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是朱熹在地方官任上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官府的诸多横赋都与地方豪强及权势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朱熹的许多蠲免苛赋的措施，都受到重重的阻挠，未能得到有效的施行。①
  南宋时期地方横赋的产生，一般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地方豪强与权势之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赋税转嫁给一般平民百姓；其二是地方官府为了财政上及私欲的需求，乱立名目，赋外加赋；其三是衙门的胥吏上下其手，从中牟利，中饱私囊。对于第一和第二种横赋，由于涉及权势豪门和各级官员的利益，朱熹虽然尽其所能，试图予以更革与蠲免，但是收效甚微。例如他对苛赋“鬻盐”的改革，就以失败告终。朱熹来到漳州就任时，经过了解，认为鬻盐最为非法，“本州鬻盐，最为毒民之横赋”②。因此，他立志要加以改革。“但盐利是维系南宋半壁江山的生命线，盐法的更革最易触动南宋朝廷敏感的神经，而闽盐法的更迭纷争又常常同朝内外的朋党勾心斗角交织在一起，所以盐法甚至也成了有志更革之士畏而却步、谈而色变的‘老虎’。”③朱熹不过是区区一郡之长，上有监司大权在握，他在盐法上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他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无奈地说道：“两司之议不协，恐亦终无益也。世界万事类皆如此，令人慨叹。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几随事有补，救得两三分也。”①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对学生也无奈地说道：“某而今方见得盐钱底里，与郡中岁计无预，前后官都被某见过，无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尽行除罢，而行迫无及矣。”②
  朱熹既然对以上所举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横赋无法进行有效的整顿蠲免，那么对于第三种征税弊端，即衙门中的胥吏上下其手、从中牟利等恶习，由于是属于知州直接可以管辖的范围，更革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官府衙门中的胥吏在征税过程中得以上下其手、从中牟利，往往是与官员自身的贪腐、懒政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多捞外快，中饱私囊，索性与胥吏们勾结起来，通同作弊。有些官员尸位素餐，放任胥吏为所欲为，胥吏的胆子越来越大，在各种征税环节上设立名目，乱收费钱，致使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因此，要整顿革除这种弊端，从根本上说，主政的官员自身必须廉洁勤政，这样才有可能对下属进行比较彻底的整顿，从而减轻一般百姓在交纳赋税过程中所担负的种种额外苛征。
  朱熹意识到，要整顿官府衙门中胥吏在征税过程中上下其手、从中牟利的恶习，就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百姓缴纳赋税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中间环节越少，胥吏们经手取利的机会就越少。如果能够让一般百姓明白自己每年所承担的赋税数额，如数直接上纳给县府衙门，无疑就大大减少了胥吏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从而做到赋税均平。从这样的意愿出发，朱熹在初入宦途、担任福建同安县主簿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实行赋税公示给纳税的百姓，尽可能减少吏人作弊。《朱子语类》中记载说：
  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①
  如果说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就开始尝试征收赋税过程的公开化，那么到了江西南康任上，他就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化措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载有“夏税牌由”云：
  契勘人户递年送纳夏税和买本色折帛钱，多是无凭照应合纳数目，是致送纳或多或少，及有人户在约束前已纳之数，当来亦无照凭。兼下户不成端匹之数，依已降指挥，每尺纳钱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县，每户置立牌由，分明开说某乡某都人户，合纳夏税折帛和买䌷绢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须管于省限内尽数具钞同牌由赴场，照数送纳。如不赍牌由同钞前来，定不交受。其有人户在今来约束以前赴所属送纳者，亦仰给付牌由。数内若有少欠，仰人户照牌由数目依数纳足，须至晓谕。②
  据此，则这种夏税牌由，就是要把各个民户每年应该交纳的赋税，“分明开说某乡某都人户，合纳夏税折帛和买䌷绢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民户根据牌由中写明的数额，直接赴税场交纳，完成缴纳之后，税场也必须“给付牌由”，作为收纳的凭证，以免吏员再次前来骚扰讨要。在赋税的征收过程中，税额有些合理的消耗以及需要附加一定的运费。以往验收的吏员往往利用这些名目，乱加数额，加重民户的赋税负担。朱熹也把这些合理的附加费用进行规范化，公示于境内，使老百姓得以遵循，不用花费冤枉钱，中饱那些不良胥吏。为此，朱熹颁发了《受纳秋苗晓谕》，云：“检会赵知军任内契勘星子、都昌、建昌县每年受纳人户秋苗所收水脚、雇船、起纲，头子、市例等钱数，多是人户输纳，重有所费，深属不便。使军内今将三县人户应合纳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船、水脚、起纲、头子并专斗、市例总减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钱系照钞收纳。除外，并不得多交民户一文。窃虑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行乞觅钱米，已散榜管下县分晓谕，切虑元给文榜沉匿，合行再给文榜晓谕者。”为了防止吏员们违法乱收，朱熹还设立赏钱，允许民户对不良吏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告发惩治：“右除已再牒受纳官常切钤束外，今立赏钱三十贯文，出榜县管下要闹处张挂，晓示人户知委。自今后应输纳户下米斛，每正米一硕，除前项立定雇船、起纲、市例钱六百七十文足，并随钞收勘合促零钱外，不许例外乞觅民户一文。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行乞钱米之人，不拘多寡，许人户经官陈告，将犯人根究，依条断勘罪，追赏施行。的不虚示，各令知委。”①
  在以往的赋税交纳过程中，由于有些贫困民户怯于与官府特别是胥吏打交道，每年的赋税交纳，往往任由“上户揽子”的刁民把持，这些人与吏员相互勾结，多收浮收，欺压贫民。为此，朱熹又发布了《晓示人户送纳秋苗》，鼓励循良细民自行上纳，避免这些不良的“揽手”和胥吏从中作弊，该晓示云：“契勘管属都昌、建昌县递年所纳人户秋苗并系起发上供之数，缘是上户揽子等人把持县道，兜收在己，与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纳。窥伺县道窘束，全无措置，即将下等秈米以应副顶借为名，动欲减饶合数。唯是循良细民，各县却复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钱，将收到水脚钱等侵移使用。缘此起发纲运大段迟滞，且又欠折不足，事系利害。……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县官前去各县受纳，与减加耗靡费之类，令人户自行打荡斛面，不得阻节。如有诸乡人户情愿赴军仓输纳苗米，并听从便，重与优加裁减，务使乐输。”①在这里，朱熹除了重申必须让一般民户明明白白地交纳自己应承担的赋税之外，应该“令人户自行打荡斛面，不得阻节”。并且，为了防止各县官吏积重难返、盘根错节，还规定不同县份的官吏应该相互调换，“互差都昌、建昌县官前去各县受纳”。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来的舞弊关系网，使得民户纳税更加公平。朱熹在湖湘任上，为了更加方便偏远山区的民户交纳赋税，还曾一度差使胥吏下乡收纳，“照应湘潭、衡山、湘乡、浏阳、攸县五县拖欠绍熙四年秋税，遂将钱差官下县受纳。近缘天时亢旱，祈祷未应，恐人户艰于送纳，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禀，候小熟日，却去开场受纳去讫。窃虑乡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扰，合行晓谕。今印小榜下县乡村晓谕人户，各宜安心车水，灌溉田亩，准备合纳税钱，候得雨水熟日，依旧差官到彼开场，即行送纳，各令知委”②。
  胥吏在征税、征徭等领域的舞弊行为，可谓花样百出、无孔不入。为了尽可能地防范这些不良胥吏的违法违规行为，朱熹每到一处就职，都不忘颁布条文，约束官吏。如在江西任上，他先后颁布了《约束科差夫役》等条文，条文说：“访闻管下诸县以和雇为名，科差夫力，应副过往官员修造船杠诸般役使，以至县官出入公干，亦令保正长关唤夫力，荷轿担擎，有妨农业。甚者至令陪贴钱物，为害尤甚。除已行下约束外，如更有似此去处，仰被扰人户径赴本军投诉，切待依法重作施行。”①又有《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条文云：“应今后本县违法辄差公人下乡追扰，许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重断。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经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应人户二税如已送纳获钞，而本县重叠追扰，许人户执钞赴军陈诉，定追承行乡司等人，重断勒罢。”②
  在浙江任上，朱熹颁布了《约束不得骚扰保正等榜》，对于官吏苛索民众及基层保正副等应差人员的行为进行多方禁止，该榜文云：
  当职照对在法保正副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大保长催纳税租及随税所纳钱数，一税一替。今来访闻管下诸县县官不能仰体成法，妄有科扰，致见一经役次，家产遂空，深属利害。今有约束事件下项：
  一、保正管干乡村盗贼、烟火、桥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县之内有令有丞、有簿有尉，号为四衙，杂出文引，别置木牌，各立程限，尽令趁赴，申展缴押，需索百出，多创名色，立为定例，分文不可违少。如押到则有到头钱，缴引则有缴跋钱，展限钱定限、常限所用之钱，复有多寡。又有批朱缝印日龊之类。一引状之出，乞取动是数项，稍有稽违，则伽锢棰楚，无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岂能遍受诸衙督责？
  二、追催二税，非保正副之责。今来县道尽以文引勒令拘催，其间有顽慢不肯输纳之人，又有无着落税赋，往往迫以期限，不堪杖责，勒令填纳，无所赴愬。岂有既充重役，复兼催科？可谓重困。
  三、保正副最为重役，岂堪复有科扰？今来县道略不加恤，应干敷买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买办。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员，整葺祠宇，置造军器，似此之类，其名不一。竹木瓦砖、油漆麻苎等物，例以和买为名，不曾支给分文。又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钱米，陪备供输，椎剥肌髓，至此为甚。
  四、县官或遇检验定夺、大量体究等事下乡，多是过数将带当直。虽公吏辈，亦用轿乘，排备酒馔，需索钱物，动是取办保正。亦有本官吃食，令保正供买，及所经过都分虽无公事干涉，例有过乡钱、过水钱。其为骚扰，非止一端。
  五、访闻县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税，自承认之日，便先期借绢借米，硬令空作人户姓名，投纳在官。曾未旬月，分限比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乡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数，虽所催分数已及，却计较毫厘，将多为少，未免棰楚。一月之内，尽是趁赴比较之日，即不曾得在乡催税，及至催纳次第，则又别出一簿，谓之划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绝、有名无实之税，县道不与勘会著实，临期动是勒令填纳，以至典卖屋业，无可填备。一次充应，催税至有三四年者。虽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绾系，无能得脱。百姓受此抑勒破荡之苦，而县道恬不加恤，委是无辜。
  右镂榜示所管乡分乡村市镇张挂，其县道于前件约束事件如有违戾，许保正副、催科保长径赴本司陈诉，切待追究着实，即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断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日榜。①在湖湘任上所颁布的《约束榜》中，就有多项约束是针对这种胥吏作弊行为的，该《约束榜》记云：
  一项，照应州场日逐受纳绍熙五年夏税钱将入中限，未据人户赍纳，窃恐有误装纲支用。检准令节文，诸税租入中限，听追户头或以次家人科较，品官之家追干人。今晓示人户，及早尽数赴州送纳。如违，定当从条点追，赴州科较，监纳施行。……
  一项，照对税务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纳河市税钱，并不尽数拘解。窃虑本务合干人作弊，收钱隐瞒入己，合行约束。使司今置板榜务门粘贴，本务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钱数，晓示通知。如本务收税钱多，申到数少不同，隐瞒官钱入己，许牙客人具状告首。若客人税物多，供申少，亦许同伴人陈首。切待追人送狱根勘，依条断罪，追赏钱五十贯文。各令知委。……
  一、据客人赵坚等状，窃见民间行使砂毛钱、铁钱。朝廷累降指挥，明立法禁，非不严切。今牙铺户不遵约束，依前夹杂砂钱行使，致得客人坠败财本。乞降赏榜于管下浏阳、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摄槠州等处约束。使司已立赏钱五十贯文，印给小榜，发下长沙等一十二县下张挂晓示外，仍出榜都市并浏阳、湘潭、醴陵、衡山县及下摄槠州等处，张挂晓谕。如有前项违犯之人，许诸色人告捉赴官，将犯人送狱，从条勘断，追给上件赏钱施行。②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在征税过程中推行政务公开以防止官吏的舞弊行为上，可谓费尽心力，也取得了比较切实的效果，所谓“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僚属厉志而不敢恣所欲”。这充分体现了朱熹作为一位理学儒者对于社会与民生的关怀。
  如果我们跨越南宋的历史，而从更为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来考察朱熹的这些防范征税中间舞弊环节的行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他的超时代意义。官吏在政府征税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并非南宋时期如此，实际上它始终贯穿于宋元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历代政府以及一部分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也都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手段来试图制止这种舞弊行为，但是其成效总是断断续续的、时好时坏的。尽管如此，一直到清代，人们似乎普遍认识到，要防止及减少这些舞弊行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征税的中间环节，减少官吏们可以上下其手的机会。因此，如何让基层纳税民户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赋税徭役负担数额，并且直接向官府衙门缴纳，就成了明清时期政府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明代前期，政府推行里甲制度，赋税徭役的征收经由里甲承担。但是到了明代中期，里甲制度遭到日益破坏，政府的赋税徭役征收同样受到官吏与地方富豪的舞弊，一般民户的负担不断加重。于是，从明代中期开始，一些地方官员便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施行“易知由单”制度。所谓“易知由单”，基本上与南宋时期朱熹所推行的“夏税牌由”相类似，政府把每个民户所应承担的赋税徭役及合理加耗等写在“易知由单”中，民户根据这一“易知由单”，直接向县衙门交纳，“自封投柜”，从而避免了诸多中间环节，避免了里长、班头与胥吏们相互勾结，苛派勒索花户的弊病。①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至少在福建省全境，全面施行了“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制度。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巡抚许孚远就在《征粮票册行粮饷道》的公移文中指出：
  案照先据粮饷道呈详更立粮差由帖式样缘由到院，随批粮差由票式发出，仰道行各府州转行各县，算定粮差的数，一面填票给付小民，一面申府详道转详本院查考。其田亩科则粮差编派各色款项须详揭榜示，令民通知。由票填明设法散给，毋使一民遗漏，致有侵渔。①
  政府颁发“易知由单”，让一般民户“自封投柜”，其用意无疑与南宋的朱熹是一样的，即尽可能地让一般民户明明白白地交纳应当承担的赋税，尽可能地防止官吏从中舞弊、上下其手。
  当然，这种有利于一般民户的赋税缴纳措施，触犯了许多官吏的利益，因此不断受到破坏也是在所难免的。到了清代前期，清政府再次强调了全面推行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的必要性，屡屡颁发谕令，予以推行。如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户部议户部给事中董笃行请颁易知由单，将各州县额征起运存留本折分数、漕白二粮，及京库本色，具条悉开载，通行直省，按户分给，以杜滥派。应如所请，从之”②。顺治八年（1651）八月，又再度申明“额定粮数，俱填易知由单……收粮听里户自纳簿柜，县加司府封印”③。
  清初政府全面推行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制度，本意也与南宋的朱熹是一样的，即力求杜绝户长图差及胥吏从中苛索，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和一般民户负担不至于过重。但在封建社会晚期，官僚体制痼疾无法消除，吏治日益败坏，贪污自肥的现象愈演愈烈，因此，至康熙年间，就经常出现“官吏指索纸版之费，用一派十，悉免刊刻易知由单”的情况。政府亦不断更新措施，力图使这种制度得以继续推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为三联票法，“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给纳户执照”。此后不久，又“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设立滚单法来征取钱粮，“于每里之中，或五户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于甲首，以次滚催，自封投柜，一限既完，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缴者严惩”①。
  一些地方官员也已充分认识到这种给民户直接颁发赋税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的重要性，尽管官吏舞弊的现象无法根治，但是在责任心的驱使下，还是有不少清代官员不断地重申施行这一措施。我在福建北部地区做社会调查时，就曾经发现了清代乾隆年间泰宁县的《钱粮章程串票定价总册》，其中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闽浙总督的告示文，该告示文略云：
  照得各处征收钱粮，例于开征之先，刊刷易知单，将某年某户名下田地若干，明晰开列，给发花户执收，照数完纳，仍合自封投柜，每票收铜钱一文，以为收书纸张饭食之费。如有浮收弊混，即干严例。近查各属收粮，竟不先给由单，每年每户名下粮额银则加添分厘，米则暗添升合，又复藉称火耗鼠耗，概系折钱征收，银每两折钱一千四五百文，米每斗折钱五百三四十文，票串钱每张五六文不等，甚至签差承柜书肆出乡村催逼，鸡犬不宁。新年之粮已完，复借来年之课，浮收重耗，需索百般，难以枚举。粮户明知违例多收，不敢上控，恐遭拖累，宁甘隐忽。以致各州县肆无忌惮，递年浮收，不厌不息，言之殊堪痛恨，惟我皇上念切口口，蠲租缓税，沛遍恩纶，岂容不肖官吏刻剥若此。本部恭膺简命总制闽浙，凡于治民生，首先整顿，务期力挽颓局，俾臻郅治。除一面严密查访外，合行出示严禁。仰各属官吏军民人等知悉，嗣后粮户完纳钱粮，务遵定例。听其自封投柜，不许丝毫浮收加耗，以及差扰苦累情形，刁难需索并勒借预完等弊。倘州县各官仍敢故违，一任柜中粮差折价钱浮收刁难需索并勒借预完等弊，是则口不畏死，一经本部访闻得实，或被告发，官则严加治罪，役则提辕杖毙，决不稍为宽贷。凛遵毋违。特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念三日给。①
  从这份告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明代中期以至清代雍正年间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后，钱粮征收中的各种加派，仍在不断出现。与此相对应，官府也在不断地重申和推行这种减少中间环节舞弊的“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制度。这说明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官吏不断舞弊的情景之下，把民户每年所应交纳的赋税数额及其名目明明白白地告知各户，又让民户直接向县衙门的相关部门交纳，是防止和减少官吏舞弊行为的最有效办法。我们领略了从明清时期“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的施行和存续过程，就不能不敬佩南宋时期朱熹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的社会担当及其在防止官吏征税舞弊行为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