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士人是一个社会的中坚阶层，上可成为国家的栋梁、治国的良吏，下则可以表率社会，成为沟通政府与民间的桥梁。但是反之，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乃至横行乡里、苛索百姓，则有可能成为败国乱政的源头。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儒者，朱熹从年轻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讲学论道、教育学生，成为他毕生的头等大事。
  年轻的朱熹在二十四五岁初次出任同安县主簿，当他的为民兴利除弊如正经界、蠲赋税等措施无法得到落实施行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顿县学教育上。朱熹刚到同安时，县学敝坏凋零，学舍破败，学子无经可读，终日懒散，沾染秽行。他们不读经传原文，只知拿近时科举中选的模范程文讽诵模仿，细心揣摩，梦想借此有朝一日博取高科，跻身仕途，不知科举之外还有儒学。士子热衷于走诗赋辞章的捷径，厌习儒经，身为县学弟子，竟有人不识四书五经为何物。①朱熹对于县学教育中儒道的式微十分痛心，在他就任主簿后不久，就一连发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告，确立县学的宗旨和大纲，制定学校规制，增修讲问之法。绍兴二十四年（1154）五月，他在县学中新设讲座，以便亲自对诸生进行讲授和督察。他还特地作了一篇《讲座铭》立在堂坛之上，发布《策试榜谕》，重定策试答问之法，要诸生“湛思正论于答问之际”“非徒相与以为谀”。同时荐举“议论纯正”“操履坚悫”的本县进士徐应中和王宾为县学学宾，荐举恬退守道、以孜孜山林授徒讲学为乐的五十岁进士柯翰充县学直学，激励生徒们“兴于义理之学，少变奔竞薄恶之风”。县学原有日新、汇征二斋，甚为狭窄，且“汇征”之名有以利禄诱人之意，便重建四斋，更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挑选本位学生充当斋长、斋谕。又在明伦堂左建教思堂，在大成殿后建经史阁。同安县学的图书也寥寥无几，朱熹多方搜集整理出六种一百九十一卷，以后又募得民间所藏书二种三十六卷。又致书泉州守方滋请到九百八十五卷，一起藏于经史阁中。在朱熹的精心努力之下，败落的同安县学终于具备了相当的规模。②时至今日，同安县区民众在追溯该县区的文化教育历史时，无不首推朱熹的开创之功。
  朱熹对于士人教育的重视，并非只是初入仕途的同安县一地，在他历任的其他地方，无不如此。他在湖湘任职时，亲自谋策当地书院的修建与教学等具体事务，如岳麓书院。他在《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中写道：“契勘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书院，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是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当职叨冒假守，蒙被训词，深以讲学教人之务为寄。顾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两月，又困簿书，未能一往谒殿升堂，延见诸生，询考所合罢行事件，庶革流弊，以还旧规。除已请到醴陵黎君贡士充讲书职事，与学录郑贡士同行措置外，今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更不补试，听候当职考察搜访，径行拨入者，庶几有以上广圣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为学者知所当务不专在于区区课试之间，实非小补。牒教授及帖书院照会施行，仍请一面指挥合干人排备斋舍、几案、床榻之属，并帖钱粮官于本州赡学料次钱及书院学粮内通融支给，须至行遣。”①在江西任上，朱熹极力推动白鹿洞书院的修建与招生，他在《白鹿洞牒》中写道：“契勘本军庐山白鹿洞书院于《国朝会要》、本军图经、记文、石刻，元系唐朝李宾客渤隐居，旧有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为一时之胜。南唐升元中，因建学馆，买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乃以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尝数十百人，望赐九经书，使之肄习。……后经兵乱，屋宇不存，其记文、石刻遂徙置军城天庆观。昨来当职，到任之初，即尝询访，未见的实。近因接视陂塘，亲到其处，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复慨念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责者。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①庐山白鹿洞书院的修复与承继，朱熹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朱熹还发布榜文，呼吁星子、都昌、建昌各地的学子们，踊跃到县学及书院读书修身。他在《知南康榜文》中说：“本军背负羌庐，前据彭蠡，地势雄秀，甲于东南。禹迹所经，太史所游，有圣贤之遗风。……宜其风声气俗犹有存者，后来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来，士风衰弊，而学校养士不过三十人，大比应书，人数亦少。虽讲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游学校、入场屋，然询于物论，以求物外之英豪，则亦未闻卓然有可称。良由长民之吏未尝加意，使里闾后生无所从学，以至于此。今请乡党父兄各推择其子弟之有志于学者，遣来入学，陪厨待补，听讲供课。本军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学粮。当职公务之余，亦当时时诣学，与学官同共讲说经旨，多方诱掖，庶几长材秀民为时而出，有以仰副圣天子长育人材之意。”②
  书院在两宋时期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据《文献通考·学校考·书院》记载，南宋初年共建书院167家，集中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其中影响较大的，福建有33所，江西有39所，湖广有23所。理宗以后，随着道学被官方正统化，各地官员纷纷仿效道学家建立书院。在南宋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丽泽、象山书院）中，尤其以经朱熹重修并拟定教规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最为著名。应该指出的是，在道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中，朱子虽然未能首开其端，但却是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①。朱熹积极参与的书院教育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南宋士人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南宋书院运动中，与朱熹直接有关的书院有40所，其中创建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在20所书院讲学，为7所书院撰记、题诗，为6所书院题词、题额。另外，他年轻时读书以及成名后讲学等经行过化之地，后人建有27所书院，以为纪念。以上合计有67所，相关书院数量之多，远远在同时代各位道学大师之上。朱熹对南宋书院运动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②
  朱熹在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推行学校教育与士人教化，他的用意，除了鼓励人们向学、推进地方的文化教育之外，其最终的目标，是对士人、学子的高尚人格的培养。他的这一培养教化士人、学子的终极目标，在其初入仕途的同安县主簿任上，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了，他在《谕诸生》一文中说：
  古之学者，八岁而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而入大学，学先圣之礼乐焉。非独教之，固将有以养之也。盖理义以养其心，声音以养其耳，采色以养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养其血脉，以至于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其所以养之之具，可谓备至尔矣。夫如是，故学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实用，此先王之教所以为盛也。自学绝而道丧，至今千有余年，学校之官，有教养之名而无教之养之之实，学者挟筴而相与嬉其间，其杰然者乃知以干禄蹈利为事。至于语圣贤之余旨，究学问之本原，则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规为动息，举无以异于凡民而有甚者焉。呜呼！此教者过也。……盖古者理义养心之术，诸君不欲为君子耶？则谁能以是强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愿留意毋忽。①
  初入仕途的朱熹在这篇最早的《谕诸生》中，就提出了教育士子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士子自身的高尚人格，修心养性，“盖理义以养其心”“理义养心之术”。他在同安县任上的其他劝谕文中，都一再强调教育士子以培养人生的高尚品格为最主要的目标。如在《谕学者》中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而竞尺寸之阴也。今或闻诸生晨起入学，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岂爱日之意也哉？……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使古人之学止于如此，则凡可以得志于科举斯已尔，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后已者，果何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为苟足以应有司之求矣，则无事乎汲汲为也，是以至于惰游而不知反，终身不能有志于学。……诸君苟能致思于科举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为学，则将有欲罢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②《补试榜谕》中说：“盖闻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直为观听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风俗所以淳厚而德业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学小生自为儿童时，习见其父兄之诲如此，因恬不以为愧，而安受其空虚无实之名，内以傲其父兄，外以骄其闾里，终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归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劝谕县之父兄，有爱其子弟之心者，其为求明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已。禄爵之不至、名誉之不闻，非所忧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务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贻终己之羞哉！”①朱熹在另一篇《又谕学者》文中也提到读书的宗旨在于立志，而不应在于利禄，“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所说千言万语，都无一事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功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诸君勉旃，不是小事”②。
  为了使就学的士人、学子们能够在读书中培养自身的高尚品格，朱熹在许多学规中，都列举了当地的前贤名臣孝义作为榜样，以敦促士人、学子们有所瞻仰，有所式范，如他在江西任上时，就在《榜文》中列举如下：“一、晋侍中太尉长沙陶威公兴建义旗，康复帝室，勤劳忠顺，以没其身。今按图经，公始家鄱阳，后徙寻阳，见有遗迹在本军都昌县界，及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二、晋太傅庐陵谢文靖公始自隐沦，已推时望，及登宰辅，优有武功。今按图经，公始封建昌，即本军之建昌县。……三、晋靖节征士陶公先生隐遁高风，可激贪懦，忠义大节，足厚彝伦。今按图经，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军近治三十里内。……四、按图经，建昌县有陈太中大夫司马暠、司徒从事中郎司马延义，皆以孝行见于《陈书》，有墓在本县界。又有唐宜春县令熊仁赡，亦以孝行旌表门闾，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门闾有无损坏？……五、按图经，建昌县义门洪氏本以累世义居，嫠妇守节，尝蒙太宗皇帝赐以宸翰，宠以官资，旌表门闾，蠲除徭役。……六、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熙宁中，曾知本军。……七、西涧先生屯田刘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秘丞公亦以博闻劲节见知于故司马文正公，与修《资治通鉴》，而所著《十国纪年》《通鉴外纪》又自别行于世。故黄门苏文定公尝以‘冰清玉刚’比其父子，而乡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八、访闻故赠荐议大夫陈忠肃公曾居本军。……九、窃恐本军更有前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图经文字有失该载，及目今见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间，科举之外，别有怀材抱艺、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广行询访有无遗逸。”①朱熹在《玉山讲义》中，也念念不忘列举前代名贤的高尚品格来激励士人学子们，他说：“熹又记得昔日曾参见端明汪公，见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则自近世名卿鲜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诸君视之丈人行耳，其遗风余烈，尚未远也。又如县大夫，当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至忠洁公扈从北狩，固守臣节，不污伪命，又以忠义闻于当世。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傥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之道义风节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诸君留意，以副贤大夫教诲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①
  自从隋唐时期中国历代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士人读书的目的功利性的趋向日益明显。年轻的朱熹从同安县主簿任上开始，就极力主张读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科举利禄，而是应该养心修性、正心诚意，培养自身的高尚人格。这一读书教育士人的理念，可以说贯穿于朱熹的终生。他在担任同安县主簿期间，亲自给生徒授课，其中《策问》就屡屡指出士人学子读书的要旨是培养自己的道德：“下之所学以待问者，亦各有所以，而不专于文艺之一长也。至国朝始专以进士入官，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然亦不过文艺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无常分，士或怀负道德而不能此，与虽能而耻不屑就者，国家安得而用之耶？”“《论语》之书，凡二十篇之说者，二三子尽观之矣。虽未能究其义、如其文，然不可谓未尝用意于此也。惟其远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诸心而施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则二三子之相从于此，非志于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于二三子也。”②朱熹在之后的地方官任上，也一再地强调这一点。如在白鹿洞书院的《招举人入白鹿咨目》中说：“恭惟国家以科举取士，盖循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策论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然则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以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③《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①
  然而在宋代社会的现实中，由于科举与利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许多读书学子的最直接功利性目标，是尽快地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种功利性的读书目标，与朱熹所期望的培养高尚品德的终极目标，存在着不少矛盾。朱熹对这种功利性的科举考试制度，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他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自己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不满与批判，如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屡屡表达了他的立场。在《答詹帅书》的书信中说：“近日诸处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导者。然其所习，不过科举之业。伎俩愈精，心术愈坏，盖不如不教犹足以全其纯愚之为愈也。”②在《与张敬夫》的书信中说：“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见将圣贤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过，抄节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仔细玩味，所以从二先生许久，见处全不精明，是岂不可戒也耶？渠又为留意科举文字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③朱熹在为自己乡里撰写的《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也不忘指责学子沉溺科举之非：“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然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而近世以来，乃有所谓科举之业者以夺其志，士子相从于学校庠塾之间，无一日不读书，然问其所读，则举非向之所谓者。呜呼！读圣贤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犹不免为书肆，况其所读，又非圣贤之书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风俗美，其亦难矣。”①
  朱熹教育士人、学子的这一理念，也为其门人所继承，真德秀在湖湘任职时，写过《劝学文》等，也曾告诫生徒们不可短视于科举场屋，他说：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波（诐）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謦欬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今二先生虽远，所著之书具存，皆学者所当加意。……颇闻迩来士子，急于场屋科举之业，往往视为迂缓，置不复观。殊不知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随取随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于文章之妙，浑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仿佛，盖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尔若徒讽咏肤浅之文，掇拾陈腐之语，见闻既陋，器识可知，虽使幸而获选，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试之期尚远，群居暇日，正当培养义理之源，务求有用之实。……如此则本末兼举，器业日充，上足以追续先贤之正脉，次足以为当世之实用。异时英髦接武，追迹于前，闻人岂不盛哉？①
  我们从朱熹以及真德秀的这些指责批评科举考试的言论中，看到了朱熹对于士人、学子教育的高度期许。这种批判与期许，正体现了他一贯以修身作为为人根本的立场，只有通过读书修身，培养了高尚的道德品格，才能逐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