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的学术生涯中，他最重视的是经学，但是，他也相当重视史学。北宋时，王安石变法，科举考经义，“禁引史传”，朱熹很不以为然。他曾打算建议朝廷在科举中加考史学，分年考试《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以及《唐书》《五代史》《资治通鉴》等著作，这在古人中是很少见的。朱熹之所以重视史学，主要是他认为史学有“明理”和“鉴戒”的双重作用。
  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体认理、掌握理。由于理存在于事事物物中，因此，读史也是明理的一条途径。他说：“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耳，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行宫便殿奏札二》，《朱子文集》卷十四）朱熹既然认为理存在于经训中，也存在于史册中，自然可以通过读史去明理，所以他又说：“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朱子语类》卷十一）
  除明理外，朱熹也很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他在分析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时说：“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朱子语类》卷八三）所谓“鉴”，指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智慧。他说：“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什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古来人物议论是如何，这许多眼前底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须是识得许多，方始成得个人。”（《朱子语类》卷一二一）了解“古圣贤”的“垂世立教之意”，自然仍是为了道德修养，但是，了解“古今存亡治乱事体”以及“古今人物议论”，这就超出道德领域了。朱熹本人读史，常常纵论古今得失，用以为宋王朝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例如朱熹研究历代田制，着眼点在于解决宋代的“豪民占田”；又如他看到南宋军费庞大，国家财政支绌，便提出应效法诸葛亮治蜀和曹操（155—220）的“屯田”之法等等。
  所谓“戒”，主要指劝善戒恶。历史事件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历史人物也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历史学不能只写一面，而省略另一面。朱熹认为写“恶”、写“不善”，都可以起特殊的教化作用。他说：“《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朱子语类》卷八三）汉代的扬雄做过王莽的“新朝”大夫，按照朱熹的观点，这自然是一种“失节”行为，所以他坚持在写史时称其为“莽臣”，将他的去世写为“莽大夫扬雄死”。他认为这样写，可以警告后世的“畏死失节之人”，“著万世臣子之戒”（《答尤延之》，《朱子文集》卷三七）。他自夸《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义例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尽管史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朱熹最重视的还是它的道德教化作用，因此，他反对抛开个人的道德修养去读史。他说：“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当理会，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欲来说甚盛衰与亡治乱，这个直是自欺！”（《朱子语类》卷一一四）可见，他的兴奋中心始终在教人成圣成贤上。
  为了教人成圣成贤，朱熹主张读史之先，须有义理准备，必须先读经，后读史。他在《答梁文叔》函称：“昨日有人问看史之法，熹告以当且治经，求圣贤修己治人之要，然后可以及此。”（《朱子文集》卷四四）在朱熹看来，经是本，史是末，必须先读经书，掌握圣人“修己治人”义理之后，才可以读史。他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先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朱子语类》卷十一）这就是说：胸中有了义理，才能判别历史上的各种妍媸美丑现象，做出正确判断，不至于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否则，就可能把自己读坏了。朱熹和金华学派、浙东学派的分歧之一就在于朱熹重读经，而吕祖谦、陈亮等则重读史。他说：“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子语类》一二二）朱熹批评这种状况是“论事而不求理”“只是读史传，说世变”（《答路德章》，《朱子文集》卷五四），其结果是引导人们“流入世俗功利权谋中去”，坏了读者，也坏了自己。他以陈亮为例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朱熹尤其担心年轻人读史会产生不良后果。声称：“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者，此亦当预防也。”（《答吕伯恭》，《朱子文集》卷三三）在他看来，如果读史会发生消极作用，那就还不如不读。他说：“近日又有一般学问，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如此读书，则又不若不读之为愈也。”（《答沈叔晦》，《朱子文集》卷五三）
  朱熹反对读史而不读经，或者先史后经，但是，他也反对读经而不读史，“多求于理而不求于事”，从而陷入“悬空高妙”的境地。他认为读经与读史可以互补，在优先读经的情况下，一方面“潜思乎《论语》、孟氏之书以求理义之理”，一方面“考诸《资治》编年之史，议夫事变之得失”（《蕲州教授厅记》，《朱子文集》卷七七），在他看来，这才是理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