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朱熹对推行经界与蠲免经总制钱的争执与失败
  朱熹从理学济世、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出发，希望在自己的官宦生涯中，尽可能多地为国家、为天下百姓做事，因此，从二十五岁初入同安县主簿的仕途起，他就十分憎恨苛赋的不公，深切同情那些因苛赋带来无尽痛苦的百姓。我们综观朱熹在历任地方官上对于蠲苛赋的态度，大致就是以均平社会各阶层的赋税负担和蠲免额外赋税负担这两个方面为核心的。在其实施的具体内容上，则主要体现在推行“经界”和蠲免以“经总制钱”为主的正税之外的种种无名苛赋之上。
  关于朱熹对推行经界与蠲免经总制钱的争执，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概括起来，所谓推行经界，就是由于到了南宋时期，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土地的集中造成赋税的不均，强宗豪室占有大量土地，却隐田逃税，小民细户产去税存，有田无税、有税无田成为全国的普遍情况。这既造成朝廷的财政危机不断加剧，同时也使得普通的平民百姓赋税负担加重、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绍兴十二年（1142）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打起孟子“仁政必自经界始”的旗号，主张在全国施行经界。但是经界的推行势必受到大地主、大官僚的激烈反对和阻扰，李椿年所推行的经界也逐渐归于失败。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担任同安主簿时，正是全国经界余波将衰之时。他来到同安县之后，发现这里的土地占有情况，其混乱程度比起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以区区主簿的低微身份，加上他执拗倔强的道学性格，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自行在清查版籍田税上做了一番筹划，试行经界。然而，他的这一设想在上司的反对与阻挠之下，成效不彰，希望落空。①尽管如此，朱熹终身对于推行经界痴心不改，到了晚年出任漳州的时候，还再次提出在漳州等闽南地区推行经界的主张。同样地，朝廷达官大臣对朱熹的慷慨陈词已习惯于无动于衷，虚与应付。朱熹则在偏僻的漳州，全力以赴。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经界做深入探访，摸清了本州税籍不正、田亩荒芜、田税亏欠、赋役不均的情况。正当朱熹在漳州信心满满积极谋划经界事宜时，朝廷内外上下一切反经界的腐朽保守力量也都联合起来，朱熹几乎又是一个人面对着上起朝廷官僚下至地方豪右的铜墙铁壁孤军作战。虽然朱熹奋起争论，屡屡执言，但是再一次归于失败。②
  整顿田地版籍和整顿赋税是同一经界问题的两个方面，田地版籍越是混乱的地方，赋税苛重不均的现象就越突出。而以经制钱和总制钱为主的额外苛征，更是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③经制钱本是北宋经制使称亨伯以镇压方腊起义之名增收的临时税，总制钱是绍兴初孟庾以总制司名义增收的附加税。两税由官府在榷茶、盐、酒和卖槽、田宅牙税、楼店务房钱等税收里每千钱增收五十六文头子钱，这一征税之外的无名之赋竟成了维系南宋小朝廷的一条经济命脉。绍兴十年（1140）各州委通判专管经总制钱，年入已高达一千七百二十五万贯，相当于唐代全年天下税收的两倍。①朱熹在推行经界无望的情况下，想从经总制钱入手解决同安一县税重民困的问题。他指出：“此钱既非经赋常入，为民所逋负，官吏所侵盗，而以一岁偶多之数，制为定额，责使偿之……此岂民之所当输，官之所当得者耶？其制之无艺，取之无名甚矣！”②朱熹第一个指出经总制钱为无名苛赋而主张悉与蠲免，但是他的这一强烈主张，上司照样不予理睬，很快也失败了。③但是朱熹并不气馁，晚年到漳州任职时，照样把蠲苛赋的目标放在蠲减经总制钱上。他的吁请奔走，得到的依然是上司的冷漠拖延、不理不睬。有些官员“阳为禁止，而阴实纵之，又从而驱之，使必出于此”④。有些上司嘴上敷衍，正式行文始终不见下达。朱熹一生为之大力主张呼吁的蠲免经总制钱，终究无法得到施行。⑤
  （二）化整为零、随机蠲减
  朱熹从二十几岁进入仕途，至六十余岁彻底离开政坛，虽然任职的时间不长，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任上，但是他都念念不忘整顿经界、均平赋税，蠲减经总制钱，并且与朝廷执政和地方势豪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执论辩。在强大的官僚体制和势家豪强的阻挠下，朱熹的愿望基本落空。尽管如此，朱熹并未放弃对民生的关注，而是改变策略，采用化整为零、随机蠲免的方式，尽可能地为平民百姓减轻一些赋税负担。
  朱熹吁请蠲减经总制钱既然得不到朝廷的允准，他就在经总制钱之下的一些额外税目上做文章，就事论事，力争对单个的苛征税目予以蠲减。如在江西任上，朱熹经过调查，发现这里的经总制钱及月椿钱的负担十分沉重，“（南康军）经总制钱年额系于夏秋二税内收趁，缘本军去年分检放过苗米三万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纽计无收经总制勘合头子钱六千三百七十二贯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准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圣旨指挥，倚阁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户未纳畸零夏税折帛钱二万三千三百一十五贯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绢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纽计无收经总制勘合头子钱二千九百二十五贯八百四十七文。二项共合除放经总制钱九千二百九十七贯九百六十四文”①。他在《报经总制钱数目劄子》中又云：“本军去岁末发钱四千六百余贯，并今年未发钱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余贯。”②面对如此数量的经总制钱又得不到蠲减的情况，朱熹就根据适当的时机及条件，分别上书吁请减免。如关于月椿钱，朱熹呼吁：
  本军月椿钱，系于夏秋二税并场务出纳钱物收到头子、经总制无额钱及酒税课利分隶椿办。缘去岁旱伤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税亦复倚阁，自九月至十二月终，月额共合椿办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贯九百一十二文。……今空竭无可椿办，欲望钧慈，特赐敷奏，将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终收趁不足月椿钱六百二十贯三百六十五文特赐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后合发月椿钱数，亦乞行下准淮东总领所照会，据本军每月实椿到钱数起发，候向去年岁丰关于酒税的附加，朱熹在《乞减移用钱额剳子》中申请予以适当减免云：
  本军财赋匮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时全仰酒税课利分隶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内，蒙使司于经常分隶钱数内，创立名色，每月抛移用额钱一千二百余贯，均于城下及两县酒税务趁办。……照对州县财计取办于税务，税务课额仰给于客旅，然则客旅虽非农民之比，亦官司财用取资，不宜重困，使其望风畏避而不敢出于其涂也。……若蒙台慈详察，将上件移用无名之额痛赐裁减，使州郡得以约束务官，轻减商税，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远大利之源，不必竭取于一时然后为快也。①
  南康军星子县的和买折帛等新增税额，负担沉重，朱熹也上奏吁请予以减免，他在《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中云：
  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尤甚。因窃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乱流移，民方复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无复顾恋乡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为子孙长久之虑。……深可怜悯，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县税钱利害条具闻奏，乞赐蠲减。伏蒙圣恩，即日降出，而户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实，复以申部，取旨施行。……而户部乃以去岁议臣之请，复下漕司，责以对补。吏民相顾，悼心失图，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为计。然窃伏念陛下宽仁勤俭，恭己爱民，四方远近凡以病告，无不恻然兴念，即赐复除。……臣虽至愚，有以知其决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诚有余财，自当措置兑那，以纾民力，岂复敢以此等琐末上劳天听？正为公私匮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陈请。今乃限以对补之说，不附其说则远县穷民永无苏息之期，必从其说则势无从出，不过剜肉补疮，以欺天罔人。不惟无益，而或反以为害。……是以敢冒万死，复以奏闻。欲望圣慈，特降睿旨，检会前奏，依汀州例。直赐蠲放施行。计起所捐除不碍上供数外，不过䌷绢一千五十余匹，钱二千九百余贯，比之汀州之数未为甚费，而可以少宽斯人，使得安其生业。臣不任祈天沥恳、皇恐俟命之至。①
  朱熹吁请蠲减苛赋，并不能事事得到朝廷的允准，因此他往往是一次不成，再次上请。如他在南康军任上关于木炭折纳钱，就一再上书。朝廷有时碍于朱熹大儒的名声，也会顺水推舟，故作姿态地给予某些蠲减。如朱熹在反复吁请蠲减都昌县的科折木炭钱之后，就得到朝廷的批准。朱熹屡次所上给执政的《论木炭钱利害劄子一》云：
  伏见管下都昌县人户夏税钱内一项科折木炭，自来只用本色备船转载，赴监送纳。自绍兴二十四年，提点韩宝文任内，因纳炭稽迟，追典押取问，偶一时惧罪，自行供认，乞每秤折纳价钱二百六十文省。解发赴监，自行置场买炭。考之县吏，每税钱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税钱则例言之，夏税见钱一贯五十文，合折绢一匹，官交价钱六贯文省。若折木炭，合管木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钱二百六十文省，共钱一十三贯六百五十文。已上以两项价钱比并，则木炭钱多于折绢价钱七贯六百五十文，系争一倍以上，数目已极悬绝。况都昌民户逐年长养园林，采柴烧炭，每斤直钱五文至六文止。若比仿折纳价钱，又几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挂欠籍，追逮督迫，几不聊生。……敢乞台慈详酌，俯从所请，庶几疲瘵之民得以少苏。①
  《论木炭钱利害剳子三》云：
  熹昨日伏蒙面谕，许赐行下究实都昌木炭价钱利害，特与蠲放，仰见仁人君子所以爱民之实，不为苟悦于一时，而所以为之计虑深远如此，感幸叹息，无以为喻。适准使帖，谨已遵禀施行，续当条上。然熹窃伏思之，复有一说，上可以推广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于多失有司经常之人，敢预言之，以俟采择。……欲望台慈，更赐详酌，三县第三等户一概重行蠲放，其上两等人户却令且依旧送纳，庶几一郡细民均被大赐，而上两等户事力稍重，犹可不至大段狼狈，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财计，免致别有经画，实为利便。②一旦得到朝廷的批准，朱熹立即公布于城乡通衢，让一般百姓知晓，以凭执行。如上引的科折木炭钱，朱熹就特意撰写了《减木炭钱晓谕》，通告百姓。所谓“近据人户陈诉，木炭折钱太重，遂行申请，乞行均减。今准提点铸钱衙委官考究科敷轻重及水程近远，特行裁减，自淳熙七年为始。数内建昌县每科元科钱二百六十文省，今裁减钱四十文省，实纳钱二百二十文省。除已出榜县市，晓示人户知委外，窃恐乡村人户未能通知，须至散榜晓示者。”③
  朱熹为了让朝廷更多地采纳他的意见以蠲减税额，还经常找出一些堂皇的借口并善用之。如淳熙六年（1179），朱熹又趁宋孝宗皇帝下诏“勤恤民稳”的机会，上奏吁请南康军各属县的“欠负官物”。他在《奏推广御笔指挥二事状》中借题发挥云：“臣伏读圣诏，有曰‘勤恤民稳’，臣谨已遵禀施行讫。……则今日所以勤恤民稳，莫若宽其税赋，弛其逋负，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军星子县税赋偏重，尝其奏闻，乞赐蠲减。……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多方阻难，未容便得蠲减。所愿圣慈深赐矜怜，直降睿旨，特亦所乞，则此县之民庶几复得乐生安土，永为王民，不胜幸甚。臣又窃见州县积欠官物，已准去年明堂赦书，自淳熙三年以前并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旧催督，至如本军虽小，而所催除虚额逃阁外，凡一十三项，计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三贯石匹两。其他大郡，抑又可知。而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虽使卖妻鬻子，不足填纳，而监系在官，无复解脱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丰财，而适足以伤和致沴，为害不轻。臣愚欲望圣慈特推旷荡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干欠负官物，不问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尽者，一切蠲除。”①
  此外，朱熹还经常检阅以往已施行的蠲减则例，搬用到自己目前所吁请的项目上来，好让朝廷不便反口批驳。如在浙江任上，朱熹上书请求蠲免交纳丁盐绢钱等，就搬出南宋初期建炎三年（1129）的蠲免圣旨，依例推行，他在《奏台州免纳丁绢状》中云：
  臣巡历至台州，据属县人户陈状称，逐年身丁每丁合纳本色绢三尺五寸并钱七十一文，被州县登承抑纳绢七尺。其实本州每丁只发纳上供三尺五寸，却将钱七十一文令人户倍输，折纳本色。窃念本州人户连遭荒旱，细民艰食，见蒙追催紧急，无所从出。乞将递年多纳理作今年合纳，其今年倍纳在官，乞理为来年合纳之数。……拖照案例，临海五县人户合纳丁绢，除第一等止第四等系将丁产税钱并纽科纳绢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绢，检准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节文，两浙人户岁出丁盐钱，每丁纳钱二百二十七文，并令纳绢一丈、绵一两，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户一半依旧折纳外，余一半折纳见钱。台州人户身丁，每丁收盐税钱一百四十一文足，折纳绢七尺。自绍兴三年首正，将第五等人户丁盐钱除一半折纳绢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纳见钱七十文足五分，计减退本色绢数，是致阙少绢帛支遣。本州于绍兴四年相度，贴支官钱揍纳，具申朝廷，获奉圣旨，令台州椿管见钱与人户纳到数目，依市价买发，不得科敷骚扰。……今来若放免一半丁绢，却合催纳一半丁钱一万四千三十五贯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绢，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趱剩䌷绢一万六千二百余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碍起发上供纲运之数。……臣已行下台州及临海等县，遵照建炎三年获降圣旨，令人户逐年每丁送纳绢三尺五寸，并一半见钱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贫民下户，不得仍前违戾科抑外，须至奏闻。①
  由于有建炎年间的圣旨作为最高依据，朱熹在这里索性来个先蠲后奏，让上司执政一时难以措手。朱熹这种化整为零、随机蠲免的办法，虽然无法得到全部的施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苛赋对于平民百姓的压榨，取得了某些成效。如他在与刘晦伯的信件中说道：“某衰病之余，支吾郡事甚觉费力。诸邑惟漳浦最狼狈，诸事如鬻盐、子斗、折豆皆非法，坐视半年，未有可下手处。近方因有旨条具，辄以一二事为请。若蒙施行，则科罚之类可以尽禁。……折豆见与同官商量，虽或未能尽去，亦可去其太甚。”②
  即使是经总制钱，虽然从整体上说，朱熹无法改变其既有的现实，但是朝廷碍于朱熹的声名，有时也不得不象征性地予以少量的蠲减。朱熹在《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中曾经谈到漳州一州的经总制钱总额以及被蠲减一千贯的事实：“今者本州虽蒙圣恩蠲免经总制额一千贯省，然诸县日前此色官钱除实收外，所欠常数千缗，以郡计之，则又不啻二万余贯。今者所减虽已不为不多，然逐县所得，在欠数中仅及二十余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科罚，犹恐尚为虚文，况欲遽见其所减放名色之若干乎？至于诸色上供全无指拟，则前此又未尝有以闻者。……本州上供钱物一岁通及四万余贯，除一万七千余贯买银五千两解发，又有大礼年分银一千两，该钱三千五百余贯，不在常年解发数内外，一项折茶钱七千贯，一项罢科龙眼荔枝干钱四千贯，系逐年尚书户部准崇宁、大观上供钱物格符下椿办。又一项名为抱认建宁府丰国监铸不足铅本钱，其数亦一万六千贯，虽无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带省司帐状，不可分文违欠。三色总计二万三千余贯，是皆无复根原来历之可考，亦无户眼窠名之可催。……此本州经制之额所以至于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一贯者，盖以绍兴二十三年之数为准也。总制之额所以至于五万五千六百七贯者，盖以绍兴二十八年之数为准也。然此其所以为准者，又非当年自然收到之实数，皆是后来督责追补之虚额。而一时朝廷决意施行，官吏不敢争执，遂以至今，逐年收趁不上，常亏一二万贯。至于无额之额……遂增至一万六十六贯，递年收趁不上，所亏亦不下六七千贯。州县无计可为，则亦兑那科罚，如前项所以趁办上供之术而已。……本州逐年起发经总制及无额钱数实收之数，极多不过七万五千贯，而补发之数多至二万五千余贯。其补发者，并是州司兑那发纳。”①朱熹在《又奏乞戒约州县妄科经总制钱及除豁虚额钱数状》中也提到，在朱熹的一再力争之下，朝廷也蠲减了经总制钱的少量名目，“臣自去年到任之处，即准省符行下臣僚奏请，州县以经总制钱为名，巧做名色，科敛民钱，以足岁额者，欲乞严行禁止。……奉圣旨依奏。臣于是时即已遵禀具奏，以本州罢科茶及荔枝龙眼干、抱认建宁府丰国监铸不足铅本三色上供钱……臣辄已行下诸县，自今并免解发，及申严约束，不得似前以此为名，妄行科扰去讫”①。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朱熹的不断乞请之下，朝廷也允准少量的经总制钱予以减免，并且得以施行，“已行下诸县，自今并免解发”。明代《漳州府志》记载朱熹在这里的政绩时也提道：“先生到任，以节民力、易风俗为首务。先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②虽然减免的数额比较有限，减免的具体数字也比较模糊，不得其详，但是朱熹坚持不懈地为民请命，总算为平民百姓争得一线生机。
  （三）因地制宜、变通蠲减
  南宋时期的经总制钱等苛赋，有不少是由中央政府或某些官员根据一时的财政需求而强行颁布的，久而久之，不仅演变成不便蠲减的额外税目，而且由于时间和地区的不同，还出现了诸如此地本不产此物而必须承担此物的畸形税种的种种弊端。为了蠲减这些不合时宜与地宜的苛税，每到一地，朱熹就深入城乡进行访查，了解这些苛税的来龙去脉、弊害症结等，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法予以蠲减。他在江西南康军任上时，还撰写谕民榜文，向百姓征求改善蠲减这些苛税的办法。他在《知南康榜文》中写道：“（南康）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只得逐急了办目前，更无余力可以议此。是致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深可哀怜，安忍坐视？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军民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宽恤，并请子细开具著实事状，不拘早晚，赴军披陈。切待面加询问，审实相度，多方措置，庶几户口岁增，家给人足，有以仰副圣天子爱养元元之意。”①
  在切实了解了苛赋的具体症结之后，朱熹就根据不同税目的实际情况，施行不同的变通蠲减措施。在江西南康军任上，对于纳绢折钱一事，朱熹经过调查，认为极其不便于下等户的贫困阶层，必须予以更改。他在《乞听从民便送纳钱绢劄子》中说：
  近因奉行近降指挥，令上三等户税绢畸零丈尺凑钞送纳本色外，下户不成端匹税绢，每尺并以一百文足折价，从便独钞送纳。……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见朝廷指挥之意本为优恤下户，但行喻遣，催促送纳。自后点检得见纳到数目大段稀少，遂行询问，乃知本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今令上三等户得纳本色，而下户却令一尺折钱一百文足，即纳一匹计成四贯文足。委是折钱太多，所输反重于上户，所以下户不愿折纳。……欲乞许从民便，送纳钱绢。敢乞钧刺早赐敷奏行下，以凭遵守催督，免致拖欠，为公私久远之害。②
  对于浙江绍兴府的“和买”，“和预买法，本支实价。访闻官司立价甚低，或高抬他物价直准折，或以无实虚券充数，甚者直至受纳未支本钱，不遵条限，前期起催，急于星火”①。这种“和买”，除了存在府州之间的征派不均、折价不合理的问题之外，同样也存在上等户与下等户分摊不均的严重问题。许多上等户勾结胥吏，把自己的户等改为下等户，以规避本应承担的和买税钱。朱熹经过评议措画之后，认为应当统一把田产、浮财等通计为以钱计产的所谓“贯头”，再根据不同人户的“贯头”进行派税。他在《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中仔细地论述了“贯头”均纽和买的方法：
  绍兴和买之患，民所不堪，巧诈之徒，奸弊百出。前此议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过为国家顾惜小费，下比流俗，苟循虚名，是以因循，终莫能革。……臣等契勘浙东七州，除温州无和买外，其余六州共管和买二十八万一千六百四十匹二丈一尺，绍兴一州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诸州一半以上。缘此重困，人不能勘，所以子户诡名，巧为奸弊，虽有重法，终不能禁。且如会稽一县，经界之初旧例，虽是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以上起科和买，然以通数计之，实及四十七贯方满一匹。今亦自三十八贯五百起科，以通数计之，乃自十八贯六百单一文已科一匹。则是向来科纳一匹，今增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赢，田之在民不加损，止缘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奸伪日滋，以至此极。
  向来官吏之有意于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尝不为之恻然动心。评议措画，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终无定说。如欲首并诡户，则惧其告讦成风，徒败风俗，而暂并复分，终不能禁；欲以亩头均纽，则纵舍游末，重困农民，轻重之间，亦未为允；欲科有产无丁之户，则彼能立诡户者，固不惮更立虚丁，而寡妻弱子，实无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减退物力等则，或作鼠尾推排，则彼昔者既能析而为三十八贯五百以下之户矣，今岂不能再析而为若干钱以下之户乎？故尝参酌前后众人之论而折衷之，独有通计家活浮财物力贯头均纽之说稍为无弊。虽第五等户昔无今有者未免有言，然于其间真伪亦复相半。若真贫民，输一户之和买不过丈尺，彼自不较。惟是子户诡名之众，顿输数户，积计甚多，故尤不以为便而必争之。其力又足以挟下户、唱浮论以摇众听，故不察其实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复措其说。此和买之议所以汹汹累年，而和买之害固未尝有一毫之损也。然窃尝深究其受病之原，则无他焉，直以元额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与熟议，辄陈此说，欲望圣慈，先发德音，痛减岁额，然后用贯头均敷之说以定其制。惟虑所敷第五等户之中，真下户者或受其弊，则请参用高下等第均敷，及减免下户丁钱之说以优恤之。但使真下户者，审知此法之行不为厉己而无他辞，则彼奸民之浮论亦可以置而不问矣。①
  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所以欲改‘亩头’二字为‘物力贯百’者，盖以亩头科纽，则独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财物力者不与，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贯百’，则有田及浮财者皆在其中。”②“所以谓贯头均纽之说为无弊者，盖今和买之重，人悉规避，诡为下户，长奸滋弊。莫可关防。……所谓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户旧科和买数多，今用贯头均敷，则其数却须少减。下户旧不曾科和买，今用贯头均敷，则其数乃是顿增。若使顿增数中皆是子户诡名，则固不足恤。第其间却有真实下户，不能无咨怨者，故今复为此法以优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贯当科和买一匹，则第二等四十五贯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于五等，则户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几下户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①这种蠲减的方法，既不至于大量减少和买的总额，同时又使得上等户和下等户所承担的税额趋于公平合理，切实地减轻了下等户等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
  浙东的酒税，是与和买、盐税同等虐民的苛赋，朱熹曾经在《朱子语类》中说：“浙东之病，如和买之害、酒坊之害（买酒坊者，做不起破家，做得起害民），如盐仓之害（如温州有数处盐仓，置官吏甚多，而一岁所买不过数十斤，自可省罢）。”②朱熹深察其弊，他认为浙东滨海食盐本不困难，官府却偏偏强令百姓向官府买盐食用，百姓深为不便，日食私盐，结果造成官盐日亏，官吏与贩私盐者通同自利，百姓遭殃。于是，朱熹在《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中提议令百姓随二税交纳产盐钱，同时也允许民间食用私盐，该状略云：
  臣窃见本司所管盐酒课利，国计所资为甚广，而民情所患为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别行措画，窃恐民力日困，亦非国家久远之利。……浙东所管七州，而四州濒海，既是产盐地分，而民间食盐必资客钞，州县又有空额，比较增亏，此不便之大者。夫产盐地分距亭场去处，近或跬步之间，远亦不逾百里，故其私盐常贱而官盐常贵。利之所在，虽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贩私盐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载，巡尉既不能呵，州郡亦不能诘，反与通同，资以自利。或乞觅财物，或私收税钱。……臣生产福建，窃见本路下四州军旧行产盐之法，令民随二税纳产盐钱，而请盐于官。近岁官盐虽不支给，而民间日食私盐，官司既得产盐税钱，亦不复问其私贩，虽非正法，然实两便。欲乞圣慈，特诏本司，取会福建路转运司下四州见行产盐法，将本路地里远近、盐价高低比附参考，立为沿海四州盐法，其余州军自依旧法施行，则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①
  这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上奏状中提到这种变通的办法，“官司既得产盐税钱，亦不复问其私贩，虽非正法，然实两便”。
  对于“酒坊之弊”，朱熹也是主张通计一州一县的酒税总额，均摊于一州一县的民间财产总额之中，均平分摊。所有的人户，不论城居、村居，还是官户、民户，“通计田亩浮财物力而均出之”。物力多者多承担酒税，物力少者少摊派酒税。如此则可以做到相对公平，减轻下等户贫困民众的负担。朱熹说：
  酒坊之弊，其说有四：一曰官监，二曰买扑，三曰拍户抱额，四曰万户抱额。臣窃以为莫不便于官监，莫便于万户，其他则亦互有利害。而万户之中，亦不能无少利害，要在讲究详尽，然后施行，则庶乎其弊之可革矣。……唯万户抱额最为简便，然须以一州或一县，通计田亩浮财物力而均出之，使无官户、民户之殊，城居、村居之异一概均敷，立为定籍，乃为尽善。若舍官户而敷民户，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阴肆出没走弄于其间，则又病矣。……若蒙圣恩深诏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岁实催到库之数，参校取中，立为定额，然后以此科敷，俾为万户，则亦庶几安民省事之一端也。……①
  在漳州任上，朱熹发现漳州地区并不出产绢匹，而军兵衣绢，则以上供钱与出产绢匹的江西、浙江等地对换，十分不便，且不以时给。朱熹予以变通，把见钱直接发给军兵，由军兵自己购买绢匹制衣，十分便利，既没有加重官府的财政负担，甚至减少了官府的财政支出，又解决了军兵的衣绢之烦。《朱子语类》记此事云：“诸州军兵衣绢或非所有，则以上供钱对易于出产州军，最为烦扰。如漳州旧与信、处二州对易，每岁本州为两州抱认上供钱若干，尽数解纳，而两州绢绝不来。太守岁遣书馈恳请，恬不为意，或得三分之一，措发到一半极矣。……既知漳不出绢，信州、处州有之，何不令两州以所合发纳上供钱输绢左藏，只令漳州以钱散军人，岂不两便？军人皆愿得钱，不愿得绢。盖今绢价每匹三千省，而请钱则得五千省故也。此亦当初立法委曲劳复之过，改之何妨？”②
  从以上这些变通蠲减苛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为了减轻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方便民众的日常生活，费尽了心力。那些妄自加赋、避罪希赏、固禄保位的官员与其相比，相距何其遥远！（四）体恤民情、减免差役
  差役是南宋时期基层民众支应官府及官吏各种需求的另外一种重要途径，也是官府及官吏直接与基层民众发生关系并且从中作弊的重要途径。因此，官府的差役征派，也不时地苛虐下层的平民百姓。
  朱熹在浙江任上的时候，发现差役使民间百姓痛苦不堪，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政府把原来雇募差役的经费归并到经总制钱之中，悉数上缴朝廷；二是征派民户承担耆长、户长等支应差役时分配不均，致使大部分贫困下户难于承受。对于第一个原因，朱熹在江西南康军任上时，就了解到当地军伍的招募严重缺乏下拨经费，致使当地官民均受困扰。他在《乞住招军买军器罢新寨状》中说：“本军军额，招填禁军共五百人。今照本军旧管禁军数额至多，盖缘承平之际，户口繁多，投募者众，州郡又未有诸色上供及拣汰归正使臣军员，仓库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来，税重民贫，户口逃散，已是无人应募。州郡上供之额既重，冗食之数又多，并无留州得用钱米可以养赡。所以招收常不及额，犹尚支遣不足。……设若有人应募，其添招禁军三百人，每年合用粮米五千四百石，料钱八百六十四贯文省，春冬衣绢一千三百五十匹，䌷一百五十匹，绵四千五百两，衣钱七百六十五贯，委是数目浩瀚，即无合拨窠名可以支遣。”①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知道，仅招募当地军伍一项，就所费不赀，朝廷财政根本就不给补贴，当地官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情景，朱熹多次上奏朝廷，一方面要求朝廷允准减轻部分差役，如减少招募军伍的数量等，另一方面则要求朝廷把地方上供及附加诸般经费之中，或者原先雇役之钱重新从经总制钱里面分割一部分出来，作为雇役之费专款专用，他在《论差役利害状》中说：
  窃见差役一事，利害非轻。本司日逐受理词讼，多是人户陈诉上项事理。……旧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皆选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联比居民，出长入治，实古者党正族师、闾胥比长之任，亦不轻矣。至于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则耆长主之；催纳税租，则户长主之。皆是募人充应，各有雇钱。……此皆祖宗成法，至今未不刊之典。然而州县奉行往往违戾，至如江、浙等处，则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长催税，于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劳，催税者有比讯陪备之苦，破家荡产，几不聊生。……熹曾原其所以，盖缘朝廷曾有指挥，罢支耆、户长雇钱，以充经总制窠名起发，遂致州县无钱可雇耆长、户长，而此等重役遂一切归于保正、保长无禄之人。至其犹存二长旧额去处，又皆无赖游手之徒，既无雇钱，不复可绳以法度，遂致乞觅骚扰，反为民害。熹窃以为莫若将罢支耆、户长雇钱一项并免起发，拨还州县，依旧募税户充耆长、户长。则凡此众弊，不革自去。……①
  然而要从经总制钱当中抠出雇募差役的经费，虽然这些经费本来就是用于差役的，但也犹如虎口夺食，谈何容易！朱熹曾经在《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中谈到自己一再向朝廷申请抚恤民间差役但是没有得到朝廷允准的事实：“臣于今年口月内曾具差役利害口事申尚书省，几数千言。……而近准户部行下，乃无一言见施行者。臣生长田间，颇谙鄙事，窃谓其言若得圣明一赐观览，决须有可采者。欲望圣慈，特赐宣索，观其大概，然后付之爱民晓事、老成详细之臣，令其看详，择可行者具为条画，别降指挥施行，庶几陛下爱民之意少有裨补，臣不胜万幸！”②因此，朱熹另外设想了第二个方案，他在《论差役利害状》中复云：上项复雇耆、户长，最为良法。若以吝惜小费，未能遽行，而欲少宽中下等户充大保长催科陪备之苦，则亦有一说焉。盖论物力之等第，则通选二十五家内物力高者一人为大保长，一年一替；通选二百五十家内物力最高者二人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见行法也。论力役之轻重，则为保正者既皆上户，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费实轻。大保长既是中下之户，而一年之内轮当催税者四人，比讯陪备，其费不赀，充应之家无不破产。其都内上户，是年之内偶不当充保长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视此曹之狼狈。而当此役者，其间狡猾、奸巧百端，避先趋后，舍重取轻，颠倒错乱，神出鬼没，所以重为贫民之害者，不可胜究。……今若朝廷不惜小费，将罢支耆、户长钱拨还州县，依旧雇人，则更不待措置关防，而此数十年深锢牢结之弊，一旦豁然冰消冻释。如其不然，则莫若将大保长于物力最高人内通差，而删去大保长愿兼户长一条。……只令大保长各催本保人户官物，则充役者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办。……①
  这就是说，如果朝廷不肯把原先雇募差役的经费拨还给州县，那么就签点当地的富户来承担诸种差役。“为保正者既皆上户，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费实轻。”而中下等户的贫民，则不受差役之扰。至于穷乡僻壤，找不出富裕上户，也由全县通融出“物力最高人户四名充户长”，轮流当差。“其狭都十大保长内，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诸县每年夏税起催前一月，逐都一并轮差物力最高人户四名充户长。内尤高者催夏税，次高者催秋税，即不问已未见充都副保正、大保长及歇役久近，亦不理为保正、保长役次，则庶几诸弊稍息，而中下之户得以少安矣。”①
  南宋差役最为沉重的是主管催税的保正副和保长等。②在有些地方，如浙江的处州一带，官府责令民间设立“义田”，以义田所入雇募人手应役，故又称之为“义役”。然而不少地方的“义田”“义役”设置，也存在着贫富不均和管理使用不合理的问题。为了使这种“义田”“义役”的设置更趋公平，同时也可更加规范“义田”“义役”的管理和使用，朱熹撰写了《奏义役利害状》，建议朝廷上司行下处州等地，“义田”“义役”仿效山阴县的做法：
  本州目今奉行（义役），却有未尽善者。如令上户、官户、寺观出田以充义田，此诚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钱买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或却计会减缩，所出殊少。其下户今急被科出田，将来却不充役，无缘复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贫民以资上户。此一未尽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田出纳先后之间，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将来难施刑罚，转添词讼。此二未尽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后，贫者或富，富者或贫，临事不免却致争讼。此三未尽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轮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轮充夏秋户长，上户安逸而下户陪费，此四未尽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概。……臣昨见绍兴府山阴县见行义役，只是本县劝谕人户各出义田，均给保正户长，各有亩数，具载砧基。其保正户长依旧只从本县定差，更不别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当役之户即有义田可收，自然乐于充应，不至甚相纠讦。……窃谓其法虽似阔疏，然却简直易明，无他弊病，又且不须冲改见行条法，委实利便。故尝取其印砧基，行下州县。然以未经奏请，画蒋指挥，州县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圣慈详酌，行下处州，止令合当应役人户及官户、寺观均出义田，罢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阴县法，官差保正副长轮收义田，仍令上户兼充户长。俟处州行之有绪，却令诸州体仿施行。庶几一变义风，永息争竞。①
  以上所述朱熹对于减免差役的处置，不难看出他体恤民情、民生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州县官吏作为亲民之官吏，赋税的征收、差役的调派、额外的苛征等等，都是直接由这些官吏与民众发生关系的。州县官吏的清廉与否，也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众的负担轻重问题。有些州县官吏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朱熹更是处处留心，绝不容忍放纵。他一经发现有这种无端苛索民众的行为，立即严予禁止。如他在《约束科差夫役》中指出：“访闻管下诸县以和雇为名，科差夫力，应付过往官员修造船杠诸般役使。以至县官出入公干，亦令保正长关唤夫力，荷轿担擎，有妨农业。甚者至令陪贴钱物，为害尤甚。除已行下约束外，如更有似此去处，仰被扰人户径赴本军投诉，切待依法重作施行。”②在《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中，朱熹禁止吏员骚扰及怠慢民户：“应今后本县违法辄差公人下乡追扰，许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重断。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经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应人户二税如已送纳获钞，而本县重叠追扰，许人户执钞赴军陈诉，定追承行乡司等人，重断勒罢。”①在《晓示科卖民户麹引及抑勒打酒》中，禁止吏员借故勒索乡民：“勘会民间吉凶会聚或修造之类，若用酒，依条听随力沽买。如不用，亦从其便，并不得抑勒。今访闻诸县并佐官厅，每遇人户吉凶，辄以承买麹引为名，科纳人户钱物，以至访场违法抑勒人户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作失时，须至约束。”②有些地方的官吏，甚至利用灾荒年景下乡勘察灾情之机，妄收役钱等苛费，朱熹一经查实，先行拘押，再依条法办。他在《施行人户诉状乞觅》中痛斥这些弊端云：
  委官检踏，其在都昌、旧来踏荒之弊名色非一。……凡押旱状，官中所收，则谓之醋息钱；直日司乞觅，则谓之接状钱；已下案，案吏乞觅，则谓之买纸钱；及投旱帐，则谓之投帐钱；官员下乡检踏供帐，民户着押，社司乞觅，则谓之着字钱；检踏官员随从人吏于保正名下乞觅，则谓之俵付钱；官司行下蠲放所纳米斛，社司随斗敷数乞觅，则谓之苗头钱。凡此之类，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裕民，而民之縻费乃至于是，人户既已困穷，坐受其弊，无力赴愬，委实切害。如合干人依前乞觅前项逐色钱数，仰人户不以早晚具状经县陈诉，从本县拘收犯人，申解军。切待根勘，依条施行。各令知委。③
  从禁止舞弊、蠲减赋税的实际效果上看，需要向朝廷申请的蠲减项目，虽一再奏请，但是往往是时准时不准，效果较差；如果是在整体上不至太多损失，甚至不损失地方上缴给朝廷的钱额，只是对赋税差役的征派方式细加调整，更趋公平分配，则被朝廷批准的可能性比较大，效果也较为明显一些；如果是在朱熹本人的权力之内，禁止官吏的不正当、不合法行为，从而减轻一般平民百姓的赋税差役负担，则实际施行的可能性最大。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朱熹在这些方面的多方不懈努力，不管是何种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平民百姓争得了某些蠲减赋税差役的实际利益。这些不懈的努力，也充分体现了朱熹执政为民、以苍生为念的儒者胸怀。因此，我们在反复谈论朱熹在理学心性等问题上的重大贡献时，切不可忘却他在地方官任上为民办实事的艰难经历。只有这样，才能还原一位真实、全面的宋代儒者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