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春秋时代的董狐为了维护历史真实，宁可殉身。汉朝的班固提倡“不虚美，不隐恶”。唐朝的刘知几提倡“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朱熹也大力推崇这一传统。
  在历代史学著作中，朱熹最肯定《春秋》。他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他要求写史者以《春秋》为榜样，真实地记述历史，“把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基于此，他对前代史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实记载多有揭发。例如唐太宗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朱熹却指责他“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批评史家不当为之“文饰”。在《朱子语类》中，这类例子可以举出不少。
  批评前人不难，难的是批评当代人，特别是批评当代的君相；批评前代史书失真也不难，难的是批评当代的史书和史官。对宋朝的皇帝，朱熹是敢于批评的。如他批评“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朱子语类》卷一二七）等等。对宋朝的史官和史书，朱熹也是敢于批评的。他尖锐地指出，宋朝史官“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写当代史，当事人健在，常常利用权力和地位干涉史官写作；当事人不在了，其子女、亲属也会出面干扰。这两种情况，朱熹都坚决反对。赵鼎（1085—1147）为相，监修国史，要求史官按照己意写作，“才是元祐事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及至张浚拜相，又提出意见，命史官改动。朱熹批评说：“一代史册被他糊涂，万世何以取信！”（《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写历史，不能只求当代某些人满意，而要对千秋万代负责，这才是史家所应有的科学精神和应有的责任感。他自己在编写《八朝名臣言行录》时，曾引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一书，其中有些事情于吕家声誉有损，吕祖谦等人便在朱熹面前力辩，认为该书非司马光所作。朱熹虽与吕祖谦私交甚笃，但经过核查，确认该书为司马光所作，坚持不改，还在有关文章中特别写明，司马光的书“善恶杂书，无所隐避，使所书之家或讳之而不欲传耳”！（《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朱子文集》卷八一）
  写史而能忠于事实，言所当言，需要各种各样的主客观条件。除了社会环境、资料详略外，史家本人的素质相当重要。朱熹提出：“佞臣不可执笔。”（《朱子语类》卷一三十）这是一个极为宝贵的见解。一个只知逢迎、取媚权贵的人不可能正确地使用他手中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