳绢七尺。其实本州每丁只发纳上供三尺五寸，却将钱七十一文令人户倍输，折纳本色。窃念本州人户连遭荒旱，细民艰食，见蒙追催紧急，无所从出。乞将递年多纳理作今年合纳，其今年倍纳在官，乞理为来年合纳之数。……拖照案例，临海五县人户合纳丁绢，除第一等止第四等系将丁产税钱并纽科纳绢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绢，检准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节文，两浙人户岁出丁盐钱，每丁纳钱二百二十七文，并令纳绢一丈、绵一两，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户一半依旧折纳外，余一半折纳见钱。台州人户身丁，每丁收盐税钱一百四十一文足，折纳绢七尺。自绍兴三年首正，将第五等人户丁盐钱除一半折纳绢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纳见钱七十文足五分，计减退本色绢数，是致阙少绢帛支遣。本州于绍兴四年相度，贴支官钱揍纳，具申朝廷，获奉圣旨，令台州椿管见钱与人户纳到数目，依市价买发，不得科敷骚扰。……今来若放免一半丁绢，却合催纳一半丁钱一万四千三十五贯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绢，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趱剩䌷绢一万六千二百余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碍起发上供纲运之数。……臣已行下台州及临海等县，遵照建炎三年获降圣旨，令人户逐年每丁送纳绢三尺五寸，并一半见钱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贫民下户，不得仍前违戾科抑外，须至奏闻。①
  由于有建炎年间的圣旨作为最高依据，朱熹在这里索性来个先蠲后奏，让上司执政一时难以措手。朱熹这种化整为零、随机蠲免的办法，虽然无法得到全部的施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苛赋对于平民百姓的压榨，取得了某些成效。如他在与刘晦伯的信件中说道：“某衰病之余，支吾郡事甚觉费力。诸邑惟漳浦最狼狈，诸事如鬻盐、子斗、折豆皆非法，坐视半年，未有可下手处。近方因有旨条具，辄以一二事为请。若蒙施行，则科罚之类可以尽禁。……折豆见与同官商量，虽或未能尽去，亦可去其太甚。”②
  即使是经总制钱，虽然从整体上说，朱熹无法改变其既有的现实，但是朝廷碍于朱熹的声名，有时也不得不象征性地予以少量的蠲减。朱熹在《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中曾经谈到漳州一州的经总制钱总额以及被蠲减一千贯的事实：“今者本州虽蒙圣恩蠲免经总制额一千贯省，然诸县日前此色官钱除实收外，所欠常数千缗，以郡计之，则又不啻二万余贯。今者所减虽已不为不多，然逐县所得，在欠数中仅及二十余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科罚，犹恐尚为虚文，况欲遽见其所减放名色之若干乎？至于诸色上供全无指拟，则前此又未尝有以闻者。……本州上供钱物一岁通及四万余贯，除一万七千余贯买银五千两解发，又有大礼年分银一千两，该钱三千五百余贯，不在常年解发数内外，一项折茶钱七千贯，一项罢科龙眼荔枝干钱四千贯，系逐年尚书户部准崇宁、大观上供钱物格符下椿办。又一项名为抱认建宁府丰国监铸不足铅本钱，其数亦一万六千贯，虽无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带省司帐状，不可分文违欠。三色总计二万三千余贯，是皆无复根原来历之可考，亦无户眼窠名之可催。……此本州经制之额所以至于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一贯者，盖以绍兴二十三年之数为准也。总制之额所以至于五万五千六百七贯者，盖以绍兴二十八年之数为准也。然此其所以为准者，又非当年自然收到之实数，皆是后来督责追补之虚额。而一时朝廷决意施行，官吏不敢争执，遂以至今，逐年收趁不上，常亏一二万贯。至于无额之额……遂增至一万六十六贯，递年收趁不上，所亏亦不下六七千贯。州县无计可为，则亦兑那科罚，如前项所以趁办上供之术而已。……本州逐年起发经总制及无额钱数实收之数，极多不过七万五千贯，而补发之数多至二万五千余贯。其补发者，并是州司兑那发纳。”①朱熹在《又奏乞戒约州县妄科经总制钱及除豁虚额钱数状》中也提到，在朱熹的一再力争之下，朝廷也蠲减了经总制钱的少量名目，“臣自去年到任之处，即准省符行下臣僚奏请，州县以经总制钱为名，巧做名色，科敛民钱，以足岁额者，欲乞严行禁止。……奉圣旨依奏。臣于是时即已遵禀具奏，以本州罢科茶及荔枝龙眼干、抱认建宁府丰国监铸不足铅本三色上供钱……臣辄已行下诸县，自今并免解发，及申严约束，不得似前以此为名，妄行科扰去讫”①。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朱熹的不断乞请之下，朝廷也允准少量的经总制钱予以减免，并且得以施行，“已行下诸县，自今并免解发”。明代《漳州府志》记载朱熹在这里的政绩时也提道：“先生到任，以节民力、易风俗为首务。先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②虽然减免的数额比较有限，减免的具体数字也比较模糊，不得其详，但是朱熹坚持不懈地为民请命，总算为平民百姓争得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