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道为文之本
  任何文学（包括一般文章），都有内容、有形式（语言、体裁），内容通过形式表现出来。关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李汉在为韩愈文作序时说：“文者，贯道之器。”朱熹的一个学生认为这句话讲得好，但是朱熹不同意，他说：“公道好，某看来有病。”学生表示不解。朱熹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他将“道”（理）看成世界本原，因此，必然也将“道”看成文章的本原，这个“道”，会衍生一切，而无须依赖任何其他事物。李汉的“贯道”说，将“道”说成是有赖于“文”，这是朱熹所不能容忍的。
  朱熹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他对于欧阳修、苏轼相关观点的批评上。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在里面，此是它大病处。”（《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从“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朱熹提倡“道”与“文”的高度统一，即作品内容必须符合圣贤之“道”，文采也必须斐然可观。他反对重“文”轻“道”，声称“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但是，他也不认为可以完全忽视“文”。他说：“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朱熹认为掌握了“道”，还必须通过语言和文字来加以阐述，这就有一个“笔力”问题。这是朱熹和一般道学家不同的地方。
  朱熹以“道”作为文学批评的第一标准。他将文章分为三类：一类是有“本”之文，一类是有“实”无“本”之文，一类是无“本”无“实”之文。在他看来，孟子去世之后，圣学不传，庄子、荀子之言，屈原（约前340—约前278）之赋，以至后来的韩非、李斯（？—前208）、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约前77—前6）、班固的文章，都只能归入第二类，他称之为“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朱熹将宋玉、司马相如（？—前118）、王褒、扬雄的文章，归入第三类，即“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他认为文章内容“有邪有正，有是有非”，必须“讲去其非，以存其是”，因此，他反对“肆意妄言”，认为“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则于道为有害”。据此，朱熹批评杜甫（712—770）“叹老嗟贫，志亦陋矣”，批评白居易（772—846）“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批评苏轼“诡经诬圣，肆为异说”。朱熹认为如果文字“极其高妙”，而“于理无所得”，这样的文章既无益于自身，也无用于当世。
  在风格上，朱熹提倡“平易深邃”。首先要“平易”。他说：“圣人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自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其次是“深邃”。朱熹主张宁可不将意思说尽，而不宜将文章写得过长。他说：“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皆不曾尽。”（《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在宋代古文家中，朱熹认为曾巩（1019—1083）之所以不如欧阳修，其原因即在于“纡余曲折”不够。朱熹追求的理想是“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平易之中，其旨无穷”。他批评当时文人的种种弊病，或刻意追求“生面词语”，或故作高深，不知所云。他说：“今人欲说，又不敢分晓说，不知是甚所见，毕竟是自家所见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鹘突说在里。”（《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朱熹高度重视作者本人对于“道”的修养和体识，认为作者的内在品质“精明纯粹”，外在的文章“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他反对舍本逐末，在“作文”技巧上投入过多精力。他说：“向道之勤，卫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谓道者而修之于己之为本。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他认为文词只是“小伎”，“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根本不值得勤恳反复，孜孜求精。他批评韩愈说：“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道学家普遍相信“有德必有言”，朱熹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他有时也能突破道学藩篱，主张要下工夫学习“做文章”。为此，他曾建议学习欧阳修和曾巩的“遗法”，“料简刮摩”，反复修改；又曾提倡熟读古人文字，沉潜玩味其妙处。他说：“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他甚至斩钉截铁地保证：“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二、诗与志
  朱熹论诗，与其论文旨趣有相似之处。他强调诗人应有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不应用力于格律、用韵等技巧问题上。他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
  诗是心灵之窗。诗人志向高远，作品才能高远，这是不错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志向高远的人都善诗、能诗，这里，还有个艺术上的技巧问题，朱熹认为诗无工拙，可以不学而能，这一看法，显然片面。
  基于以上观点，朱熹推崇古诗，鄙视律诗。他将中国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第一时期，晋宋至唐初为第二时期，唐初以后为第三时期，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他表示，将抄取经、史所记录的古代韵语、《文选》、汉魏古词以及郭璞（276—324）、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等人著作，附于《诗经》《楚辞》之后，成为一编，以之作为“诗之根本准则”，再从第二时期的作品中选取其“近于古者”为一编，以之作为参考，“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据朱熹说，这样就可以“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他特别强调学习《文选》中的优秀作品，声称：“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
  三、诗须是平易
  在风格上，朱熹反对雕琢粉饰，纤丽浮巧。他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朱熹所谓“天生成腔子”，指的是一种天然、朴素、平易的风格。他说：“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基于此，他赞誉《离骚》不用奇字，平常写来，“自是好”；批评宋代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1045—1105）：“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但是，朱熹提倡“平易”，不是不要艺术上的加工和锤炼，他说：“古人诗中有句，今人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来，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朱子语类》卷一四〇）他批评宋人陈与义（1090—1139）的“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松”和“暖日熏杨柳，浓荫醉海棠”，认为不成句法；对唐人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则高度推崇，认为“今人都不识这意思”。
  朱熹论诗，讲究“余意”“余味”，反对“一滚说尽”，也反对因追求“平淡”而流为“枯淡”。北宋时，学诗者普遍以“平淡”为美，他提醒说：“所论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朱熹的美学理想是：“不为雕琢纂组之工，而其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他非常强调这个“味”字，认为“事物须要说得有滋味，方见有功”。（《朱子语类》卷一一四）宋人林逋（967—1029）《山园小梅》诗云：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朱熹对这两句极为欣赏，认为它“有精神”，有“言外之意”，可以引导读者融入其所描绘的境界。
  在众多的诗人中，朱熹特别推崇中唐的韦应物（约737—约791）。他说：“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又说：“唐《国史补》称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间隔而坐。其诗无一字做作。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朱子语类》卷一四〇）道学家提倡清心寡欲，心如止水，推崇韦应物其人其诗，反映出道学家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
  朱熹本人的诗，有些写得相当精彩。例如其《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全诗不用奇字、难字，明白如话，但有情有景，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要求：“平说而意自长。”又如《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貌似浅近平易，但却意味隽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四、艺术上的慧眼
  朱熹虽是道学家，但他在艺术上却独具慧眼，在论文、论诗上也颇有见地。
  除《诗经》外，朱熹用力最勤的诗集就是《楚辞》。最初，他曾认为屈原的作品“不过悲愁、放旷二端”，表示“弃绝不敢复观”，但是，在晚年仕途受挫，对《楚辞》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却转而喜欢起《楚辞》来。他认为屈原作品的精神在于“忠君爱国，眷恋不忘”，“缱绻恻怛，不能自已”，因此，不能将它贬抑为“变风变雅之末流”。此前，王逸、洪兴祖注《楚辞》，受汉儒解经影响，过于穿凿。朱熹批评说：“望舒、飞廉、鸾皇、雷师、飘风、云霓，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其仗卫威仪之盛耳，初无善恶之分也。”（《楚辞辩证》上）这些见解，符合于屈原作品的实际。
  除屈原外，朱熹对李白（701—762）和陶渊明的分析也颇中肯。他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清人龚自珍（1792—1841）的《己亥杂诗》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又云：“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显然受到朱熹的影响。
  对于历代的文章和文章家，朱熹常能以简明的文字概括其特点。例如他认为“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司马迁文“雄健”“有战国气象”；苏洵文“雄浑”，苏轼文“明快”“宏阔澜翻”，“里面自有法”；欧阳修文“敷腴温润”“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等，都比较准确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