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论诗，与其论文旨趣有相似之处。他强调诗人应有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不应用力于格律、用韵等技巧问题上。他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
  诗是心灵之窗。诗人志向高远，作品才能高远，这是不错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志向高远的人都善诗、能诗，这里，还有个艺术上的技巧问题，朱熹认为诗无工拙，可以不学而能，这一看法，显然片面。
  基于以上观点，朱熹推崇古诗，鄙视律诗。他将中国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第一时期，晋宋至唐初为第二时期，唐初以后为第三时期，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他表示，将抄取经、史所记录的古代韵语、《文选》、汉魏古词以及郭璞（276—324）、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等人著作，附于《诗经》《楚辞》之后，成为一编，以之作为“诗之根本准则”，再从第二时期的作品中选取其“近于古者”为一编，以之作为参考，“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据朱熹说，这样就可以“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他特别强调学习《文选》中的优秀作品，声称：“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