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不仅将明理作为读史的目的，而且将理作为准尺，用以检验和衡量既往的历史和历史著作，同时，又用理作为写作史著的指南。
  朱熹高度评价《春秋》，视为史学著作的最高典范。他说：“春秋皆乱世之事，而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朱子语类》卷二三）但是，对《春秋》以外的各类史学著作，他几乎都有苛刻的批评。
  对《左传》，他批评说：“《左传》有甚道理？纵有，能几何？”“左氏见识甚卑。”“于义理上全不理会。”（《朱子语类》卷八三）
  对《史记》，他批评说：“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对《汉书》写吴楚七国之乱，他批评说：“《史记》所载甚疏略，却都是汉道理；班固所载虽详，但却不见此意思。”（《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对《后汉书》，他批评说：“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朱子语类》卷八三）
  对《资治通鉴》，他批评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在朱熹看来，“曹操自是贼”，孙权“是两间底人”，只有刘备“名分正”。（《朱子语类》卷一〇五、一三六）
  朱熹对《资治通鉴》的不满之处还有：周末诸侯僭称王号，不能正其名；写到王莽时，凡莽臣去世均用“死”字，而独于扬雄则用“卒”字，有袒护扬雄之嫌；建安以后，中原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对此缺乏批评；用武后年号，不用唐中宗年号等等。
  朱熹之所以发愤编写《资治通鉴纲目》，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匡正他所认为的《资治通鉴》的偏失。他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不安者。”（《答李滨老》，《朱子文集》卷四六）
  所谓“正”，指的是“正统”；所谓“闰”，指的是“非正统”。在朱熹看来，司马光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将“正”视为“闰”，将“闰”视为“正”，所以，他的汲汲之务就是要辨明正统与非正统。曾经有学生问他：《纲目》一书的“主意”何在，朱熹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主在正统。”（《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什么是正统？历史上不断发生朝代更替、政权更替；有时候，同一时期，存在几个政权。何者为正统？这是朱熹编写《资治通鉴纲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朱熹将国家统一、法令统一作为正统的首要标准。他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朱子语类》卷一〇五）根据这一标准，朱熹将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列为正统。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如秦初、晋初、隋初、宋初，开始时并未统一天下，后来才逐渐统一，他称之为“正统之史”；另一种是“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如东晋、蜀汉，或偏安一地，或原来统一王朝发生分裂，他称之为“正统之余”。其他时期，几个并列政权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不能相君臣”，他称为“无统”之时，如周朝灭亡之后至秦始皇称帝之前，以及南北朝时期等。（《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正统的标准确立了，接着便是如何贯彻到史学著作中去的问题。为此，《资治通鉴纲目》的《凡例》做了严密的规定。
  《凡例》首在“正统”与“无统”之外，又区分“列国”（正统所封之国）、“篡贼”（篡位干统而不及传世者）、“建国”（仗义自王或相王）、“僭国”（乘乱即位或据土）及“不成君小国”（仗义承统而不能成功者）五种情况，共为七种统系；统系不同，有关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徒、祭祀、征伐、废黜及罢免等事件的“书法”也各不相同。例如名号，《凡例》规定：
  凡正统之君，周曰王，秦汉以下曰帝。其列国之君，周曰某爵某，僭称王者曰某君某，汉以后曰某王某。其僭称帝曰某主某，篡贼曰某，不成君曰帝某。
  凡无统之君，周秦之间曰某王，秦汉之间曰某帝、曰某王，汉以后称帝曰某主。某小国曰某主某、某王某、某公某。
  这些规定，不仅烦琐，而且混乱，事实上很难贯彻。
  《资治通鉴纲目》最初名《通鉴节》。朱熹为该书订立《凡例》，起草序言，其执笔者除朱熹外，还有赵师渊、李伯谏、张元善等。整个写作过程长达二十多年，但始终未能定稿，显然和“书法”上的烦琐与混乱有关。检核现在流传的刻本，其《凡例》与书稿颇多相互矛盾之处。朱熹自称：“书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答蔡季通》，《朱子文集》卷四四）终其身，朱熹始终未能提出一个严密可行的“书法”来。后来，他干脆承认，《春秋》并无所谓“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