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任何文学（包括一般文章），都有内容、有形式（语言、体裁），内容通过形式表现出来。关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李汉在为韩愈文作序时说：“文者，贯道之器。”朱熹的一个学生认为这句话讲得好，但是朱熹不同意，他说：“公道好，某看来有病。”学生表示不解。朱熹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他将“道”（理）看成世界本原，因此，必然也将“道”看成文章的本原，这个“道”，会衍生一切，而无须依赖任何其他事物。李汉的“贯道”说，将“道”说成是有赖于“文”，这是朱熹所不能容忍的。
  朱熹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他对于欧阳修、苏轼相关观点的批评上。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在里面，此是它大病处。”（《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从“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朱熹提倡“道”与“文”的高度统一，即作品内容必须符合圣贤之“道”，文采也必须斐然可观。他反对重“文”轻“道”，声称“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但是，他也不认为可以完全忽视“文”。他说：“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朱熹认为掌握了“道”，还必须通过语言和文字来加以阐述，这就有一个“笔力”问题。这是朱熹和一般道学家不同的地方。
  朱熹以“道”作为文学批评的第一标准。他将文章分为三类：一类是有“本”之文，一类是有“实”无“本”之文，一类是无“本”无“实”之文。在他看来，孟子去世之后，圣学不传，庄子、荀子之言，屈原（约前340—约前278）之赋，以至后来的韩非、李斯（？—前208）、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约前77—前6）、班固的文章，都只能归入第二类，他称之为“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朱熹将宋玉、司马相如（？—前118）、王褒、扬雄的文章，归入第三类，即“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他认为文章内容“有邪有正，有是有非”，必须“讲去其非，以存其是”，因此，他反对“肆意妄言”，认为“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则于道为有害”。据此，朱熹批评杜甫（712—770）“叹老嗟贫，志亦陋矣”，批评白居易（772—846）“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批评苏轼“诡经诬圣，肆为异说”。朱熹认为如果文字“极其高妙”，而“于理无所得”，这样的文章既无益于自身，也无用于当世。
  在风格上，朱熹提倡“平易深邃”。首先要“平易”。他说：“圣人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自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其次是“深邃”。朱熹主张宁可不将意思说尽，而不宜将文章写得过长。他说：“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皆不曾尽。”（《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在宋代古文家中，朱熹认为曾巩（1019—1083）之所以不如欧阳修，其原因即在于“纡余曲折”不够。朱熹追求的理想是“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平易之中，其旨无穷”。他批评当时文人的种种弊病，或刻意追求“生面词语”，或故作高深，不知所云。他说：“今人欲说，又不敢分晓说，不知是甚所见，毕竟是自家所见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鹘突说在里。”（《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朱熹高度重视作者本人对于“道”的修养和体识，认为作者的内在品质“精明纯粹”，外在的文章“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他反对舍本逐末，在“作文”技巧上投入过多精力。他说：“向道之勤，卫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谓道者而修之于己之为本。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他认为文词只是“小伎”，“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根本不值得勤恳反复，孜孜求精。他批评韩愈说：“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道学家普遍相信“有德必有言”，朱熹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他有时也能突破道学藩篱，主张要下工夫学习“做文章”。为此，他曾建议学习欧阳修和曾巩的“遗法”，“料简刮摩”，反复修改；又曾提倡熟读古人文字，沉潜玩味其妙处。他说：“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他甚至斩钉截铁地保证：“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朱子语类》卷一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