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侯外庐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想写篇文章，记录外老和我的一点小关系。
  我读外老的书，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念中文系的时候。因为研究作家，不能不了解并评价作家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读几本思想史一类的著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读《中国思想通史》。说老实话，开始时不大懂，但外老著作的博大精深吸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啃。1960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名为农业机械学校，而实为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里教书，有时也兼管传达室。自然，思想史的知识完全用不上，但我还是继续读外老的书。一次，在书店里发现了一套《中国思想通史》，厚厚的6大本，书价自然不低。尽管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经常饥肠辘辘，但我还是把本来准备用来填肚子的钱买了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购此自励”四字。从此，批批划划，愈读愈有兴味。
  外老的书读久了，对思想史也就有了一知半解。这时，我已调到一所中学里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明人韩贞的集子。韩贞是泰州学派传人，当过窑工，历来被作为泰州学派具有丰富人民性的例子。我仔细研读了韩贞的著作，觉得情况并不如此。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其后，我继续研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文集，写了一篇长
  文——《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这是篇全面地和外老唱反调的文章。例如，《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泰州学派是唯物主义学派，我却认为是唯心主义；《中国思想通史》认为王艮思想具有异端色彩，我却认为王艮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如此等等。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还特别加了个副题——与侯外庐等同志商榷，将嵇文甫、吕振羽等前辈学者一概包括在内。文章写成后，寄给《新建设》编辑部，很快排出了清样。责任编辑谭家健同志告诉我，清样送给外老看了，外老认为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可以发表。
  不久，文章出来了，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我当时20来岁，年轻、幼稚，不曾更多地去思考外老同意发表反对他的文章这一事实的意义，也不曾想到，应该去拜会一下外老，听听他的教诲。又过了几年，进入“史无前例”的时期，外老当然在劫难逃。某次，我和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同志闲谈，问起外老和他的几位弟子的处境。这位同志说：“你幸亏没有调来，否则你也跑不掉！”他接着告诉我，外老曾经准备调我到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但没有调成。听了这位同志的话，我愕然了。我的文章和外老的著作唱反调，而且是那样激烈的反调，外老却要调我到他手下来工作，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风格呀！
  自从知道外老要调我而没有调成的消息之后，我就一直想打听其中的奥秘，说法不一。一说是档案不行，一说是忙于“四清”顾不上。我是相信第一说的。我在大学里读书还算用功，但那时候用功读书并不被认为是好学生。加上1957年我
  对揪了那么多右派想不通，不会张眉瞋目地斗右派，1958年又不会说大话、吹牛皮，因此，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毕业鉴定有云：“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想改造。”外老要调我这样一个人，自然调不成了。
  又过了十多年，我进了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不久又应邀担任《中国哲学》编委。当时，外老是刊物的名誉主编。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外老对你和李泽厚同志参加编委会表示欢迎。”我听了之后，除了对事隔近20年，外老还记得我这一点深为感动外，再次有愕然之感。李泽厚同志是著作等身的海内外名家，外老欢迎他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不过写过一两篇反对外老的文字，难道也值得外老“欢迎”吗？这以后，在外老家里开过一次编委会，一位同志将我引荐给外老。那时，外老已患病多年，不能正常发音、说话。只见他穿着一身青布中式服装，坐在轮椅里，显得清癯消瘦。我除了问候外老的健康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又逐渐知道了一些事情。某次会上，我见到中国思想史室的黄宣民同志，得悉他正在写《王艮传》。我问他准备怎样写，黄宣民同志说：“外老的意见是要坚持原来的观点。”听了宣民同志的话，我又一次愕然了，原来，外老始终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关怀呢？又有一次，为外老整理回忆录的朱学文同志告诉我，他曾经问过外老，当年为什么要调杨天石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外老的回答是：“这个人当时是中学教师，我断定他将来一定会有
  成就。”听了朱学文同志的话，我不再愕然，而是肃然起敬了。外老的心胸多么恢宏宽广，他对培育、扶植年轻人又怀着多大的热情呀！
  惭愧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年我用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已经愈来愈少，这是有悖于外老的希望的。今后，不管多么繁忙，我仍然要挤时间，继续读外老的书，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8年12月7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