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一生，从政十年，从事教育约四十年。即使在从政期间，也仍然重视教育。他任同安主簿期间，兴办县学；知南康军期间，重修白鹿洞书院，自任山长；在台州时，修建武夷精舍；知潭州时，修复岳麓书院。据统计：朱熹一生有弟子四百六十七人。因此，教育是朱熹毕生事业的重要部分。
  朱熹重视教育，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教育起着决定作用。他说：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做人。”（《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理义以教之。”（《论语集注》卷七）
  作为自然人，人只是一种高级动物；作为社会人，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文化、伦理观念，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朱熹这里的见解有其深刻性。
  一、以“明人伦”为唯一目的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体认伦理观念。他说：“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所谓“人伦”，指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称之为“人之大伦”，又称之为“五教之目”。朱熹认为“庠序学校”的职责在于“明此而已”，而学者的职责则在于“学此而已”（《白鹿洞书院学规》）。为此，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立志，以圣贤为己任，将成圣成贤作为目的，“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八）。他指出只有到达这一地步，才是学习的终结。所以他说：“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教育的范围是宽广的。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文化和文明都应是教育的内容。同样地，教育的目的也应该是宽广的，除了通过德育培养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之外，也还应该培养具有各种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和人才。朱熹将“明人伦”定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显然过于狭隘。
  朱熹认为自天子以至庶人，都必须接受教育。在理论上，他虽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但实际上，他强调人人都需要学习。他说：“凡人便是生知之资，也须下困学勉行底工夫方得。”（《朱子语类》卷八）“孟子道，人皆可以为尧舜，何曾便道是尧舜更不假修为，且如银坑有矿，谓矿非银不可，然必谓之银不可，须用烹炼然后成银。”（《朱子语类》卷五九）在理论上，朱熹认为人性之恶来自先天的“气禀”，但他又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变化气质。他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孟子集注》卷十三）
  基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朱熹尖锐地抨击当时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指责其偏离方向，误导学生。他说：“自圣学不传，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宋元学案》卷四九）朱熹认为当时的学校已经成了追逐声利、时好的场所，而学生所学则“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其目的在于“钓声名，干禄利”，完全失去国家设学教人的本意（《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子文集》卷八十）。
  二、人生教育的三阶段
  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情况，将人的教育分为学前、小学和大学三个阶段。
  八岁以前为学前阶段。朱熹要求母亲在受胎以后，“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婴儿出生以后，乳母必须“宽裕、慈惠、温良、恭敬”；六岁以后，教以日常生活必备的知识，如数目、方位等。
  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朱熹主张自王公以下，以至于庶人子弟，凡男子八岁，均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同时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其目的是通过日常生活，对学生进行道德素养训练，了解义理大概，养成良好的生活与行为习惯，同时，也使学生掌握“六艺”，具备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和计算等必要的技能。朱熹认为这一段的重点是“学其事”，不必讲大道理，也不必去研究“所以然”，只要学生照规矩做就是。为此，他专门编辑了《童蒙须知》，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文及杂细事宜等五方面，一一提出严格要求。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朱子语类》卷七）朱熹将这一阶段称为“小成”。
  在小学阶段，朱熹不仅重视学生的感性体验，而且重视“做人的样子”。他收集大量古人的“嘉言懿行”，编为《小学》一书，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为目，分列有关格言和故事，以期为儿童树立正面典范。朱熹希望经过这样的教育后，能够“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在增长智力的同时，将儒学伦理观念自然地融入学生的性格和习惯，为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打下扎实的基础。
  十五岁之后为大学阶段。朱熹主张天子的长子、众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以及凡民之俊秀，皆十五岁入大学，继续学习“四书”，然后研究群经。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明其理”，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事君、事父以至治国、平天下之道，从而达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朱熹所设计的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既有严格的阶段区分，又互相联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扩充和加深。他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前者“知之浅而行之小”，后者“知之深而行之大”。这说明朱熹完全明白，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智力发展水平、心理特征和接受能力，选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所以他说：“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躐等。”（《朱子语类》卷四九）
  三、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与主导
  朱熹非常重视教学法。他说：“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孟子集注》卷十三）“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孟子集注》卷二十）所有的教育都包含教与学两个方面。其中，教师是主导，而学生是主体。要使教学取得最大和最佳成果，必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朱熹的教学实践和留下的大量资料看，他懂得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他说：“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在朱熹看来，学习好比吃饭，是不能由别人替代的。他说：“不能只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朱子语类》卷六）
  既然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那么，教师的作用何在呢？朱熹认为教师的作用在于启发、引导、解疑、答难，“示于始而正于终”。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小学集注》卷五）又说：教师要“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朱子语类》十三）。朱熹这里所说的“指引”“引路”，指的就是教师的主导作用。朱熹要求教师要掌握火候，善于引导和启发，他说：“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时，欲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论语集注》卷第六）
  教学活动通常分为讲授、自学、讨论、实习（实践）四个环节。一般弊病是教师教授过多，口干舌燥，辛苦异常，而学生或轻松悠闲，或忙于记录。朱熹的教学与此相反，以学生“自学”“讨论”和“践履”为主，教师只做解疑，不做填鸭式的大段“讲授”。一部《朱子语类》，就是朱熹和学生的问答、讨论记录。他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实都用你自去体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朱子语类》卷十三）
  学习是一个持续积累、发展和增长的过程。朱熹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同时又要持之以恒。他说：“学之者必以其渐。”在注释《论语·子罕》篇的“譬如为山”时说：“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他有一个著名的“鸡抱卵”的比喻：“须是莫断，若断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顿起来，费多少力！如鸡抱卵，看来抱得有甚暖气？只被他常常抱，得成。若把汤去烫便死，若抱才住便冷。”（《朱子语类》卷八）他认为只要有恒心，资质虽然愚鲁，却同样可以大成。他以孔子弟子曾参为例说：“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辨，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耳。”（《论语集注》卷六）
  四、学习过程中的五个环节
  《中庸》一书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说法。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朱熹将它们称之为“为学之序”。
  朱熹认为读书的范围要广，学习的范围也要广。他说：“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朱子语类》卷八）但是，朱熹强调必须区分先后、主次与轻重缓急。他说：“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朱子语类》卷二）在朱熹看来，这就如同治病吃药，并不是愈多愈好。他说：“读书太多，如人大病在休，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答吕子约》，《朱子文集》卷四七）因此，他强调读书要精，“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朱子语类》卷十）。朱熹将这一过程比之为吃果子：“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认得这个是甜、是苦、是辛，方为知味。”（《朱子语类》卷十）
  审问，指学习过程中的问疑质难。孔子教学，提倡“多问”“每事问”“不耻下问”。朱熹也强调问，认为“人须会问始得”（《朱子语类》卷四一），“思问，则疑不蓄”（《论语集注》卷第八）。他说：“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论语集注》卷第三）
  慎思。朱熹强调“熟读精思”，又提倡“深沉潜思”“严密理会”，在读书和学习过程中积极、细致地思考：“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朱子语类》卷十）在这种“读”与“思”的反复中，就会有收获，也会发现疑点。他说：“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朱熹认为“思”的主要功能是“专主乎探索”，要求学者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做到“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朱子语类》卷十一）。这一过程，被他称为“思而至于不思，自生而至熟”（《朱子语类》卷三六）。
  明辨。真理并不是轻易可以掌握的，人们常常面对“群疑并兴”“众说杂陈”的局面，这就需要通过明辨，判明真假、是非、善恶和美丑。朱熹说：“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寻扯住乙，穷尽其辞。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朱子语类》卷十一）他认为在辨析是非时，学者要注意摆脱主观“私意”和“旧有先入之说”，同时，还必须不以地位身份论人。他说：“放宽心，以他说看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朱子语类》卷十一）又说：“大率观书，但当虚心平气，以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人之言，亦须加审择。”（《答张敬夫》，《朱子文集》卷三一）
  笃行，又称为力行，既将所学所得用之于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朱熹认为这是学习的最后步骤，也是最重要的步骤。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答曹元可》，《朱子文集》卷五九）他以射箭为喻，说明：“虽习得弓箭那许多模样”“却不曾置得一张弓、一支箭，向垛边去射，也如何得！”（《朱子语类》卷二四）为此，朱熹将“学”与“习”分为两个环节。他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朱子语类》卷二〇）朱熹特别重视“习”这一环节，要求学以致用，在行字上着紧用力，行之不已。
  朱熹在教育思想方面还有不少可取的论点，如循序渐进、温故知新、专一有恒、虚心涵泳和切己体会等，不能一一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