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家族是宋代以来基层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自从先秦的诸侯、世家制度崩溃之后，唐宋以来基层社会的运行、延续与发展，几乎都是在家族与家庭，特别是家庭的基础上展开的。朱熹等宋儒们认识到，家族与家庭的建构及其内部行为规范的制定与施行，是社会家族、家庭得以良性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包括朱熹在内的许多宋代儒者，都对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构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家族制度、组织及其观念。①而要使这种制度、组织及观念得到长久地承继，就必须制定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使得家族、家庭成员有所遵行，并且逐渐成为家族、家庭成员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而一旦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演变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及文化，就将永久性地被继承下来。
  闽北《紫阳朱氏宗谱》收录有朱熹当年书写的“朱子家训”，兹抄录如下：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①
  从这份家训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对于家族、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基本上与上述社会教化的内容是相吻合的，即建立一种以“孝道”为基础的，以尊上爱幼、乡里和谐、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秩序。但从朱熹一贯的严以律己的立场出发，这份对于施行于本家族、家庭内部的家训，比起针对整个社会的教化内容，显得更为克己内敛，也显得更加具体。
  《家礼》是朱熹最主要的关于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的著作，《家礼》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遵行孝悌，在家族、家庭内部建立一种尊老爱幼、上下有序、相互谦让的和谐关系。我们看看《家礼》中关于尊敬长辈的记述：
  凡子事父母，孙事祖父母同。妇事舅姑，孙妇亦同。天欲明，咸起，盥、漱、总、具冠带。昧爽，适父母、舅姑之所省问。丈夫唱喏，妇人道万福。仍问侍者夜来安否何如？侍者日安乃退。其或不安节，则侍者以告，此即礼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药物。药物乃关身之切务，人子当亲自检数调煮供进，不可但委婢仆，脱若有误，即其祸不测。妇具晨羞。……凡烹调饮膳，妇人之职也。近年妇女骄倨，皆不肯入庖厨，今纵不亲执刀匕，亦当检校监视，务令精洁。供具毕，乃退，各从其事。将食，妇请所欲于家长，退具而共之。尊长举筯，子妇乃各退就食。丈夫妇人各设食于他所，依长幼而坐，其饮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长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将寝，则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妇女道安置，此即礼之昏定也。居闲无事，则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执事必谨，言语应对，必下气怡声，出入起居，必谨扶卫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侧。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许，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乎。凡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悦）则复谏，不说（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爱，亦当爱之；所敬，亦当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幼事长、贱事贵，皆仿此。①
  朱熹在这里所设计的儿子媳妇等晚辈与父母、祖父母等长辈的关系，是基于“孝道”基础的尽可能服从的关系。父母、祖父母等长辈是“家长”，家长主持家务，儿子、儿媳等晚辈应该服从，不能挟带私心，故《家礼》中有规定：“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谓使之掌仓廪廐库庖厨舍业田园之类，授之以事，谓朝夕所干，及非常之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须稍存赢余，以备不虞。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①
  家庭内部的和谐，特别是夫妻关系的和谐，是朱熹在《家礼》中所阐述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朱熹认为夫妻关系是人伦之首，草率不得，必须十分慎重严肃，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的缔结，必须经过严格的礼制程序。朱熹曾经在漳州任上的劝谕文中指出：“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归，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内，身修家齐，风俗严整，嗣续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顺治。……劝谕士民，当知夫妇婚姻，人伦之首。媒妁聘问，礼律甚严。而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娉而潜相奔诱。犯礼违法，莫甚于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②在“夫妇婚姻，人伦之首”的道德观念之下，朱熹在《家礼》中对婚姻缔结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设计，仅订婚一节，就有以下程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司马公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昏嫁。今为此说所以参古今之道，酌礼令之中，顺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宗子自昏，则以族人之长为主，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俟女氏许之，然后纳采。……纳采，纳其采择之礼，即今世俗所谓言定也。主人具书，主人即主昏者，书用笺纸，如世俗之礼，若族人之子，则其父具书，告于宗子，夙兴，奉以告于祠堂，如告冠仪。其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亲之子，某年已长成，未有伉俪，已议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纳采，不胜感怆，谨以。后同。若宗子自昏，则自告。乃使子弟为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见使者。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为主人，盛服出见使者。非宗子之女，则其父位于主人之右，尊则少进，卑则少退。啜茶毕，使者起致辞曰：吾子有惠，贶室某也，某之某亲某官有先人之礼，使某请纳采。从者以书进使者，以书授主人，主人对曰：某之子若姊、侄、孙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辞。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请退，俟命出就次。若许嫁者于主人为姑姊，则不云蠢愚又弗能教。余辞并同。遂奉书以告于祠堂。①
  婚姻程序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上告于家族祠堂的祖先，可见朱熹对于夫妇婚姻关系的慎重。而且，朱熹还十分反对男女择偶只顾眼前的利益假象，而没有以男女双方的人品作为择偶的根本标准的世俗行为，以及所谓通家指腹为婚的行为。他在《家礼》中引述司马公的言论云：“司马公曰：凡议昏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盛，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具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骄妬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又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昏，亦有指腹为昏者。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至弃信负约，速狱至讼者多多。是以先祖太尉尝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长，然后议昏。既通书，不数月必成昏。故终身无此悔。乃子孙所当法也。”①
  家族、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与行为规范的施行，还有赖于家族、家庭内部成员的共同遵守与配合。为了让家族、家庭内部的成员能够自觉地遵行这种行为规范，朱熹主张，家族、家庭内部成员需要及时进行文化与礼制等方面的教育。他在《家礼》中写道：
  凡子始生，若为之求乳母，必择良家妇人稍温谨者。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古有胎教，况于己生子？……六岁，教之数，谓一、十、百、千、万。与方名，谓东西南北。男子始习书字，女子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廉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十岁，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诵《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知信。自是以往，可以读《孟》《荀》《杨子》，博观群书。凡所读书，必择其精要者而读之，其异端非圣贤之书传，宜禁之，勿使妄观，以惑乱其志。观书皆通，始可学文辞。女子则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谓蚕桑织绩裁缝及为饮膳，不惟正是妇人之职，兼欲使之知衣食所来之艰难，不敢恣为奢丽。至于纂组华巧之物，亦不必习也。①
  朱熹虽然希望家族、家庭内部的成员，包括女性成员在内，从小就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学习四书及礼传诸书。但是由于个人的天赋及家庭条件等原因，大部分人是无法达到科举入仕谋取富贵的层面的，朱熹对于教育的初衷，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言及，是使每个人都能修身养性，完满自己的人格。而对于少量可以科举入仕的族人、家人，朱熹则赋予更高的为人标准，他在《家礼》中支持：“凡为人子弟者，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加，谓恃其富贵，不率卑幼之礼。”②在家族、家庭内部，成员们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而只有平等的身份地位，才能维持家族与家庭的和谐相处与长期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