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所完成的道学体系把儒学伦理说成是世界本原和天赋的人性，要人们“克人欲，存天理”，辨析义利，扑灭一切不利于既定社会秩序的思想和愿望；同时，又把社会的等级、贫富等各类差别说成是“定位不易”的，否认矛盾和差别的转化，宣扬万世不变的“中庸”论，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合“理”性做出论证。这一切，完全符合南宋统治集团稳固其统治的需要。因此，尽管当权者一度禁止它，但是很快，又不得不承认它、推崇它。
  自南宋后期至近代，朱熹的思想统治中国达七百年。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它受到过王廷相、王夫之、颜元（1635—1704）、戴震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受到过王阳明等心学唯心主义者的挑战，也受到过康有为（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严复等维新派和孙中山（1866—1925）、邹容（1885—1905）等民主革命党人的冲击，但是，它始终为历朝统治者所承认和推崇。
  韩侂胄的反道学行动给了道学派以巨大打击。“伪学”的禁令发布以后，那些规行矩步，以道学自命的人站不住脚了。朱熹的门徒有的“屏伏丘壑”，韬晦起来；有的改投他师，断绝和朱熹的关系，过门不入；还有的则换下道学家经常穿戴的衣服和帽子，另穿一套，招摇过市，显示其非道学一党。朱熹下葬时，门生故旧都不来，只有少数几个人看着朱熹的棺材下土。
  但是，韩侂胄的反道学行动又有较大缺陷。其一，缺乏应有的思想水平。韩侂胄等除了指斥道学虚伪外，提不出多少站得住脚的反对道学的理由，更提不出和道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理论上没有建树。其二，提出的若干罪名缺乏根据，如指责赵汝愚“谋为不轨”，朱熹“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等。罪名是加重了，但言而无实的结果，也就易于引起人们的反感。其三，打击了一些不应打击的人，如永嘉学派的叶适、陈傅良等，就曾错误地被列入“伪学之籍”。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反道学行动并未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不少人仍然同情朱熹。朱熹死后，陆游（1125—1210）作文哀悼说：“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祭朱元晦侍讲文》，《渭南文集》卷四一）辛弃疾也作文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辛弃疾传》，《宋史》卷四〇一）陆游、辛弃疾和朱熹的思想、性格并不一致，他们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以想见。嘉泰二年（1202），有人劝韩侂胄“勿为已甚”（《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六），于是，他追复已死的赵汝愚“资政殿学士”的职名，道学家们纷纷复官，而且，还删去了推荐官吏必须“不系伪学”的规定。
  开禧二年（1162）四月，韩侂胄发动北伐，初战告捷，但由于四川副使吴曦（1162—1207）阴谋割据，叛变投敌，再加上军事准备不足，北伐战争未能取得胜利。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1164—1233）等密谋，在韩侂胄上朝时，将他杀死，后来又开棺取首，送到金朝乞和。
  嘉定元年（1208），太学博士真德秀（1178—1235）奏称：韩侂胄当权的时候，“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现在改弦更张，应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二年（1209），南宋政府定朱熹谥号为“文”，赞誉朱熹是“孟子以来不多有”的人物。从此，朱熹就被尊称为“朱文公”。嘉定四年（1211），李道传上书，要求崇尚道学，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四书颁发太学。李道传还要求罢王安石父子之祀，改祭邵雍、周敦颐、二程兄弟等人。第二年，南宋政府批准将《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二书立学。从此，二书成为官定教科书。
  理宗即位后，于宝庆三年（1327）下诏，赞美朱熹注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〇），封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下诏将朱熹等列入孔庙从祀。与此同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一得到封赠。随后，理宗又亲到太学，命人讲《大学》，并将自己写作的《道统十三赞》颁发给国子监，宣示学生。
  道学统治就这样确立了。自此，以朱熹的理学体系为核心的道学就成了中国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
  自理宗端平二年（1235）起，新崛起的蒙古汗国不断南侵。南宋王朝腐败糜烂，一面屈膝求和，一面尊崇道学。度宗咸淳元年（1265），命宰相访求朱熹后人中的“贤者”。恭宗德祐元年（1275），皇帝亲自为朱熹的诞生地尤溪的“南溪书院”书写匾额。
  宋亡之后，元朝统治者继续推尊朱熹。丞相脱脱（1314—1355）主持编修的《宋史》专门列了《道学传》，把朱熹称为孔子、孟子之后居于第三位的儒学代表人物，说：“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明王朝建立后，特别着重于确立和巩固朱熹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命题，而“四书”的理解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下令编辑《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二书。自此，朱熹思想定于一尊。邵阳人朱季友因著书抨击程朱，被成祖发配饶州决杖，所著书全部焚毁。
  与历朝统治者的全盘推崇相反，部分思想家或对朱熹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或力图接受其中的合理成分。明代中叶，罗钦顺（1465—1547）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理气不相离的思想，扬弃了他的理在气先和理为主宰的观点。和他同时代的王廷相尖锐地批判朱熹的“理生气”观点，指出它是老子“道生天地”思想的翻版。在人性论上，他反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认为“人之性成于习”。在认识论上，他强调“见闻”与“接习”。和罗钦顺不同，王廷相敢于公开反对朱学的思想，指责其“支离颠倒”“殆类痴言”。
  差不多与罗钦顺、王廷相同时，王阳明的心学风靡起来了。早年，王阳明曾按照朱熹的要求做过“格物”功夫，在一无所得后转而向内寻求，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为了对付理学派的攻击，收集朱熹言论中和自己相合的部分，编为《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但是，王阳明没有认真地进行考订，误收早年之论，因此，遭到罗钦顺的指责，引发出一场辩论。嘉靖二十一年（1542），朝廷上议论陆九渊的从祀孔庙问题，事关维护理学正统，广东人陈建（1497—1567）愤而编辑《学蔀通辨》。所谓“蔀”，意为蒙蔽。他认为心学的发展蒙蔽了理学的光明，他要著书为之廓清。该书指责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颠倒早晚”，说明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早年同而晚年异，指责陆学“阳儒阴释”。该书的出版再一次激起了思想界的朱陆异同之辩。
  王学的风靡动摇了朱熹思想的统治地位，泰州学派的传播本意在使宋明道学进一步简易化，但是，却产生了破坏道学的副作用。在这一特定条件下，反儒学的异端思想家李贽（1527—1602）出现了。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不仅程朱理学受到他的指责，连孔子、孟子、“六经”、《论语》、《孟子》也成了他抨击、讪议的对象。
  清初，统治者继续推崇程朱理学。康熙皇帝特旨将朱熹从孔庙的侧廊上升到大成殿配享，又亲书“学达性天”“大儒世泽”等匾额给崇安、武夷、考亭等书院悬挂。他命李光地（1642—1718）等将明朝政府颁布的《性理大全》删繁就简，改编为《性理精义》一书，又下令编纂《朱子全书》，亲自作序，自称“读书五十载，只识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清朝统治者不喜欢王学，因此，心学的崇拜者们只能在尊朱的旗号下尊陆。雍正十年（1732），李绂（1673—1750）编订《朱子晚年全论》，认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错误只是个别的，他选了三百五十七条资料说明晚年的朱熹和陆九渊是一致的。自序说：“学朱子即学陆子，陆子固不必居其名也。”但是心学始终不能行世。朱学虽然繁难，心学虽然简易，但是清朝统治者总觉得朱学稳妥，而心学却靠不住，不愿意提倡它。
  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对朱熹和宋明道学的批判中，“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从而锻炼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了最高阶段。他以元气本体论反对朱熹的理本论，以“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的思想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以“习成而性与成”的观点反对朱熹的先天人性，以“天理即在人欲中”的命题反对朱熹“克人欲，存天理”的观点，以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反对朱熹的历史退化论，几乎在各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成就。继王夫之以后，颜元更为鲜明地举起批判朱学的旗帜，专门写作《朱子语类评》和《四书正误》等著作，直斥朱学“惑世误民”，是使人“永无生气、生机”的“砒霜”。他提倡“实事”“实学”，重视亲身实行和感性经验。主张“习而行之”“亲下手一番”，从而丰富了古代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鉴于明亡的历史经验，清初以至中叶的进步思想家一般都以功利主义为武器批判道学的空疏无用，但戴震却能独辟蹊径，他从分析“克人欲，存天理”这一命题出发，指责宋儒“以理杀人”。
  戴震等人对朱学的批判激起了理学派的反抗。鸦片战争前夕，桐城派的方东树（1772—1851）著有《汉学商兑》一书，以反汉学为旗号，将矛头指向清初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潮。他自称平生不喜欢读“异书”，只对朱熹的言论有心得；又声称见到历代学者中有跟朱熹“为难”的就很生气。他指责戴震等人的思想是“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是“大乱之道”，是“洪水猛兽”，是毒酒、毒肉，吃下去要“裂肠洞胃，狂吼以死”。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民族危机严重，经世致用成为爱国人士或改革派的口号。魏源（1794—1857）指斥道学家的心性之说为无用的“迂谈”，“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戊戌变法时期，西方新学陆续传入，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向资本主义找寻出路，因而，他们对朱熹思想的批判具有新内容和新色彩。康有为明确指出：“朱子以理在气之前，其说非。”在人性论上，朱熹最反对告子，而康有为却最推崇告子，认为“生之谓性”的说法“自是确论”。他借用告子的思想资料，提出自然人性论，肯定人欲，肯定物质文明，肯定“人人皆独立而平等”。谭嗣同则继承王夫之的道不离器思想，反对朱熹等人“以道为体”的观点，认为“道”应该随着“器”改变，实际上要求建立新思想、新伦理。他明确指出：“人欲亦善也。”这就与朱熹以“人欲”为恶的观点形成尖锐对立。他还对道学家视为“天下大本”的儒学纲常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严复具有明确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指斥朱熹等道学家“无实”。在认识论上，肯定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的思想，提倡“读无字之书”，或“读大地原本书”。他批判包括道学在内的儒学“谬妄糊涂”，大力提倡“西学”。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的这些批判，代表了维新派软弱的反传统要求，在理论深度上，它赶不上明清时代的唯物主义者们，但是，却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呐喊的崭新意义。
  这一时期，维新派中也有人试图以新学来阐发朱熹的思想，例如唐才常（1867—1900），他写过一篇《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称赞朱熹“即物穷理”之说，“孕义宏深；天人靡阂，故其探索气化之功，冠绝群伦”。他并要求人们进一步“精而求之”，出现“贝根、达尔文”一类人物。这种阐发，反映了维新派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要求。
  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后，继续对朱学进行批判。1 898年，孙中山指责知识分子读书“不外‘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揭露历代统治者利用“四书”“五经”，目的在培养人们“盲从”的性格。1903年，杨笃生揭露清王朝“借崇奉朱学，以伸其压制钳束之大义于天下”。同年，邹容以泼辣的语言嘲讽“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太极、无极、性命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一啖冷猪头”。1906年，章太炎（1869—1936）在东京中国留学生大会上，公开声称同意戴震对宋儒的指责，认为“理学”帮助了清朝的酷虐统治。在此前后，革命派的报刊上出现了不少批判朱熹和道学的言论，《国民日日报》指出：“道统之说”“治理学者信之，治史学者记之，陋儒之误天下，未有甚于此说者也”。《晋乘》指出：“后世的几位皇帝老大人意在束缚人民的思想，下诏令士人、学子一遵朱注，不遵朱注的便叱为胡说。”“于是，程朱的学问思想就如同铁圈子套到人头上。”“后世几百年亿兆人的学问思想，绝不敢冒出朱子一人学问思想的范围。”可以看出，这些批判并无多少理论色彩，但政治性和革命性却大大加强了。
  在近代，清朝统治集团仍然寄望于程朱理学。1853年，太平军以疾风骤雨般的气势向北方进军，咸丰帝却命儒臣献朱熹的《大学讲义》，又命理学家进讲《中庸》“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一段。曾国藩（1811—1872）以朱熹的“克人欲，存天理”为根据，镇压太平军。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1837—1909）鼓吹“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叶德辉（1864—1927）等出版《翼教丛编》，声称“理则实宰乎气”，“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此五常之全理”。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日益蓬勃发展，道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受到愈来愈猛烈的冲击，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否定，终使道学的思想统治地位由摇摇欲坠而最终倒塌。不过，这一时期，也有人力图找寻并肯定朱熹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例如钱玄同（1887—1939），虽长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态度，但他却盛赞朱学的“科学精神”。另一些学者力图用西方哲学解释朱熹的思想，出现“新理学”。还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以孔子和朱熹等人的思想纠正西方文明的弊端，医治“现代病”，形成当代“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