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何时传入日本，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1200年，即朱熹逝世之年，其《中庸章句》已有日人大江宗光的手抄本；二是1211年，在宋朝学习的日本和尚俊芿回国，携回儒书二百五十六卷，其中可能有朱熹的著作；第三种说法是1241年，日本和尚圆尔辨圆回国，携回图书数千卷，其中有朱熹的《晦庵大学或问》《晦庵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等六种，四十三卷。此后，中国禅僧兰溪道隆、大休正念、一山一宁等人赴日，在讲说佛理时对程朱之学也有所介绍。十四世纪时，京都五大寺院的僧侣既习禅，又研究禅与儒之间的关系，被称为“五山僧侣”。同时，公卿贵族中也有一部分人，研究朱子学中的纲常伦理，并力图使之“和化”（日本化）。十六世纪时，出现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派。博士公卿学派全部根据朱熹注释和讲解儒书，以清原业忠为代表。萨南学派的开创者桂庵玄树在中国学习六年，后回国在九州讲学，认为“儒学不原于晦庵者不以为学焉”。海南学派的代表是南村梅轩，主要活动于土佐（今四国）一带。
  自十七世纪初年起，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朱熹思想遂成为日本的统治思想。藤原惺窝（1561—1619）原为禅僧，读朱熹著作后弃禅还俗，特意穿着自制的儒服拜见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为其讲解儒学。他认为朱熹独得道统真传，并用儒学解释日本的神道，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其弟子林罗山（1583—1637）在京都首设私塾，讲授《四书集注》。曾任德川家康侍读，参与幕府机要，起草文书、法令。他主张理气合一论，认为“无气则无理”，大力阐扬朱熹学说的“治国、平天下”作用，提倡大义名分与人伦尊卑之别，在奠定朱子学的官学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日本朱子学派逐渐发展出京师、海西、海南、大阪和水户五派。其中海南派推崇朱熹的理一元论，崇奉朱熹有如宗教，其代表人物山崎闇斋（1618—1682）在京师（今东京）讲学，有弟子六千人，公然声称：“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也，何遗憾之有？”他将朱子学和日本神道结合，创立垂加神道学派，提倡护卫皇室，忠君报国，后来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海西派主张气一元论，认为“气质之性”即是“本然之性”，不存在所谓“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的区别，同时也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提倡知行并进，其代表人物有安东省庵（1622—1701）、贝原益轩（1630—1714）。大阪派肯定朱熹的批判质疑精神和无神论思想，以三宅石庵（1665—1730）等人为代表。京师学派的新井白石（1657—1725）则赞同朱熹用气的屈伸来解释鬼神的有关思想。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师事明亡后来日的中国学者朱之瑜（舜水），奖励儒学，排斥佛教，编修《大日本史》，倡导《春秋》和朱熹《通鉴纲目》中的大义名分以及尊王贱霸等思想，形成水户派。
  江户后期，日本朱子学受到民间的古学、阳明学、国学以及洋学的挑战。安藤昌益（约1703—1762）主张气一元论，严厉批判儒学、佛学和日本的神道。他指斥孔子“与盗道同类”，儒学伦理为“盗贼之器具”，痛斥《孝经》，揭露“仁政”，成为当时的异端思想家。1790年，德川幕府实行“异学之禁”，企图禁绝朱子学之外的各种“异学”，继续维持朱子学的官学地位。但是，朱子学还是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以福泽谕吉（1835—1901）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倡西学和实学，指斥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是“虚学”。他们提倡“快乐主义”，反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批判朱熹的大义名分观。日本朱子学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影响日益缩小。但是，永田元符（1818—1891）等人则指斥文明开化政策和自由民权运动为日本道德沦丧和风俗紊乱的根源，提倡复兴儒学，甚至主张定儒学为国教。西村茂树（1828—1902）出版《日本道德论》，提出将东方的儒学和西方的哲学结合起来，实行“道德之教”。他的思想被称为“混合儒教主义”。
  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教育敕语》，确立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和国民道德方针。井上哲次郎（1855—1944）于次年出版《敕语衍义》，将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作为日本国家道德的基石，同时提倡将西洋文化中的实现自我与儒学中的修身相结合。1945年12月，盟军总部下令废止学校中的修身课。此后，儒学伦理不再成为日本国民教育和国民道德的根本方针，朱子学失去其理论基础意义，仅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