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通过以上对朱熹及其弟子进行三个层次社会教化与实践的叙述，我们似可以对朱熹及其弟子社会教化的理念做出一些新的思考。
  首先，在士人、学子的教育方面，朱熹及其弟子们主张读书教育的最高目标，不是科举应试，进入仕途，而是修身立志，培养高尚的个人品德。每个读书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才能为国家、为社会、为民众做出有益的贡献，否则，虽然饱读经书、擅长文辞，却也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文化地位等，乱政枉法，贪污舞弊，危害国家与社会，残害民众。正因为如此，朱熹对于时风笼罩之下的读书沉溺于科举的现象，持有一定的批评甚至批判的态度。
  这些年来，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论述，颇有一些正面积极的意见。人们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学者们，对于中国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颇为仰慕，认为是社会公平与文官考试制度的先驱体现。诚然，中国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延续，相对于先秦以来的诸侯世袭制度，以及汉晋时期的士族门阀体制对于政治地位的垄断承继，无疑是一种进步。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只要努力读书，通过科举考试，都有可能进入士人阶层，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进而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命运。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相对体现社会公平的科举制度，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皇帝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形成和运行的。在这种中央高度集权与皇帝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成功了的士人，很快就变身成为皇权专制体制下的官僚体系的一分子。而一旦成为皇权专制体制下官僚体系的一分子，他们往往也就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逐渐丧失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和品格独立性，去适应官僚体系中那种唯上、唯权的权势崇拜主义的政治生态，成为一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的性格分裂的双面人。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里，如何坚持士人、读书人的自主人格，在浑浊的政治生态中辨明是非，无疑是所有士人、读书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及其弟子们提出了读书必须以修身立志、培养自身高尚品德为终极目标，自己也在这一读书终极目标的磨砺中进行了可贵的实践。朱熹及其弟子们对于读书终极目标的教化及其实践，不仅在当时具有切中时弊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这种理念对于后世，乃至今天，以至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跨越时代的文化意义。
  其次，朱熹及其弟子们在基层社会教化方面，期望在中国的民间基层社会，构建一种以“孝道”为基础的，以尊上爱幼、乡里和谐、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孝道”一度受到人们的非议。这些非议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孝道”实践出现了许多非人道的因素。①这种非人道因素的盛行，受到近现代以来人们的批判与非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两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传统的“孝道”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道德精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孝道”的施行，并且由此所构建起来的以尊上爱幼、乡里和谐、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秩序，可能是这个社会所能建立起来的最具合理性的社会秩序了。我们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可以替代朱熹等人所构建的这种民间基层社会的社会秩序。因此，无论是“孝道”，还是以“孝道”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以尊上爱幼、乡里和谐、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秩序，都具有长时段的历史适用性，即使是在当今的欧美各国，提倡社区之内的“守望相助”，也依然是他们进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显然，我们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必须从朱熹等人所构建的这种民间社会秩序的理念中吸取许多合理的因素。
  再次，朱熹及其弟子们所倡导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旨在社会的基层组织与基础单位之中进一步落实“孝道”和家族、家庭的和谐关系。虽然说朱熹在家族、家庭内部所提倡的尊老爱幼、晚辈服从长辈的某些规则中，有愚忠盲从的因素，但是他们所提倡的夫妻和睦、家庭稳定以及家庭教育的理念，同样具有比较永久的历史意义。夫妻和睦、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没有家庭的稳定，就没有基层社会的稳定；没有基层社会的稳定，就没有全社会的稳定。因此，朱熹及其他儒者把夫妻的关系提高到人伦之首的重要地位。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朱熹更认为“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这些观念的合理性，是很值得我们今天予以重新审视的。
  当然，这里谈到女性，就不能不涉及宋儒们最为后人所诟病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女性贞节问题。其实，在朱熹的大量论著中较少谈到这一问题。在我们前面所引述的朱熹对于夫妻和睦、家庭稳定，以及对于婚姻的慎重态度，可以知道朱熹本人并不特别轻视女性。在《朱子语类》中，当门人问起程颐首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其父亲曾经主持甥女再嫁时，门人奇怪程颐的主张与其父相反。朱熹对程颐父亲的做法抱有同情之心，所谓“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①可见，朱熹认识到道德的提倡与社会现实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对于一般民众家庭女性的改嫁再婚行为，应当抱有一定的宽容之心。人们经常引用朱熹写给陈师中的信②，在这封信中，朱熹力劝陈师中劝阻其妹妹改嫁。其实我们认真玩味朱熹的这封信，似乎可以体会到朱熹之所以力劝陈师中阻止其妹妹改嫁，是因为陈氏是著名的士人名宦之家，作为社会的道德标杆，应该在女性的贞洁观上有所表率。尽管如此，朱熹这封信给后人的印象，确实是赞同女性守节的。同时，朱熹在《近思录》一书中，不止一次引述了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也给人造成了朱熹主张女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表象。因此，我们在讨论朱熹从事社会教化的时候，朱熹这些言论在客观上造成了后世对于女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观的认知与影响。这一点，我们同样也是不必予以隐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