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相当有限。就在这短短的为官时间之内，他秉持着一位理学家所坚守的“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力图在自己的官任之上，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奉献，更革一系列不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政策弊病。然而在南宋整个政治社会生态的制约之下，朱熹的为官理想和实践，却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施行。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是这样描述朱熹在福建漳州任上的作为的：“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更革，可以用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四个方面来概述，而正经界是他全部更革的灵魂，他执着于正经界而触忤了留正……由于越来越严重的土地集中与赋税不均，经界已经成为豪姓大族、细民下户与中央朝廷之间矛盾斗争的一个焦点。漳汀是荒僻之地，强宗豪右的兼并阴占尤烈。……宰辅大臣多支持豪姓大家，反对经界；朱熹站在朝廷官府与细民下户的立场，坚决主张经界；中央朝廷则依违于上下两者之间。……朱熹处在上有三省宰执的阻挠破坏、中有一方州长的异议反对、下有豪右富家的煽摇人心中，中伤诽谤纷至沓来。……他在漳州更革弊政的全部努力都随同经界的不行而归于失败。……朱熹留下来唯一能够无求于朝廷上司而自己做得到的，就是整吏治、明教化、敦风俗了。”①
  尽管如此，由于朱熹本人高尚的道德与精深的学问，在社会上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与影响力，因此，他在这一系列地方为官的政策更革过程中，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被后人刊印保存了下来。在朱熹的同时代人之中，担任地方官员的为数甚多，这些官员在任时或许都有许多行政的文字，但是绝大部分地方官员人去政息，逐渐被后人遗忘，行政的文字是不太可能被保存下来的。而朱熹则不同，随着其理学纯儒地位的不断提升，其生前的所有文字，都成为人们珍惜流传的重物。也正是这样的缘故，我们今后依然可以看到当年朱熹在这些地方官任上的诸多文字记载，而其中有些文字记载是相当务实琐碎的。例如，我们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可以看到：“看定文案申状式，具位：准使帖，据某人状（或判状，即云‘使判某人状’），诉事（备录全文），委某看定（或云看详之类，并依本文），须至供申者。一、某年月日某人状。二、某人执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开干照。遇多项，须似此开，以年月先后为次序。三、检准饬（令、格并同）。右某窃详上件事云云，合准某饬，如何定断，谨具申某处，伏乞照会，详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状。”①诸如此类文字，大概在其他人的文集中是不太可能被收录进去的，但是朱熹则不同，其弟子后人在编辑其文集时，毕恭毕敬，唯恐疏忽遗漏，从而为我们保存了这些难得一见的务实琐碎的记载。正是有了这些相当务实琐碎的行政记录文字，我们才一方面可以从更为细部的侧面看到朱熹在地方官任上的种种为人所忽视的行为措施，而从另一方面，也给我们进一步了解南宋时期地方行政的某些环节措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下面，我就针对朱熹在地方官任上的刑名、勤政、征税等三个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以便加深对朱熹为官亲民之道的了解。
  （一）诉讼程序与办案限期的推行
  自唐宋至明清时期，历朝中央政府都确立颁布了处理各种刑事问题的法律法令。地方官员在处理民间各种诉讼案件时，一方面可以遵循这些法律条文而进行量刑裁决，而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基本上不是由专业的法律人士来担任，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的主要官员，似乎都是“全科”式的人才，地方事务不论是户政、刑名、赋税财政及敦风教化等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是可以由同一个官员来负责裁决的。这样就不能不使地方官员在进行刑事诉讼判决裁定时，带有很大的主观意识。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制下的官吏舞弊及懒政、怠政成为官场司空见惯的习气时，地方民间诉讼缺乏应有的严格程序，地方官员对于刑事诉讼判决裁定随意性的现象，就更加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痼疾。再加上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今天对于历代地方诉讼判决的程序经过知之甚少，致使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古代刑事诉讼的历史时，不得不围绕着法律条文和为数不多的刑事诉讼案例来推测分析，从中理出历代法律的执行情况与裁判意义来。
  从唐宋以至明清时期，虽然官吏们所遵循的刑事诉讼裁判依据是来自诸如《唐律》《大明律》之类的中央法律条文，但是这些法律的具体执行者，都是落实在州县一级的“亲民之官”上。州县官员对于法律的运用与诉讼程序的运作，是整个社会法律得以施行的根本保障。就朱熹所在的南宋时期，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现在大体只能知道州县官员都将每年每月的一定日子，指定为民间向县衙投放呈送诉状的固定时间。如朱熹的学生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曾经谈到漳州的情景时说：“引词状日，不到三十纸。庄卿继之，废自讼斋，词讼翕然日至四五百。……今寺丞下车，第一引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①官吏收到这些在固定时间呈交的诉状之后，对诉状进行分类处理，决定是否予以立案审判。至于何时审判，何时裁决，这就要视官吏的勤懒及缓急状况而定。
  朱熹担任地方官员之后，发现各地地方官员对于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相当随意，懒散的官员未能确立民间可以遵循的诉讼程序，案件堆积未加及时处理的现象比较严重。于是，他在经历了福建同安、漳州及浙江等地的为官之后，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经验，同时又经常深入社会，了解民间疾苦，在他的晚年最后一次出山到湖湘担任地方官员时，就民间诉讼的程序问题，制订了一套务实可行的措施，这套措施集中反映在他所撰写的《约束榜》中。
  朱熹在《约束榜》中首先痛斥了地方官员漠视民情、懒政怠政的习气，规定了官吏受理民间刑事诉讼裁判结案的具体时间。《约束榜》写道：“契勘诸县民讼人户自合从条次第经陈，其公事各有条限，民户越诉，亦有断罪刑名。往往县道不能结绝，遂至留滞，引惹词诉。兼又有人不候本县照限追会圆备予决，便即先行经州，紊乱官府。今立限约束，自截日为始，应诸县有人户已诉未获，盗贼限一月，斗殴折伤、连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类限两月，须管结绝。行下诸县遵从外，如尚有似此民讼，亦照今来日限予决。若县道违期不行结绝，方许人户赴州陈诉。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断，再立限驱催。其县道又不了绝，致人户再有词讼，定追押录科断外，今仰民户经由书铺依式书状，仍于状内分明声说的于某年月日经县陈诉，已经几日，本县不结绝，以凭行遣。如不明注经县月日，或不候限满，妄称已过所立日限陈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见得元经月日未及，其人户连书铺并行收坐，仍毁劈书铺名印。若经本州一月未满，状词亦不许再行。”①
  接着，朱熹对民间书写、呈送诉讼词状的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他在《约束榜》中如是写道：
  一、官人、进士、僧道、公人（谓诉己事，无以次人听自陈），听亲书状，自余民户并各就书铺写状投陈。如书铺不写本情，或非理邀阻，许当厅执覆。
  二、状词并直述事情，不得繁词带论二事，仍言词不得过二百字。一名不得听两状，并大字依式真谨书写。如有干照契据并未尽因依，听录白连粘状前。
  三、如告论不干己事，写状书铺与民户一等科罪。
  四、民户词诉不应为状首人，自不当出名。其应为状首人，并要正身。如实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声说因依，年月若干，有无疾荫，妇人有无疾荫娠孕，于前从实开具。或有罪应科决，临时妄行供说，先契勘元写状书铺。
  五、书铺如敢违犯本州约束，或与人户写状不用印子，便令经陈，紊乱官司，除科罪外，并追毁所给印子。
  六、人户陈状，本州给印子，面付茶食人开雕，并经茶食人保识，方听下状，以备追呼。若人户理涉虚妄，其犯人并书铺茶食人一例科罪。②
  根据这一规定，民间所要呈送的诉讼词状，除了官人、进士、僧道、公人等可以自己撰写之外，其余人等都必须经过官府制定设立的“书铺”写状投陈。词状的文字，不得超过二百字。词状里的状首人，不论是官人、进士、僧道、公人，还是一般的贫民，都必须是自身涉及的事件，不能替他人出头。词状所写的情状，必须真实无欺。书铺也不得胡乱编造事实，如有此情，“写状书铺与民户一等科罪”。其他对于词状不合状式，以及无理越诉、隐匿词状等行为，也进行了比较程式化的规定。如《约束榜》云：“一、状式：某县某乡某里；二、年几岁，有无疾荫，合为状首，堪任杖责，系第几状；三、所诉某事，合经潭州；四、即不是代名虚妄，无理越诉，或隐匿前状，如违，甘伏断罪号令。右某（入事。明注年月，指涉某人某事尽实，限二百字）须至具状披陈，伏候判府安抚修撰特赐台旨。”①一般的诉讼案件是不允许状首人不按书铺书写呈送程序而直接向县衙提出诉讼的，即所谓“投白纸”。不过，民间总有一些突发事件，是无法按正常程序进行诉讼的，还有一些孤寡病残之人，也艰难于行动，不便按正常程序进行诉讼。朱熹对于这种情景，也进行了变通而又严格的处理规定：“契勘人户多有不问事节紧慢，不候行押词状日分，辄行拦轿下状，或投白纸。今立约束，拦轿状词并不受接。并所投白纸，止是理诉婚田债负，即非紧切利害事件，亦非贫窭、鳏寡、孤独无告之人，显无忌惮，紊乱官府。自今后，除贫窭、老病、幼小、寡妇或被劫盗并斗殴杀伤，事干人命，初词许于放词状日投白纸外，自余理诉婚田债负或一时互争等事，人户须管经由书铺依式书状，听引状日分陈理。如有似此违约束之人，定当重行断罪。”②根据这一规定，官府允许“贫窭、老病、幼小、寡妇或被劫盗并斗殴杀伤，事干人命，初词许于放词状日投白纸”。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朱熹体察民情、安恤下民的亲民作风。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刁钻之徒、势家大姓与书铺相互勾结，妄投白纸。对此，朱熹也有严格的规定：“照对人户投白纸，止为有紧切事干人命劫盗等。今来受状，不问事理轻重，有白纸三四十纸。访闻皆是书铺邀求，致令投陈，紊乱官司。今乞告示书铺，如是准前邀阻人户，致使府问得投白纸人曾经书铺，不为写状之人，乞赐唤上断治施行。不应受理，即行择退。”①
  民间人户按照规定的程序写好词状并向县衙呈送之后，朱熹对于县衙吏员的接受处理等事宜，同样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约束榜》复云：
  一、引押状词日分，预批历请台判。轮委职官一员或两员，就大厅侧畔用朱划号数，监用朱批事因。
  二、引押状词，除初经州状外，其有事祖状并各令案吏贴择出案祖，用朱批出紧要情由，元词月日，作如何施行，某处已未结绝事因，请判。
  三、本州鼓角楼所有牌二面，内东畔一面系军州官下马牌，西面系人户词讼牌。蒙安抚到任，移西畔词讼牌于东，自新开雕屈牌一面，安在词讼牌之上，差使臣一员监当。并置历一道，付监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出头，取候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如敢将闲慢事件，不候引状日分，妄作紧急坐牌，定行勘断。
  四、有日逐诸杂申并省符公牒文字，并置簿子，划隔眼拘管，遇夜销。逐旬委官点号。
  五、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开排时刻，责铺兵依限走传。如违限，委官先追押录重断。
  六、类状名色：官吏受财枉法，将吏侵尅，役使杀人，行劫、杀略、奸盗，聚众斗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扰占夺细民田业，奸污妇女，斗打见血，官员、士人、公人、军人、僧道执状，已上当使厅引押。诉婚田地、诉分析、诉债负、斗打不见血、差役陂塘，已上都厅引押。
  七、引押词状，元系双日，引押公事，元系只日，蒙安抚到任，以只日引押词状，双日引押公事。①
  《约束榜》不仅对官府衙门吏员接受办理民间诉讼案件的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于一些有权势的富豪人家想方设法规避被告责任，朱熹也特别予以规定，《约束榜》是这样记述的：“一、照应近据诸县申到人户理诉婚田债负，皆称目今正是青黄不接之际，告示候务开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户互诉婚田争地，多是有力上户之家，占据他人物业，或是迁延，不肯交钱退赎，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对，只要拖延，口入务限，使下户被苦，无能结绝。检准律令，诸婚田入务，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况今本州多是禺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后，农家便自无事，可以出入理对。在田亦少施工未获之利，自可退业，以还有理之家。诸县争论田地词诉，可以承行理对，不必须候十月。使司已于六月十八日符长沙等一十二县遵守施行讫。”②这里更具体地体现了朱熹对于贫民下户等诉讼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和社会良心。
  在《朱子语类》一书中，还记录了朱熹回忆当年在漳州为官时处理民间诉讼的历程，他说：“每听词状，集属官都来列位于厅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时，亦复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处断。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众较量断去，无有不当，则狱讼如何会壅？此非独为长官者省事，而属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决狱听讼得熟，是亦教诲之也。某在漳州，丰宪送下状如雨，初亦为随手断几件，后觉多了，恐被他压倒了，于是措置几只厨子在厅上，分了头项。送下讼来，即与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诸同官，各分几件去定夺。只于厅两边设幙位，令逐项叙来历，末后拟判。……以后几经番诉，并画一写出，后面却点对以前所断当否，或有未尽情节，拟断在后。如此了，却把来看，中间有拟得是底，并依其所拟断决。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拟回申提刑司去。有拟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并无壅滞。”①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朱熹对于民间诉讼的判决处理是十分慎重的。他一方面严厉管束官府衙门中的各色属官吏员，集中办公；一方面则分清案件复杂难易，分头处理，最后再集中研讨合议处理。在朱熹的努力之下，一贯以健讼难辩著称的漳州，民间诉讼也基本做到了“并无壅滞”。
  朱熹《约束榜》等文献中对于民间诉讼程序的记述，不仅在宋代的文献中比较难得，即使是在文献资料更为丰富的明清时期，也不是处处可以见到的。从《约束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熹对于民间疾苦与诉讼的关怀，从而制定了可以务实执行的诉讼程序，为社会的公平公正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法律基础。更为难得的是，朱熹在《约束榜》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司法理念，如诉讼主体的确立，诉讼程序的建立，诉讼呈交、受接、处理期限的设立，等等，都具有现代司法诉讼的某些因素与精神。当然，朱熹关于民间诉讼程序的这些理念和规定，很可能由于他的离职而很快被后任者抛弃，民间诉讼程序也不可能得到较长时间的执行。尽管如此，朱熹在短暂的为官历程中，能够悉心为民间百姓着想，建立比较可行的诉讼程序，特别是关于案件限期处理的程序设定，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①
  （二）行政效率的整饬
  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期间，发现在当时的地方官场中，普遍弥漫着尸位素餐、懒政怠政的习气。官员们或是唯上司及有权有势的豪门大族马首是瞻，或是与地方上的豪门大族和刁徒恶棍相互勾结、通同作弊，或是装聋作哑、事事推诿，或是欺上瞒下、得过且过。朱熹在漳州知州任上时，他看到“一州四县官员多如飞蝗，尽是些慵懒无能之辈，平日无所事事，每逢过厅办公，不过喝喝茶汤，作揖寒暄而已。丞、簿、尉分职不明，县事无人问津，只由知县一人加上数个胥吏经办定夺。财赋狱讼全出吏手，使胥吏得以行奸残民，贪污贿赂成风”②。朱熹认为地方官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习气，是产生各种腐败及残害百姓的重要根源，因此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尽可能地设立条规，遏制地方官场的这种恶劣习气。其中，尤为在漳州任上和湖湘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为此，他专门为约束衙门官员的公务行为颁发了《州县官牒》，强调衙门官员应该亲政勤政，相互之间应该密切配合，以身作则，管束吏员。该官牒云：
  恭惟朝廷设官分职，等级分明，大小相维，各有承属。盖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众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总摄。然事有统纪，虽繁而不乱。今睹本州官属虽具，而从来分职未明，文书散漫，殊无条理。财赋狱讼尽出吏手，而参佐以下官受其成。详考旧案，亦有不经通判书押处。大纲一紊，众目立堕。若不更张，积成深弊。今来须至别行措置，如前所陈。又仰诸案呈覆，已得判押，并须以次经由通判职官签押，方得行遣文字。并须先经职官，次诣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下。又准淳熙令，诸县丞簿尉并日赴长官厅或都厅签书当日文书。谓应行出者。窃详立法之意，盖欲一县之官同管一县之事，庶得商量详审，与决公事，不至留滞，民无冤枉。而比年以来，此法不举，所谓过厅者，不过茶汤相揖而退。其于县之财赋狱讼，知县既不谋之佐官，佐官亦不请于知县，大率一出于知县一人、十数胥吏之手而已。设使知县才术过人，力能独任，亦非为治之体，而况为知县者有不得人，或见事有不明处，事有不公，则赇赂嘱托，变乱是非，淹延囚系，违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胜言者。今请诸县知佐详照条法，逐日聚厅议事。应受接词诉，理断公事，催督财赋，并要公共商量，签押圆备，然后施行。庶几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旧弊，都吏具检。牒通判厅遍下签厅及诸曹官，自五月一日为始，依此施行。①
  朱熹认为促使属官、吏员认真办事以免于懒政怠政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设立办事期限制度，属官、吏员每承接一件差事，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内回复交代，不得无期限地推诿。他说：胥吏沈滞公事，邀求于人，人皆知可恶，无术以防之。要好，在严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滞底事，便是无头脑。须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大抵做官，须是令自家常闲，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来丛了，讨头不见，吏胥便来作弊。做官须是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如诸县发簿历到州，在法，本州点对自有限日。如初间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过通判审计司，亦有五日限。今到处并不管著限日，或迟延一月，或迟延两三月，以邀索县道，直待计嘱满其所欲，方与呈州。初过磨算司使一番钱了，到审计司又使一番钱，到倅厅发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钱。某曾作簿，知其弊，于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这般法意甚好，后来一向埋没了。某每到，即以法晓谕，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细，审底审得子细。有新簿旧簿不同处，便批出理会。初间吏辈以为无甚紧要，在漳州押下县簿，付磨算司及审计司，限到满日却不见到。根究出，乃是交点司未将上，即时决两吏，后来却每每及限，虽欲邀索，也不敢迁延。县道知得限严，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顿得几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纲纪。……看百弊之多，只得严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①
  用设立期限的方法来督促官府衙门提高行政效率，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各地提高公务效率的一种普遍措施。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朱熹对于为官亲民的高度责任感。
  朱熹晚年在湖湘任上，虽然为时甚短，但是对于整治官吏的懒政怠政，依然是耿耿于怀，无法容忍。他看到潭州的官员懒散成性，不理公事，连出署见客都多方推诿，《朱子语类》记云：“官员不论大小，尽不见客。敢立定某日见客，某日不见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么条贯如此。是礼乎？法乎？可怪！不知出来与人相应接少顷，有甚辛苦处？使人之欲见者等候不能得见，或有急干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可，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谓不仁之人。”朱熹到任后，痛加指斥，立以改正，“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见客，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见（先生在潭州每间日一诣学，士人见于斋中，官员则于府署）”①。不仅如此，朱熹还颁发了《约束榜》，其中对官吏的公务行为有诸多的规定，其中，他一再重申了办理公事制订期限的规则：
  一、词状、帖、牒下诸县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两日。五人以上，去县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凿定日限，案吏朱批某月某日限满。申展者，都厅先次类聚呈押。一日者不展，两日者许一展，三日者许再展。再展而不到者，都厅制定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二、在城差人监追公事，各置印龊。紧限不展，次紧限许一展。再展而不到者，讯承差人。长限日展并签厅批凿，不再呈押。内长限每三展一押（长限如监医之类）。
  三、当限文字并午牌以前到，午后即是违限，不得收接，如违申举。
  四、符牌申状到事，有常式事，如盗贼发露当催捕，判回申当催甲，抄劄口词，检验尸首当差官，及官员陈乞批书之类，并即时押讫，送所属案分行遣，请判行下。如无施行事，类聚判照有祖，及施行未到者，即签厅拟呈。……
  五、照对日逐诸案销生事号簿，蒙约束，遇九日销对，窃虑积压。今乞次日委官点对，逐一批销，书绝，乞候九日呈点。……
  六、准台判索案除程一节，追人除程两日，五人以上，在县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尉追人。一日者不展，今欲乞再展一限。两日者许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限。三日者许再展，亦通三限。①
  对于这些规则，朱熹都有一定的考核措施与之对应。《朱子语类》中说：“……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于某年月日于某处理某事，某官如何断。二、又于某时某再理，某官如何断。三、某今看详此事理如此，于条合如何结绝。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隐。”②此外，对于官吏的其他办事规程，朱熹也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官吏未能按照规程办理，必须予以相应的处罚，例如：
  一、照对每月长沙等一十二县合解有无定额月椿等钱，从本司印格目书填钱物，监辖典吏椿办。限次日各分日限申解，赴州交纳。近准安抚殿撰侍讲到任措置，逐月轮委佐官坐押。内长沙、善化县轮县丞、主簿、县尉，并外十县轮县丞、主簿、监当官一员，监辖典押，承行人各一名拘椿，并限次月初十日到州。其钱须要所委官同典吏躬亲坐押赴州。如解足，典押免行。到州不足，断讫，典吏就州监催。或钱违限不到，即追本县椿钱典吏及拘押钱官下承行厅子，并行堪断施行。……
  二、访闻诸司案及仓场、库务、诸官厅下擅自存留曾经断罢及私名之人在逐处抄写文字，合行约束。今立赏钱一百贯文府衙门，许人指实陈告。切待追究，将犯人重断。每名追赏钱一百贯文。其本处存留人，一例断罪施行。……
  三、契勘诸厢收领公事多是在厢经日不行申解，却令两辞和对，更不申官，委是有违条法。遂符行下诸厢兵官，自今后应有公事，即时具状申解，赴府出头，不得隔宿及妄作休和申州。如违，将当行人重断，厢官别有施行。……
  四、照应近来委送官员看详审覆公事文字，其间多有引用繁文。除看详公案文状已有状式晓谕外，今再立委官审覆申到公事式样，请只就元状内用小贴子节略事意，看详所断，指定当否，今欲如何施行。大抵直说事理，不须繁文。其状内紧切事理，别用小贴子标说。
  小贴子式：节略状内紧切事理云云，某官云云，某今窃详云云。某官所断，已得允当，或云未得允当。已开具出榜客位讫。……
  五、今后遍下诸县诸官，用符，签厅请判押，检职官连衔书押行下。专下逐县逐官，用帖，如常式。仍先行下诸县照会。
  六、词状当日职官分类呈押。具式呈。
  七、签厅告报诸县诸官厅，大字书写文状，须如中指面大。即拟贴述大概，却于状内抹出紧要情节，便见曲折。不然，又须书写一过，枉费工夫。
  八、三狱直日，开拆司先次呈押，余案抽拍押文字讫退，不得再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捡牌入筒，取覆抽押（内户刑案事繁，许次早呈押）。
  九、都签厅申四项奉台判，后三项修入见行约束。①
  朱熹担任各地地方官时，对衙门行政效率的整顿是多方面的，其他诸如征税、征徭、救荒、劝农、祭祀礼仪、市场牙人管理等等，都设立了一定的规条，既保证了各项公务的正常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官吏舞弊营私的现象。即使是关于地方武装的日常训练等问题，作为儒学大师的朱熹来说，本来是相对生疏的，但是他看到地方武备形同虚设，弓手、土军长年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一旦有警，徒呼无奈。“某在漳州，初到时教习诸军弓射等事，皆无一人能之”②，因此也对地方武备进行了整饬。在漳州任上时，“军作三番，每月轮番入教场挽弓，及等者有赏；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则止；终不及则罢之。两月之间，翕然都会射，及上等者亦多”③。他在潭州任上时，颁发的《约束榜》中写道：“一、照对诸县弓手、土军系专一教阅，以备弹压捕盗，本州已节次督责巡尉，依时教阅，务要武艺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数、姓名、升加武艺帐状申州，以凭逐月三分点一，赴州按教。行下诸县并各县巡尉，各仰速便先行省说弓手土军姓名、年甲、所习武艺文籍供申，仍于籍内便将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七月十九日为始，先要第一番所发弓手齐集到州按教。须是向后月十九日以前解发到州，应期诸县合教。二、契勘诸军武艺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诸县点唤弓手土军赴州按教，据各处具到帐籍，多是将不会武艺之人装作枪牌手名色解发，委是有误缓急使唤。行下诸县巡尉，各日下尽将所管弓手、土军并令专习弓弩，务要捉亲，射射精绝，听候点唤，赴州按教。仍令兼习叉枪、小牌诸般武艺，不得私役弓兵，妨废教阅。”①由于地方武装长年疏于管理整饬，一部分军人不守法条，经常与地方上的恶徒狼狈为奸，欺压百姓、设局赌博等事情时有发生。朱熹对此也予以严禁，并设立赏金，鼓励民众举报，整肃兵备。“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赏钱三十贯文，禁止百姓及军人赌博，仍拆毁柜坊，并告报诸营寨厢官，及遍牒在城诸官厅常切觉察，钤束非不严切。今来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开柜坊，停止军兵百姓，公然赌博，全无忌惮。厢巡容纵，兵官亦不钤束，深属不便。出榜都市晓示，如有前项违犯之人，诸色人告捉，押赴使府出头，切待将犯人断罪，军人次第问当，各追上件赏钱与告人充赏。若诸厢、诸厅、诸营寨合干人依前容纵，定一例追断施行。二、访闻街市逐时有不逞之徒，与军兵欺压善良，毁打百姓，生事作闹。出榜都市，张挂晓示，如有前项违犯之人，断罪监纳，先下拳钱五贯文，每五日一限，纳钱三百文入官。内军兵押下所属，次第问当。”②
  朱熹在地方官任上所推行的种种措施，虽然有些如正经界、蠲横赋等，因触及了一些高官权要的利益而无法得到施行，但是在整顿衙门行政效率等方面，即使是高官权要们，也不便越权干涉，因此他的这些措施还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朱子语类》称：“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始虽有欣然慕，而亦有谔然疑、哗然毁者。越半年后，人心方肃然以定，僚属励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至是及期，正尔安习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岂不为恨哉！”③当然，南宋时期官僚体制与衙门作风的败坏，不是朱熹一人可以逆转的。他的这些措施，想必也不可能长期为后任者所奉行，但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象征，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朱熹在同安、漳州、湖湘等地为官时给当地留下的深刻的文化影响。
  （三）征税环节政务公开的更革
  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是朱熹在地方官任上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官府的诸多横赋都与地方豪强及权势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朱熹的许多蠲免苛赋的措施，都受到重重的阻挠，未能得到有效的施行。①
  南宋时期地方横赋的产生，一般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地方豪强与权势之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赋税转嫁给一般平民百姓；其二是地方官府为了财政上及私欲的需求，乱立名目，赋外加赋；其三是衙门的胥吏上下其手，从中牟利，中饱私囊。对于第一和第二种横赋，由于涉及权势豪门和各级官员的利益，朱熹虽然尽其所能，试图予以更革与蠲免，但是收效甚微。例如他对苛赋“鬻盐”的改革，就以失败告终。朱熹来到漳州就任时，经过了解，认为鬻盐最为非法，“本州鬻盐，最为毒民之横赋”②。因此，他立志要加以改革。“但盐利是维系南宋半壁江山的生命线，盐法的更革最易触动南宋朝廷敏感的神经，而闽盐法的更迭纷争又常常同朝内外的朋党勾心斗角交织在一起，所以盐法甚至也成了有志更革之士畏而却步、谈而色变的‘老虎’。”③朱熹不过是区区一郡之长，上有监司大权在握，他在盐法上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他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无奈地说道：“两司之议不协，恐亦终无益也。世界万事类皆如此，令人慨叹。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几随事有补，救得两三分也。”①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对学生也无奈地说道：“某而今方见得盐钱底里，与郡中岁计无预，前后官都被某见过，无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尽行除罢，而行迫无及矣。”②
  朱熹既然对以上所举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横赋无法进行有效的整顿蠲免，那么对于第三种征税弊端，即衙门中的胥吏上下其手、从中牟利等恶习，由于是属于知州直接可以管辖的范围，更革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官府衙门中的胥吏在征税过程中得以上下其手、从中牟利，往往是与官员自身的贪腐、懒政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多捞外快，中饱私囊，索性与胥吏们勾结起来，通同作弊。有些官员尸位素餐，放任胥吏为所欲为，胥吏的胆子越来越大，在各种征税环节上设立名目，乱收费钱，致使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因此，要整顿革除这种弊端，从根本上说，主政的官员自身必须廉洁勤政，这样才有可能对下属进行比较彻底的整顿，从而减轻一般百姓在交纳赋税过程中所担负的种种额外苛征。
  朱熹意识到，要整顿官府衙门中胥吏在征税过程中上下其手、从中牟利的恶习，就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百姓缴纳赋税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中间环节越少，胥吏们经手取利的机会就越少。如果能够让一般百姓明白自己每年所承担的赋税数额，如数直接上纳给县府衙门，无疑就大大减少了胥吏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从而做到赋税均平。从这样的意愿出发，朱熹在初入宦途、担任福建同安县主簿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实行赋税公示给纳税的百姓，尽可能减少吏人作弊。《朱子语类》中记载说：
  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①
  如果说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就开始尝试征收赋税过程的公开化，那么到了江西南康任上，他就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化措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载有“夏税牌由”云：
  契勘人户递年送纳夏税和买本色折帛钱，多是无凭照应合纳数目，是致送纳或多或少，及有人户在约束前已纳之数，当来亦无照凭。兼下户不成端匹之数，依已降指挥，每尺纳钱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县，每户置立牌由，分明开说某乡某都人户，合纳夏税折帛和买䌷绢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须管于省限内尽数具钞同牌由赴场，照数送纳。如不赍牌由同钞前来，定不交受。其有人户在今来约束以前赴所属送纳者，亦仰给付牌由。数内若有少欠，仰人户照牌由数目依数纳足，须至晓谕。②
  据此，则这种夏税牌由，就是要把各个民户每年应该交纳的赋税，“分明开说某乡某都人户，合纳夏税折帛和买䌷绢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民户根据牌由中写明的数额，直接赴税场交纳，完成缴纳之后，税场也必须“给付牌由”，作为收纳的凭证，以免吏员再次前来骚扰讨要。在赋税的征收过程中，税额有些合理的消耗以及需要附加一定的运费。以往验收的吏员往往利用这些名目，乱加数额，加重民户的赋税负担。朱熹也把这些合理的附加费用进行规范化，公示于境内，使老百姓得以遵循，不用花费冤枉钱，中饱那些不良胥吏。为此，朱熹颁发了《受纳秋苗晓谕》，云：“检会赵知军任内契勘星子、都昌、建昌县每年受纳人户秋苗所收水脚、雇船、起纲，头子、市例等钱数，多是人户输纳，重有所费，深属不便。使军内今将三县人户应合纳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船、水脚、起纲、头子并专斗、市例总减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钱系照钞收纳。除外，并不得多交民户一文。窃虑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行乞觅钱米，已散榜管下县分晓谕，切虑元给文榜沉匿，合行再给文榜晓谕者。”为了防止吏员们违法乱收，朱熹还设立赏钱，允许民户对不良吏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告发惩治：“右除已再牒受纳官常切钤束外，今立赏钱三十贯文，出榜县管下要闹处张挂，晓示人户知委。自今后应输纳户下米斛，每正米一硕，除前项立定雇船、起纲、市例钱六百七十文足，并随钞收勘合促零钱外，不许例外乞觅民户一文。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行乞钱米之人，不拘多寡，许人户经官陈告，将犯人根究，依条断勘罪，追赏施行。的不虚示，各令知委。”①
  在以往的赋税交纳过程中，由于有些贫困民户怯于与官府特别是胥吏打交道，每年的赋税交纳，往往任由“上户揽子”的刁民把持，这些人与吏员相互勾结，多收浮收，欺压贫民。为此，朱熹又发布了《晓示人户送纳秋苗》，鼓励循良细民自行上纳，避免这些不良的“揽手”和胥吏从中作弊，该晓示云：“契勘管属都昌、建昌县递年所纳人户秋苗并系起发上供之数，缘是上户揽子等人把持县道，兜收在己，与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纳。窥伺县道窘束，全无措置，即将下等秈米以应副顶借为名，动欲减饶合数。唯是循良细民，各县却复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钱，将收到水脚钱等侵移使用。缘此起发纲运大段迟滞，且又欠折不足，事系利害。……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县官前去各县受纳，与减加耗靡费之类，令人户自行打荡斛面，不得阻节。如有诸乡人户情愿赴军仓输纳苗米，并听从便，重与优加裁减，务使乐输。”①在这里，朱熹除了重申必须让一般民户明明白白地交纳自己应承担的赋税之外，应该“令人户自行打荡斛面，不得阻节”。并且，为了防止各县官吏积重难返、盘根错节，还规定不同县份的官吏应该相互调换，“互差都昌、建昌县官前去各县受纳”。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来的舞弊关系网，使得民户纳税更加公平。朱熹在湖湘任上，为了更加方便偏远山区的民户交纳赋税，还曾一度差使胥吏下乡收纳，“照应湘潭、衡山、湘乡、浏阳、攸县五县拖欠绍熙四年秋税，遂将钱差官下县受纳。近缘天时亢旱，祈祷未应，恐人户艰于送纳，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禀，候小熟日，却去开场受纳去讫。窃虑乡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扰，合行晓谕。今印小榜下县乡村晓谕人户，各宜安心车水，灌溉田亩，准备合纳税钱，候得雨水熟日，依旧差官到彼开场，即行送纳，各令知委”②。
  胥吏在征税、征徭等领域的舞弊行为，可谓花样百出、无孔不入。为了尽可能地防范这些不良胥吏的违法违规行为，朱熹每到一处就职，都不忘颁布条文，约束官吏。如在江西任上，他先后颁布了《约束科差夫役》等条文，条文说：“访闻管下诸县以和雇为名，科差夫力，应副过往官员修造船杠诸般役使，以至县官出入公干，亦令保正长关唤夫力，荷轿担擎，有妨农业。甚者至令陪贴钱物，为害尤甚。除已行下约束外，如更有似此去处，仰被扰人户径赴本军投诉，切待依法重作施行。”①又有《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条文云：“应今后本县违法辄差公人下乡追扰，许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重断。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经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应人户二税如已送纳获钞，而本县重叠追扰，许人户执钞赴军陈诉，定追承行乡司等人，重断勒罢。”②
  在浙江任上，朱熹颁布了《约束不得骚扰保正等榜》，对于官吏苛索民众及基层保正副等应差人员的行为进行多方禁止，该榜文云：
  当职照对在法保正副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大保长催纳税租及随税所纳钱数，一税一替。今来访闻管下诸县县官不能仰体成法，妄有科扰，致见一经役次，家产遂空，深属利害。今有约束事件下项：
  一、保正管干乡村盗贼、烟火、桥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县之内有令有丞、有簿有尉，号为四衙，杂出文引，别置木牌，各立程限，尽令趁赴，申展缴押，需索百出，多创名色，立为定例，分文不可违少。如押到则有到头钱，缴引则有缴跋钱，展限钱定限、常限所用之钱，复有多寡。又有批朱缝印日龊之类。一引状之出，乞取动是数项，稍有稽违，则伽锢棰楚，无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岂能遍受诸衙督责？
  二、追催二税，非保正副之责。今来县道尽以文引勒令拘催，其间有顽慢不肯输纳之人，又有无着落税赋，往往迫以期限，不堪杖责，勒令填纳，无所赴愬。岂有既充重役，复兼催科？可谓重困。
  三、保正副最为重役，岂堪复有科扰？今来县道略不加恤，应干敷买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买办。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员，整葺祠宇，置造军器，似此之类，其名不一。竹木瓦砖、油漆麻苎等物，例以和买为名，不曾支给分文。又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钱米，陪备供输，椎剥肌髓，至此为甚。
  四、县官或遇检验定夺、大量体究等事下乡，多是过数将带当直。虽公吏辈，亦用轿乘，排备酒馔，需索钱物，动是取办保正。亦有本官吃食，令保正供买，及所经过都分虽无公事干涉，例有过乡钱、过水钱。其为骚扰，非止一端。
  五、访闻县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税，自承认之日，便先期借绢借米，硬令空作人户姓名，投纳在官。曾未旬月，分限比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乡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数，虽所催分数已及，却计较毫厘，将多为少，未免棰楚。一月之内，尽是趁赴比较之日，即不曾得在乡催税，及至催纳次第，则又别出一簿，谓之划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绝、有名无实之税，县道不与勘会著实，临期动是勒令填纳，以至典卖屋业，无可填备。一次充应，催税至有三四年者。虽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绾系，无能得脱。百姓受此抑勒破荡之苦，而县道恬不加恤，委是无辜。
  右镂榜示所管乡分乡村市镇张挂，其县道于前件约束事件如有违戾，许保正副、催科保长径赴本司陈诉，切待追究着实，即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断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日榜。①在湖湘任上所颁布的《约束榜》中，就有多项约束是针对这种胥吏作弊行为的，该《约束榜》记云：
  一项，照应州场日逐受纳绍熙五年夏税钱将入中限，未据人户赍纳，窃恐有误装纲支用。检准令节文，诸税租入中限，听追户头或以次家人科较，品官之家追干人。今晓示人户，及早尽数赴州送纳。如违，定当从条点追，赴州科较，监纳施行。……
  一项，照对税务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纳河市税钱，并不尽数拘解。窃虑本务合干人作弊，收钱隐瞒入己，合行约束。使司今置板榜务门粘贴，本务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钱数，晓示通知。如本务收税钱多，申到数少不同，隐瞒官钱入己，许牙客人具状告首。若客人税物多，供申少，亦许同伴人陈首。切待追人送狱根勘，依条断罪，追赏钱五十贯文。各令知委。……
  一、据客人赵坚等状，窃见民间行使砂毛钱、铁钱。朝廷累降指挥，明立法禁，非不严切。今牙铺户不遵约束，依前夹杂砂钱行使，致得客人坠败财本。乞降赏榜于管下浏阳、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摄槠州等处约束。使司已立赏钱五十贯文，印给小榜，发下长沙等一十二县下张挂晓示外，仍出榜都市并浏阳、湘潭、醴陵、衡山县及下摄槠州等处，张挂晓谕。如有前项违犯之人，许诸色人告捉赴官，将犯人送狱，从条勘断，追给上件赏钱施行。②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在征税过程中推行政务公开以防止官吏的舞弊行为上，可谓费尽心力，也取得了比较切实的效果，所谓“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僚属厉志而不敢恣所欲”。这充分体现了朱熹作为一位理学儒者对于社会与民生的关怀。
  如果我们跨越南宋的历史，而从更为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来考察朱熹的这些防范征税中间舞弊环节的行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他的超时代意义。官吏在政府征税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并非南宋时期如此，实际上它始终贯穿于宋元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历代政府以及一部分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也都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手段来试图制止这种舞弊行为，但是其成效总是断断续续的、时好时坏的。尽管如此，一直到清代，人们似乎普遍认识到，要防止及减少这些舞弊行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征税的中间环节，减少官吏们可以上下其手的机会。因此，如何让基层纳税民户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赋税徭役负担数额，并且直接向官府衙门缴纳，就成了明清时期政府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明代前期，政府推行里甲制度，赋税徭役的征收经由里甲承担。但是到了明代中期，里甲制度遭到日益破坏，政府的赋税徭役征收同样受到官吏与地方富豪的舞弊，一般民户的负担不断加重。于是，从明代中期开始，一些地方官员便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施行“易知由单”制度。所谓“易知由单”，基本上与南宋时期朱熹所推行的“夏税牌由”相类似，政府把每个民户所应承担的赋税徭役及合理加耗等写在“易知由单”中，民户根据这一“易知由单”，直接向县衙门交纳，“自封投柜”，从而避免了诸多中间环节，避免了里长、班头与胥吏们相互勾结，苛派勒索花户的弊病。①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至少在福建省全境，全面施行了“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制度。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巡抚许孚远就在《征粮票册行粮饷道》的公移文中指出：
  案照先据粮饷道呈详更立粮差由帖式样缘由到院，随批粮差由票式发出，仰道行各府州转行各县，算定粮差的数，一面填票给付小民，一面申府详道转详本院查考。其田亩科则粮差编派各色款项须详揭榜示，令民通知。由票填明设法散给，毋使一民遗漏，致有侵渔。①
  政府颁发“易知由单”，让一般民户“自封投柜”，其用意无疑与南宋的朱熹是一样的，即尽可能地让一般民户明明白白地交纳应当承担的赋税，尽可能地防止官吏从中舞弊、上下其手。
  当然，这种有利于一般民户的赋税缴纳措施，触犯了许多官吏的利益，因此不断受到破坏也是在所难免的。到了清代前期，清政府再次强调了全面推行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的必要性，屡屡颁发谕令，予以推行。如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户部议户部给事中董笃行请颁易知由单，将各州县额征起运存留本折分数、漕白二粮，及京库本色，具条悉开载，通行直省，按户分给，以杜滥派。应如所请，从之”②。顺治八年（1651）八月，又再度申明“额定粮数，俱填易知由单……收粮听里户自纳簿柜，县加司府封印”③。
  清初政府全面推行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制度，本意也与南宋的朱熹是一样的，即力求杜绝户长图差及胥吏从中苛索，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和一般民户负担不至于过重。但在封建社会晚期，官僚体制痼疾无法消除，吏治日益败坏，贪污自肥的现象愈演愈烈，因此，至康熙年间，就经常出现“官吏指索纸版之费，用一派十，悉免刊刻易知由单”的情况。政府亦不断更新措施，力图使这种制度得以继续推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为三联票法，“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给纳户执照”。此后不久，又“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设立滚单法来征取钱粮，“于每里之中，或五户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于甲首，以次滚催，自封投柜，一限既完，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缴者严惩”①。
  一些地方官员也已充分认识到这种给民户直接颁发赋税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的重要性，尽管官吏舞弊的现象无法根治，但是在责任心的驱使下，还是有不少清代官员不断地重申施行这一措施。我在福建北部地区做社会调查时，就曾经发现了清代乾隆年间泰宁县的《钱粮章程串票定价总册》，其中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闽浙总督的告示文，该告示文略云：
  照得各处征收钱粮，例于开征之先，刊刷易知单，将某年某户名下田地若干，明晰开列，给发花户执收，照数完纳，仍合自封投柜，每票收铜钱一文，以为收书纸张饭食之费。如有浮收弊混，即干严例。近查各属收粮，竟不先给由单，每年每户名下粮额银则加添分厘，米则暗添升合，又复藉称火耗鼠耗，概系折钱征收，银每两折钱一千四五百文，米每斗折钱五百三四十文，票串钱每张五六文不等，甚至签差承柜书肆出乡村催逼，鸡犬不宁。新年之粮已完，复借来年之课，浮收重耗，需索百般，难以枚举。粮户明知违例多收，不敢上控，恐遭拖累，宁甘隐忽。以致各州县肆无忌惮，递年浮收，不厌不息，言之殊堪痛恨，惟我皇上念切口口，蠲租缓税，沛遍恩纶，岂容不肖官吏刻剥若此。本部恭膺简命总制闽浙，凡于治民生，首先整顿，务期力挽颓局，俾臻郅治。除一面严密查访外，合行出示严禁。仰各属官吏军民人等知悉，嗣后粮户完纳钱粮，务遵定例。听其自封投柜，不许丝毫浮收加耗，以及差扰苦累情形，刁难需索并勒借预完等弊。倘州县各官仍敢故违，一任柜中粮差折价钱浮收刁难需索并勒借预完等弊，是则口不畏死，一经本部访闻得实，或被告发，官则严加治罪，役则提辕杖毙，决不稍为宽贷。凛遵毋违。特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念三日给。①
  从这份告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明代中期以至清代雍正年间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后，钱粮征收中的各种加派，仍在不断出现。与此相对应，官府也在不断地重申和推行这种减少中间环节舞弊的“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制度。这说明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官吏不断舞弊的情景之下，把民户每年所应交纳的赋税数额及其名目明明白白地告知各户，又让民户直接向县衙门的相关部门交纳，是防止和减少官吏舞弊行为的最有效办法。我们领略了从明清时期“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的施行和存续过程，就不能不敬佩南宋时期朱熹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的社会担当及其在防止官吏征税舞弊行为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