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蒋介石与宋明理学”。很坦率地讲，我今天略微有点紧张，为什么呢？我最近若干年一直以蒋介石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应该说对于蒋介石比较熟悉。但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华文化四海行”，总得讲一点文化方面的问题。想了想，蒋介石一辈子信奉、研究宋明理学，实践宋明理学，所以我就把题目确定下来，讲“蒋介石与宋明理学”。
  可是要讲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有两点困难，“宋明理学”所使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和我们当代生活距离比较远，怎么样把它通俗化，讲明白，有一定的困难。
  其次，我个人研究“宋明理学”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当年曾经写过几本小书，然而这些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三十年以前的一些知识，哪些地方已经落后了，我现在不敢说。
  但是，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重要性之一，是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不懂得宋明理学，恐怕很难懂得中国哲学，很难懂得中国文化。其次，我们要研究民国史，研究国民党，研究蒋介石也都需要懂得宋明理学。
  一、宋明理学与朱熹、王阳明的分歧
  宋明理学，我们在习惯上也称之为“宋明道学”。中国儒家的前辈两千多年以前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和动物区别在什么地方？
  孟子讲过一段话，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讨论人和动物的差别，“几希”是很小很小的意思。儒家学派认为，人和动物的重要差别之一就在于人有道德伦理观念。所以说，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儒家学派就开始讨论人的道德伦理观念问题：道德伦理是什么？从哪里来？它和自然、和人类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人类和社会它的作用是什么？宋明理学就是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和回答。因此，宋明理学我们可以称它为道德哲学，它是从哲学上来回答道德的问题。
  中国儒学的发展经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先秦的儒学，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先秦儒学之后，唐代是佛学盛行的历史时期。中唐以后，有些学者将佛学加进儒学，出现“援佛入儒”的现象。到了宋朝，中国的儒学吸收了唐代佛学的内容，就发展成为宋明新儒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宋明理学”。可以说不了解“宋明理学”就不可能了解儒学和中国文化。
  “宋明理学”的最高的范畴是“理”，或者称之为“道”，或者称之为“性”。“宋明理学”是将儒学的伦理观念哲学化，将伦理上升为天地的本源，人性的本源，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修养方法，它的目的是希望人成为“圣人”和“贤人”。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是和古希腊哲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教人认识自然，成为智者，成为很聪明的人。而中国古代哲学呢？它教人认识人的本身，成为道德完美的“圣人”。
  “宋明理学”有两大流派，一派叫“朱熹学派”，或者称为“程朱学派”，北宋的程颐、程颢弟兄二人和南宋的朱熹所创建的学派。“朱熹学派”的基本思想就是三个字，“性即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的“性”降到人心中，就成为“理”。这个理从哪儿来的？朱熹认为这个“理”是老天爷降到人心里来的。它是独立于人的感觉之外的一种客观精神。我这样讲，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抽象，用现代语言来讲，朱熹所讲的“理”，实际上是规律和伦理二者的综合。
  朱熹举例说，我们现在坐的椅子一定要有四只脚，如果四只脚的椅子你抽去一只脚，那么这把椅子一定要倒下来。另外，朱熹还讲过，我们大家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照镜子，镜子是可以照人的，脸洗干净了没有，这就要照镜子。没有哪一个傻瓜拿着木板子来照的。朱熹还讲水一定是往下流的，那火焰呢？一定是往上烧的。朱熹讲的这几个现象都是自然界的必然现象。
  朱熹实际上讲的是自然界的规律。四只脚的椅子为什么抽掉一只脚要倒，这在今天的物理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镜子可以照人，木板子不能照人，这在物理学上也是可以解释的。朱熹学派所讲的“理”具有必然性，具有规律的内容。
  朱熹所讲的“理”有双重含义：一种“理”叫“在物之理”，就是刚才讲的椅子、镜子、水、火这些“物”所具有的“理”。同时，还有“在心之理”，在人的头脑里面，或者说，在人的思想里面的这种“理”。这种“理”叫什么？就是通常所讲的忠、孝、仁、义这样一系列的道德伦理概念。所以说，朱熹所说的“理”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讲的是物质的规律，物的必然性，另外，就是讲的人的道德伦理观念。朱熹的“理”是把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和人的道德伦理综合在一起，用人必须遵守规律来论证人必须服从忠、孝、仁、义这样一些伦理道德观念。
  朱熹认为，这个“理”是天赋于人，老天爷给人的，人人先天具足，生下来就什么都有，什么都完美无缺。那么，为什么人还有千差万别呢？主要是由于“气禀”不同，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叫气，有的人“金气”多一点，有的人“水气”多一点，有的人可能别的什么气多一点，或少一点，这种情况，叫“气禀之偏”，偏于某一方面了，不全了，不完美无缺了。
  另外，朱熹认为，还有人的物质欲望这个因素也会影响人的天赋之“理”的表现，朱熹把它叫作“物欲之私”。一个“气禀”，一个“物欲”，使人先天具有的这种“理”被蒙蔽了，遮盖了。怎么办？朱熹认为，有两条路线可以解决。一条路线叫向外用功，一条路线叫向内用功。什么叫向外用功呢？就是“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格”的物多了，穷的理多了，你的天赋之“理”也就恢复了，回来了。朱熹所说的这个“格”字，你可以把它当成研究去理解。今天研究一件事，一个物，明天你再研究一件事，一个物；今天你去讨论、探索一个道理，明天再去探讨另外一个道理。朱熹认为，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要一件件，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地去研究，去探索，这个叫“格物”。
  朱熹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在探讨、研究自然和社会各种事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读书，就是说，你要去探讨真理，首先要做的是读书，特别要读儒家学派的书。
  今日格物，明日格物，这叫向外用功。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叫向内用功，什么意思？就是要省、察、克、治。省是反省自己。察，考察自己。克是克服自己。治，是治理管好自己。这些讲的都是人的自我道德修养。朱熹提倡，要用一种很严肃、很诚恳的精神去进行省、察、克、治等，自我修养。态度很严肃，很诚恳，这叫“主敬”，“敬”就是要严肃，要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和我们今天提倡“敬业”精神的“敬”，意思差不多。
  向外用功也好，向内用功也好，干吗呢？目的是把人的各种欲望，特别是不正当的物质欲望去掉，把老天爷给你的伦理道德观念保存起来，发扬起来，这就叫“去人欲、存天理”。朱熹认为这样做了之后，人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成为圣人，成为贤人了。
  朱熹还提出来，“要先知后行”。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首先要知，比如说你从北京到贵阳来，你首先要了解一下贵阳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才能从北京到贵阳，所以要“先知”，将“知”放在第一位，先要认识，先要了解，然后你才能够行，去进行道德修养。
  朱熹的学问是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长期在思想界占据着主流和统治地位，统治者觉得这一派的学说很稳妥，很正当，没有多大弊病，也没有偏激不当之处，所以除了南宋后期一段很短的时间外，统治者大都提倡这一学派，表彰这一学派。
  朱熹学派之外另外一个学派就是“阳明学派”——明朝的浙江人王阳明所创立的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南宋的陆九渊，所以又称为“陆王学派”。贵州的学者，贵州的百姓可能都知道“阳明学派”。昨天我们到贵阳，下午就参观“阳明祠”。我也了解到，贵阳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修文，修文有“阳明洞”，是王阳明修养的地方。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特别在文教方面留下了深刻影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之一。
  “阳明学派”跟“朱熹学派”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朱熹认为“性即理”，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还说什么“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什么是“心”？讲的不是存在于人体内的永远跳动的物质的心，而是讲的人的感觉和知觉。王阳明认为，人的感觉、知觉和人的伦理观念是同一体。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证：耳朵是人一生下来就能听，具有很高的听力，眼睛是人一生下来就能看，具有很高的视力，这就叫“耳自聪，目自明”，是人的天赋生理功能，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每个人都是这样，除了先天的遗传的残疾人，正常的人一生下来都如此，王阳明把人的这种能力叫“良能”。由此，王阳明认为人有一种天赋道德观念，见父必定知孝，见兄必定知悌，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在王阳明学派看来，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忠、孝、仁、义这些道德观念，和人的生理功能是综合体，是一致的，叫“良知”。
  既然人生下来耳朵就能听，眼睛就能看，与生俱来，本无欠缺，不必他求，人人如此，自然，不需要再去学习，不需要再去追求，这就叫“心即理”。与“心即理”相联系的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人的天赋道德观念，人一生下来，就有道德观念，它是完整的，不学而知，不虑而能，既不需要学习，而且也不需要思考。这样的话，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道德观念是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后天培养的话，那么向内用功，恢复这个“良知”就可以了，何必要像朱熹那样主张向外用功，费那么多精力去研究万事万物呢！这个恢复天赋“良知”的过程，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
  王阳明主张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要去研究天，研究地，研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而是首先要发明、找到天赋的人的本心。如果你能将道德观念作为自己的主宰，懂得道德观念是怎么回事，那么人的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欲望就会自动消除。这就是所谓“主于道，则欲消”。所以“阳明学派”和“朱熹学派”都主张“去人欲，存天理”。但是，途径不同。朱熹是主张格物穷理，一件件事物去研究，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地去探讨，而王阳明则主张，只要把人的本心所具有的道德观念恢复了，发现了，那么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欲望自然就会消除。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先要知然后才能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不分先后。
  阳明学派以朱学的反对派的面貌出现，他强调人的感觉、知觉，人的思维，也就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在反对权威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些方面起过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由于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强调人的感觉、知觉，而人的感觉、知觉又因人而异，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因此历代的统治者对王学总是不放心。觉得它有可能从这里出现一个缺口，产生一些异端的思想，所以历代统治者大部分不把王阳明学派列为正宗的儒学。
  明清以来“程朱学派”“陆王学派”经常互相攻击。其争论的要点如下：
  第一，“支离”与“简易”之争。王阳明这一派批评朱熹那一派“支离”。什么叫“支离”？就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道德观念，直接向自己的内心去找寻就可以了，干吗兜着圈子、绕着弯子去了解天地万物，这叫“支”，“支”就是兜圈子，绕弯子。“离”，就是离开了培养道德观念这个根本的目的。为什么镜子可以照人，木板子不能照人，你研究了半天，把原理搞清楚了，对你培养道德观念有何作用？王阳明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他对着竹子观察、研究，想从竹子的生长悟出道德应该怎么培养，怎么成为圣人、贤人。大家想，你对着竹子在那里发呆，在那里朝思暮想，当然对你的道德观念的形成没有作用。所以说，王阳明认为朱熹的办法“支离”。“支”，走了岔路，绕了弯子，“离”，离开了道德培养这个根本目的。
  朱熹学派批评陆王学派“简易”：不必研究万事万物，也不必读书穷理，太简单，太容易了。
  第二，“宗经”与“六经注我”之争。朱熹主张，“六经”，孔子、孟子的著作是“理”的最完备的体现，世上的人，都必须将六经和孔、孟著作做根本，做规范，不能离开，更不能背弃。“阳明学派”认为，“宗经”、读经都并不太重要，如果我掌握了“道”，把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问题解决了，“六经”不过是对我自己思想的一个解释罢了，这叫“六经注我”。按照这一说法，圣人孔子、孟子讲的话，不过是我心里面想讲的话。在这里，“我”处于第一位，作为标准、作为规范的就不是“六经”，不是孔子、孟子的话，而是“我”了。
  第三，“读书穷理”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争。朱熹主张“读书穷理”，要多读书，一书不读，则缺乏一份道理。“阳明学派”由于强调首先要发明人的本心，所以不那么强调读书，特别不强调多读书，苦读书，其末流就产生一个偏向，叫什么？“束书不观”，把书捆起来根本不用去看，“游谈无根”，海阔天空地神聊、神侃，没有根据。
  第四，“窒欲”与“认欲为理”之争。“朱熹学派”主张人的欲望是坏东西，要尽可能把它堵塞了，窒息了。他认为“阳明学派”有可能产生一个偏向，就是把人的欲望，人的生理欲望看成是合理的，符合伦理道德的。
  这两个学派在明清时代互相批评，互相攻击，一直吵嚷不休。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点。希望大家对于“宋明理学”，对于“朱熹学派”和“阳明学派”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二、蒋介石与宋明理学
  蒋介石少年顽劣，是一个调皮、顽劣、很坏的小孩，养成了许许多多坏的毛病。蒋介石自己讲，“狭邪自娱，沉迷久之”。“狭邪”什么意思？泡妞儿，搞“三陪”，蒋介石承认，青年时期，有很多时间泡在妓院里面，泡在“三陪”这种场所。
  蒋介石还有八个字，都是他自己的回忆，说年轻时候“荒淫无度，惰事乖方”。惰事，做事不勤快；乖方，不正派，不正确。蒋介石还讲自己少年时，“师友不良，德业不讲”，老师既不怎么样，交的朋友都是些狐群狗党，完全不讲求个人的道德修养，到了今天，我要想“正心修身，困知勉行”，已经晚了。可见，蒋介石年轻的时候，生活相当荒唐，相当不正派。
  蒋介石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大的关节是1916年，1916年有一个人叫陈其美，被暗杀了，蒋介石很悲伤。陈其美是辛亥时期的一个革命家，孙中山的助手，是陈其美把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是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参加同盟会，成为革命者，可以说，陈其美是蒋介石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这件事情给了蒋介石非常大的刺激，所以他就立志要学习陈其美，要做陈其美的接班人。而且，这以后蒋介石就立下一个志愿，他要做中华民国的模范。
  怎么样学习陈其美？怎么样做中华民国的模范呢？蒋介石找到的办法就是学习儒家学派的理论。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儒家的重要著作《礼记》里面有一个篇目叫《大学》，里面讲什么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说的是，一个人最大、最重要的学问是，首先要研究，要弄明白自身本有的无比光辉的道德（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而且《大学》里面又规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套人生的程序。
  怎样“修身”？到了宋明时代，道学家们在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前所未有地、细致地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这一套，正适合蒋介石修身，做中华民国模范的需要。蒋介石为什么信仰儒学，为什么特别信仰宋明理学，主要的目的在修身，进行个人道德修养。
  我们还是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吧。蒋自称：“回沪后，乃即东渡亡命。”1912年那一年，蒋介石把另外一个革命党人陶成章刺杀了，事后他逃到日本，到了日本以后，专门研究宋明理学，力求端正品行，改变自己原来许许多多的坏毛病。在这个时候看谁的书呢？看曾国藩的书。看到什么程度？看到眼睛都坏了。蒋介石还说，民国三、四年间，就是1914到1915年这段时候，感到自己在道德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常常感到昨天错了，今天努力不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原因在于经常读曾国藩、王阳明、胡林翼三个人的著作，觉得有心得，有收获，甚至于做梦的时候也忘不了这三个人的著作。
  从此以后，蒋介石一生经常处于反省过程中。宋明时候，有些理学家有一个小本，这个小本叫“功过簿”。什么叫“功过簿”？做什么好事了，在这个本上画个红圈；做什么坏事了，画个黑圈。有什么好的念头了，画红圈；有什么坏的念头了，画黑圈。蒋介石没有“功过簿”，但是他有日记，日记就发挥了“功过簿”同样的作用。蒋介石的日记从1915年开始一直记到1972年，前后记了53年。蒋介石记日记的作用之一就是：自我反省，克己复礼。
  我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例如：
  1920年1月17日，蒋介石日记说：“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这一段是说，半夜检讨自己的毛病，反反复复，睡不着了。
  1922年10月25日日记说：“今日仍有几过，慎之。”这段日记是说，检查的结果，发现几处毛病，提醒自己要当心。
  1925年2月4日的日记说：“存、养、省、察功夫，近日未能致力。”存，保存自己的良好道德。养，培养自己的良好道德。省，反省。察，检查。蒋介石提醒自己，近来，有几天没有下工夫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了。
  1925年9月8日，蒋的日记又讲：“每日做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要求自己每天做事的时候，自问有没有感到惭愧、自咎的地方，早晨、晚上都要这样想想，提高警觉。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检讨，每天反省呢？蒋介石年轻时候有许多坏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好色。蒋介石为了要做中华民国的模范，为了道德自我完成，所以他跟自己的好色这个毛病进行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是看他的日记吧：
  1919年3月，那段时候，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福建去带兵打仗，在福建建立一块革命的根据地。中间，蒋介石请假回上海，路过香港，3月8日，他的日记说：“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提醒自己谨慎小心，别犯错误。但是，这一天，蒋介石“见色起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动了念头，于是在日记里面为自己“记过一次”。
  第二天，他又写日记，勉励自己要经受住花花世界的考验，说是：“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曾文正，就是曾国藩，他要求人们堵塞、遏制物质欲望。蒋介石检讨自己，虽然每天读曾国藩的书，但是，却未能遵从他的“窒欲”的教训。在福建时没有见到漂亮女孩子，所以没有产生过“邪心”，现在到了香港，各种各样的念头（游思）就都冒出来了，这可是“砥砺德行”，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好机会呀！
  蒋介石把繁华世界看成是锻炼自己品德的好机会。这一段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面留下了大量的自我控制和自我放纵的记载。
  例如：1920年1月6日，日记说：“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何异！”这一天，蒋介石有了“邪心”，很强烈，但是幸亏自我控制，没有堕落。蒋介石说，如果不强行控制，抑制冲动，那与禽兽有何区别！
  过了几天，1月14日，蒋介石晚上外出游荡，大概游荡到妓院或者是“三陪”的场所里去了，蒋介石在日记中骂自己说：“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
  第二天，蒋介石从外面回来的路上又起“邪念”，日记说：“何窒欲之难也！”遏制、堵塞自己的欲望怎么这样困难呀！
  1月25日，蒋介石在路上走着走着，又产生了不正当的念头，日记说：“徒行顿起邪念。”宋明理学家主张“一念之萌”，就是一个念头刚刚产生时，就要考虑这个念头是“天理”还是“人欲”。如果这个念头是好念头，符合道德观念，那就“敬以存之”，恭恭敬敬地严肃地把这个念头保存下来；如果这个念头属于人的欲望，那就“敬以克之”，很严肃地克服它。我刚才举的这些日记，大体上都属于“敬以克之”一类。
  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年纪大的朋友都经过“文革”。“文革”的时候林彪曾经讲过一句话，叫“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你这个脑子里有个念头一闪，如果这个念头不对，就要“狠斗”。大家看了我上面介绍的日记，蒋介石是不是有一点“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味道？我刚才讲到，蒋介石早年身上有许多坏的毛病，在他的修养过程里面，有的毛病得到克服，克服得不错。例如，我刚才讲到的，蒋介石早年好色，生活放荡。但是从中年以后，这个毛病改得就比较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找蒋介石的绯闻，中年以后找不到（有些这方面的传闻，不可靠）。但是有些坏毛病是终身难改。例如，蒋介石爱骂人，爱发脾气，这些毛病几乎跟着蒋介石一辈子，蒋介石想改，但是没改掉。
  三、蒋介石与王学
  蒋介石初次研究王学在民国初年，也就是在1914到1915年间，蒋介石想改自己的坏毛病的时候。我讲他读了三个人的著作，其中一个就是王阳明。
  蒋介石再次研究王学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1926年11月17日，蒋介石从江西九江出发，在车里面读《阳明格言》。1931年7月26日，读王阳明的《年谱》，觉得“有益”。8月31日日记记载：“今日看《阳明集》，认此为救国之本，当提倡之。”当时，蒋介石正在想办法对付广东的地方政府，他觉得可以从王阳明的书里面找到救国的道理。
  蒋介石最肯定、最欣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但是孙中山却最不喜欢王学，在《孙文学说》中给过严厉批判。蒋介石在1932年5月、1950年7月，两次出面演讲，说明王阳明和孙中山在“知”的认识上各有不同，但在重视“行”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四、蒋介石与朱学
  民国初年，蒋介石读曾国藩的书，是他研究朱学的开始。蒋介石再次研究朱学，约在20世纪20年代末。1929年7月18日，他的日记记载，正在读朱熹的全集《朱子全书》。1933年8月13日、14日，蒋介石住在庐山下面的白鹿洞，这是当年朱熹讲学的地方，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所游之地，所到之处，皆为当年朱子亲历之境，身入圣域胜地，而不能身体力行，复兴中华固有之道德而发扬光大之，岂不有忝所生乎？”到了朱熹当年讲学的地方，蒋介石觉得不能够像朱熹那样，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中华的固有道德、文化，觉得很惭愧，白活了。
  蒋介石研究朱熹的学问有一个特点，他试图把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和朱熹的哲学结合起来。1940年2月1日他有一篇日记，记述阅读中国学者研究黑格尔的书《黑格尔学术》，联系朱熹的“太极学说”，觉得有心得，认为朱熹的学说实在是“中华唯一哲理”，给了朱熹哲学非常高的评价。
  蒋介石还将自己和朱熹比较。朱熹生前，曾经认为自己的短处在于“急迫浮露”，没有“雍容深厚”的风度。2月17日，蒋介石检讨自己，认为朱熹的短处正是自己的毛病，急躁、外露，不冷静，不含蓄，不从容，不深厚。
  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阳明学派，对朱熹学派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在四十年代，蒋介石思想却有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表现在对于“理学”的怀疑和对“颜李学派”的肯定上。所以，蒋介石并不是一辈子都信奉“宋明理学”的，有一段时期，他对“宋明理学”是怀疑的。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知道。
  五、对颜（元）、李（塨）学派的赞扬，对理学的怀疑
  1942年，蒋介石看梁启超的一本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面有一章，论述“颜李学术”。颜是颜元，李是李塨。都是明末清初的学者。梁启超把他们称为“实践实用主义”。蒋介石日记说，我花半天的工夫把“颜李学术”这一章读完了，非常敬佩颜、李这两个人学术的伟大。以他们两个人的学术成就，实在可以称为“汉唐以来罕有之大儒”。而且，他们的学术完全和我提倡的“行的道理”相同。蒋介石说，原来我自己很得意，认为“不行不能知”是自己的一大发明，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现在发现，颜元先生在我之前已经讲过“不知只是不行”这样的话，感到敬佩和安慰。当年孔祥熙在孔子诞辰时要我发表《孔学宗旨》一文，因为心不自安，没有发表，否则还要作文更正。现在，读了《颜李学术》之后，对于宋明的“程朱陆王”之说“更增疑问”了。
  《大学》里有一句话，叫“致知在格物”。对于这一句话，历来的儒家有很多很多解释。其中有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有唯心主义的解释。蒋介石在194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讲，什么叫格物呢？“格物之格，以研究而后分析，分析而后明别，确定其物事之理性是也。简言之，分析其事物之理性，谓之格物也。”将“格物”解释为去研究、去分析事物的道理，这是唯物主义的解释。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颜李学案》在途中得以窥见大略，开拓我此生之学业最大，若不见此，几乎为程朱陆王之学误此一生矣。”还是赞扬颜元、李塨学说，后悔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说害了自己。
  第二年，1943年8月，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又写道：习斋（就是颜元）、庶谷（就是李塨）的话，都是“先获我心”之言。自从去年我在兰州读到了他们的书，对于中国学术传统的观念，就“彻底改变”，这些改变，都由颜、李的书“得益而来”。还写道：本周看梁任公著《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读到“颜李学案”手不能释卷，更觉此书重要。
  我讲上面的情况，就是说明蒋虽然崇拜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一度对“朱熹学派”和“阳明学派”产生怀疑。大家看中国哲学史的话，你会发现颜元的学术、李塨的学术被公认为符合唯物主义思想。
  六、晚年蒋介石对“朱学”“王学”的新认识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重视科学，提出“科学第一”的思想，哲学思想也随之变化。1949年，蒋介石丢掉中国大陆，到了台湾，很沉痛地进行自我反省。提了八个字的新口号叫“科学第一，教育优先”。这时，对于“朱学”，对于“王学”，有了新的认识。
  开始的时候，他对王阳明还是很佩服，感叹阳明的学问简易精博，愿“终身私淑”，做王阳明的学生。什么叫“终身私淑”，就是没有正式拜师，但终身愿意当王阳明的学生。
  但是这一时期，他再度阅读“颜习斋学案”，表示要重新研究。同时，对于朱熹、王阳明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也有批评，认为像王阳明这样的学者把朱熹的学说看成敌人，大可不必，这就是“意气之争”。他说：“此种心物之理，不能固执一偏（不能够只看一个方面）。阳明以晦庵（朱熹）为有误，则可照其己意解释，不必以敌对相视也。”他表示，阳明说“理在心”可以，但认为“物无理”，则不可。他说：“至今科学之理，则物有其理更明矣。”
  蒋介石对王阳明的最严厉的批评表现在1962年6月22日的日记里面，他说：“阳明认为心之外无物，乃是陷于极端唯心主义。试问无物，何有人的世界耶？”这是蒋介石晚年对王阳明学说的最严厉的批评。到了1968年，他继续研究朱熹和王阳明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认为朱熹的学问“近于科学”，而王阳明的学问“近于唯心”。
  蒋介石批评王阳明对“物”的解释。对什么是“物”，王阳明有自己特别的解释。他说什么是物，事就是物。所以蒋介石批评王阳明“将具体之实物于不理，乃对于中国科学研究发生不利之影响”。例如，王阳明早年研究竹子，但他不懂得生物学，也不懂得物理学，所以研究不得法，在竹子面前苦思苦想了半天，最后失败了。到了1970年5月，蒋介石去世之前5年，他又写了一段话，他说：“致知在格物，在近时科学原理读之，尤觉其释词正确。”他说，千年以前，持有这一思想，除了朱熹以外没有第二个人。这是因为，当时儒家有所谓唯心论，只知道有“心之理”，而没有“物之理”。所以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诋毁排斥，无所不至”，以致中国之大，到现在还很落后，很衰落，受到世界各国的欺负、侮辱。
  蒋介石夸奖朱熹说：自孔子删《诗》《书》，作《春秋》以来，能够使中华文化连续不断地发展的，朱熹是“第一人”。这就表明，蒋介石从原来欣赏王学到欣赏朱学，充分肯定朱熹在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上的功绩了。
  1970年10月，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批评王阳明的“事物观”。他说：“（阳明）以事为物，事物不分”，这是阳明“格物”之说的“最大错误”，“难怪后之学者认为其唯心论也”。他表示：“事为内心，物为外表，不能混为一谈。”
  王阳明曾经在贵州生活、工作了很长一段时期。贵州有些学者对于阳明学评价比较高，和蒋介石这里的评价有很大的差距。其实，朱学与王学各有其特点，各有其贡献，也各有其局限和消极影响。我们的任务是消除门户派别和地域之界，实事求是还原其本来面目，科学地、全面地评价其学说和影响。蒋介石在日记里表述的看法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宋明理学”的一种参考意见。我借今天讲座的机会，把它们介绍出来，跟贵州的学者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蒋介石重视宋明理学，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这使他在个人修身上做出了成绩。刚才我讲到，蒋介石早年生活荒唐，但
  是，中年、晚年生活比较正派。除了“修身”之外，我觉得他在“齐家”方面也还做出了一些成绩。
  这里我讲蒋氏家族几个人的例子：
  一个是宋美龄。宋美龄一生虽然是蒋介石的夫人，但是不干政，她干政的几件事情都是好事情。例如抗战期间她到美国访问，游说美国朝野，争取美国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这是好事情。例如，宋美龄曾经支持中国建设空军，对于抗战时候中国空军的建设起了好的作用。
  蒋介石培养蒋经国也培养得不错，蒋经国对于建设台湾，开放党禁，开放老兵回乡探亲，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蒋纬国，蒋纬国不是蒋介石的亲儿子，是戴季陶的儿子。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大员从重庆到了南京、上海，搞“五子登科”，抢五样东西，抢什么呢？抢房子，抢车子（小汽车），抢条子（金条），抢票子（钞票），抢婊子（姨太太）。蒋纬国也趁这个机会在上海抢了一座别墅，蒋介石知道以后，在日记里边写了一段话。说“此子败坏家风”，让蒋经国通知蒋纬国，赶快把抢来的别墅交回去。蒋孝文是蒋介石的长孙，是蒋介石最疼爱的一个孙子。有一年在台湾结婚，和他的新婚夫人向公家要了一辆敞篷吉普车，到日月潭去兜风。蒋介石知道以后，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招摇过市，影响太坏”，马上通知蒋孝文把吉普车退回公家。上述事例说明，蒋介石研究“宋明理学”，除了个人修身，自己进行道德修养之外，在“齐家”方面应该说也还做得可以。
  儒家学说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应该说蒋介石的成绩很差。在这一方面“宋明理学”没有能够向蒋介石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毕竟“宋明理学”是中世纪的思想遗产，解决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问题。
  七、理与欲——人类的永恒矛盾
  “理与欲”，道德伦理和人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只要有人类，一定会有道德观念和人的欲望之间的矛盾。人类永存，理和欲的矛盾永存。
  人的欲望，人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和文明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驱动力。例如，口之于味，使人类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美食。目之于色，使人类发展出缤纷艳丽的色彩、图案和绘画。耳之于声，使人类发展出各种优美动听的旋律。足之于行，人想走得更快，于是就创造了汽车、火车。人想像鸟那样飞翔，于是就发明了飞机。如此等等。因此我们说人的欲望，人的需要不是罪恶。不能禁欲、窒欲。
  但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是难以完全满足的，听任物欲横流是危险的，可怕的。所以要用“理”，用道德伦理观念来约束，来控制欲望，这个思想叫“以理制欲”，用道德，用伦理来控制、约束人的欲望，这个思想我认为还是合理的，是正当的。
  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僧侣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同时又要反对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提出了理和欲的矛盾，主张“以理制欲”，是对人类思想史的重大贡献。
  宋儒曾经讲十六个字，叫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什么意思？“人心”，指人的生理上的欲望，“惟危”，很危险；“道心”，指人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惟微”，微细而不能够看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惟精”就是精益求精，“惟一”就是专心致志，“永执厥中”，就是保持一个恰当的标准，采取恰当的处理。“中”，就是《中庸》所讲的“中”，“无过无不及”，既不要过头、过激，超越、超前，也不要落后、不足，不到位。我觉得这“十六个字”有道理，人必须正确地处理道德伦理和人的欲望之间的关系。
  作为政府，作为执政党，应该充分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的物质和精神的欲望。但是，也必须提倡道德观念和个人修养，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就是说，人的物质欲望，人的精神欲望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国家、政府、执政党，应该充分地发展物质生产，充分地发展精神生产，满足人民的群众的合理的欲望。但是，还必须提倡道德观念，提倡个人修养。一方面依法治国，一方面以德治国，前天王蒙同志已经讲得很多了，我这里就不多讲了。所以说以理制欲，用道德伦理来约束、控制人的欲望，这是防治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泛滥病的有效药剂。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就在于贫富两极分化，金钱万能，物欲横流。用什么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病症？这就要提倡以理制欲。我觉得，这也是反腐、防腐的有效良药。这些年，我们揭露了不少腐败分子，揭露了不少贪官，他们之所以成为腐败分子，成为贪官，原因何在？不就是不能够控制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不能控制自己肉体的欲望嘛！贪污了一千万还不够，还要贪污两千万，贪污三千万，贪污上亿。一个二奶不够，还要两个二奶，三个二奶，几十个二奶。所有的腐败分子，所有的我们现在已经抓出来的“老虎”，都在于他们不懂得“以理制欲”，用道德来控制自己的欲望。
  以上是我今天报告的全部内容，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听我冗长而不大好懂的讲演，谢谢大家！
  2013年6月28日于贵阳，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