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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没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但发表过大量关于历史和历史著作的言论，是宋代理学派史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不仅如此，他还躬亲实践，编写过《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等史著，从中也反映出他的部分史学思想。
  一、读史明理，知所鉴戒
  在朱熹的学术生涯中，他最重视的是经学，但是，他也相当重视史学。北宋时，王安石变法，科举考经义，“禁引史传”，朱熹很不以为然。他曾打算建议朝廷在科举中加考史学，分年考试《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以及《唐书》《五代史》《资治通鉴》等著作，这在古人中是很少见的。朱熹之所以重视史学，主要是他认为史学有“明理”和“鉴戒”的双重作用。
  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体认理、掌握理。由于理存在于事事物物中，因此，读史也是明理的一条途径。他说：“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耳，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行宫便殿奏札二》，《朱子文集》卷十四）朱熹既然认为理存在于经训中，也存在于史册中，自然可以通过读史去明理，所以他又说：“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朱子语类》卷十一）
  除明理外，朱熹也很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他在分析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时说：“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朱子语类》卷八三）所谓“鉴”，指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智慧。他说：“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什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古来人物议论是如何，这许多眼前底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须是识得许多，方始成得个人。”（《朱子语类》卷一二一）了解“古圣贤”的“垂世立教之意”，自然仍是为了道德修养，但是，了解“古今存亡治乱事体”以及“古今人物议论”，这就超出道德领域了。朱熹本人读史，常常纵论古今得失，用以为宋王朝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例如朱熹研究历代田制，着眼点在于解决宋代的“豪民占田”；又如他看到南宋军费庞大，国家财政支绌，便提出应效法诸葛亮治蜀和曹操（155—220）的“屯田”之法等等。
  所谓“戒”，主要指劝善戒恶。历史事件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历史人物也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历史学不能只写一面，而省略另一面。朱熹认为写“恶”、写“不善”，都可以起特殊的教化作用。他说：“《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朱子语类》卷八三）汉代的扬雄做过王莽的“新朝”大夫，按照朱熹的观点，这自然是一种“失节”行为，所以他坚持在写史时称其为“莽臣”，将他的去世写为“莽大夫扬雄死”。他认为这样写，可以警告后世的“畏死失节之人”，“著万世臣子之戒”（《答尤延之》，《朱子文集》卷三七）。他自夸《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义例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尽管史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朱熹最重视的还是它的道德教化作用，因此，他反对抛开个人的道德修养去读史。他说：“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当理会，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欲来说甚盛衰与亡治乱，这个直是自欺！”（《朱子语类》卷一一四）可见，他的兴奋中心始终在教人成圣成贤上。
  为了教人成圣成贤，朱熹主张读史之先，须有义理准备，必须先读经，后读史。他在《答梁文叔》函称：“昨日有人问看史之法，熹告以当且治经，求圣贤修己治人之要，然后可以及此。”（《朱子文集》卷四四）在朱熹看来，经是本，史是末，必须先读经书，掌握圣人“修己治人”义理之后，才可以读史。他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先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朱子语类》卷十一）这就是说：胸中有了义理，才能判别历史上的各种妍媸美丑现象，做出正确判断，不至于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否则，就可能把自己读坏了。朱熹和金华学派、浙东学派的分歧之一就在于朱熹重读经，而吕祖谦、陈亮等则重读史。他说：“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子语类》一二二）朱熹批评这种状况是“论事而不求理”“只是读史传，说世变”（《答路德章》，《朱子文集》卷五四），其结果是引导人们“流入世俗功利权谋中去”，坏了读者，也坏了自己。他以陈亮为例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朱熹尤其担心年轻人读史会产生不良后果。声称：“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者，此亦当预防也。”（《答吕伯恭》，《朱子文集》卷三三）在他看来，如果读史会发生消极作用，那就还不如不读。他说：“近日又有一般学问，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如此读书，则又不若不读之为愈也。”（《答沈叔晦》，《朱子文集》卷五三）
  朱熹反对读史而不读经，或者先史后经，但是，他也反对读经而不读史，“多求于理而不求于事”，从而陷入“悬空高妙”的境地。他认为读经与读史可以互补，在优先读经的情况下，一方面“潜思乎《论语》、孟氏之书以求理义之理”，一方面“考诸《资治》编年之史，议夫事变之得失”（《蕲州教授厅记》，《朱子文集》卷七七），在他看来，这才是理想的境界。
  二、“裁之以理”“主在正统”
  朱熹不仅将明理作为读史的目的，而且将理作为准尺，用以检验和衡量既往的历史和历史著作，同时，又用理作为写作史著的指南。
  朱熹高度评价《春秋》，视为史学著作的最高典范。他说：“春秋皆乱世之事，而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朱子语类》卷二三）但是，对《春秋》以外的各类史学著作，他几乎都有苛刻的批评。
  对《左传》，他批评说：“《左传》有甚道理？纵有，能几何？”“左氏见识甚卑。”“于义理上全不理会。”（《朱子语类》卷八三）
  对《史记》，他批评说：“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对《汉书》写吴楚七国之乱，他批评说：“《史记》所载甚疏略，却都是汉道理；班固所载虽详，但却不见此意思。”（《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对《后汉书》，他批评说：“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朱子语类》卷八三）
  对《资治通鉴》，他批评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在朱熹看来，“曹操自是贼”，孙权“是两间底人”，只有刘备“名分正”。（《朱子语类》卷一〇五、一三六）
  朱熹对《资治通鉴》的不满之处还有：周末诸侯僭称王号，不能正其名；写到王莽时，凡莽臣去世均用“死”字，而独于扬雄则用“卒”字，有袒护扬雄之嫌；建安以后，中原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对此缺乏批评；用武后年号，不用唐中宗年号等等。
  朱熹之所以发愤编写《资治通鉴纲目》，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匡正他所认为的《资治通鉴》的偏失。他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不安者。”（《答李滨老》，《朱子文集》卷四六）
  所谓“正”，指的是“正统”；所谓“闰”，指的是“非正统”。在朱熹看来，司马光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将“正”视为“闰”，将“闰”视为“正”，所以，他的汲汲之务就是要辨明正统与非正统。曾经有学生问他：《纲目》一书的“主意”何在，朱熹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主在正统。”（《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什么是正统？历史上不断发生朝代更替、政权更替；有时候，同一时期，存在几个政权。何者为正统？这是朱熹编写《资治通鉴纲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朱熹将国家统一、法令统一作为正统的首要标准。他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朱子语类》卷一〇五）根据这一标准，朱熹将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列为正统。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如秦初、晋初、隋初、宋初，开始时并未统一天下，后来才逐渐统一，他称之为“正统之史”；另一种是“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如东晋、蜀汉，或偏安一地，或原来统一王朝发生分裂，他称之为“正统之余”。其他时期，几个并列政权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不能相君臣”，他称为“无统”之时，如周朝灭亡之后至秦始皇称帝之前，以及南北朝时期等。（《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正统的标准确立了，接着便是如何贯彻到史学著作中去的问题。为此，《资治通鉴纲目》的《凡例》做了严密的规定。
  《凡例》首在“正统”与“无统”之外，又区分“列国”（正统所封之国）、“篡贼”（篡位干统而不及传世者）、“建国”（仗义自王或相王）、“僭国”（乘乱即位或据土）及“不成君小国”（仗义承统而不能成功者）五种情况，共为七种统系；统系不同，有关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徒、祭祀、征伐、废黜及罢免等事件的“书法”也各不相同。例如名号，《凡例》规定：
  凡正统之君，周曰王，秦汉以下曰帝。其列国之君，周曰某爵某，僭称王者曰某君某，汉以后曰某王某。其僭称帝曰某主某，篡贼曰某，不成君曰帝某。
  凡无统之君，周秦之间曰某王，秦汉之间曰某帝、曰某王，汉以后称帝曰某主。某小国曰某主某、某王某、某公某。
  这些规定，不仅烦琐，而且混乱，事实上很难贯彻。
  《资治通鉴纲目》最初名《通鉴节》。朱熹为该书订立《凡例》，起草序言，其执笔者除朱熹外，还有赵师渊、李伯谏、张元善等。整个写作过程长达二十多年，但始终未能定稿，显然和“书法”上的烦琐与混乱有关。检核现在流传的刻本，其《凡例》与书稿颇多相互矛盾之处。朱熹自称：“书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答蔡季通》，《朱子文集》卷四四）终其身，朱熹始终未能提出一个严密可行的“书法”来。后来，他干脆承认，《春秋》并无所谓“书法”。
  三、“直书其事，美恶自见”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春秋时代的董狐为了维护历史真实，宁可殉身。汉朝的班固提倡“不虚美，不隐恶”。唐朝的刘知几提倡“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朱熹也大力推崇这一传统。
  在历代史学著作中，朱熹最肯定《春秋》。他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他要求写史者以《春秋》为榜样，真实地记述历史，“把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基于此，他对前代史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实记载多有揭发。例如唐太宗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朱熹却指责他“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批评史家不当为之“文饰”。在《朱子语类》中，这类例子可以举出不少。
  批评前人不难，难的是批评当代人，特别是批评当代的君相；批评前代史书失真也不难，难的是批评当代的史书和史官。对宋朝的皇帝，朱熹是敢于批评的。如他批评“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朱子语类》卷一二七）等等。对宋朝的史官和史书，朱熹也是敢于批评的。他尖锐地指出，宋朝史官“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写当代史，当事人健在，常常利用权力和地位干涉史官写作；当事人不在了，其子女、亲属也会出面干扰。这两种情况，朱熹都坚决反对。赵鼎（1085—1147）为相，监修国史，要求史官按照己意写作，“才是元祐事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及至张浚拜相，又提出意见，命史官改动。朱熹批评说：“一代史册被他糊涂，万世何以取信！”（《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写历史，不能只求当代某些人满意，而要对千秋万代负责，这才是史家所应有的科学精神和应有的责任感。他自己在编写《八朝名臣言行录》时，曾引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一书，其中有些事情于吕家声誉有损，吕祖谦等人便在朱熹面前力辩，认为该书非司马光所作。朱熹虽与吕祖谦私交甚笃，但经过核查，确认该书为司马光所作，坚持不改，还在有关文章中特别写明，司马光的书“善恶杂书，无所隐避，使所书之家或讳之而不欲传耳”！（《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朱子文集》卷八一）
  写史而能忠于事实，言所当言，需要各种各样的主客观条件。除了社会环境、资料详略外，史家本人的素质相当重要。朱熹提出：“佞臣不可执笔。”（《朱子语类》卷一三十）这是一个极为宝贵的见解。一个只知逢迎、取媚权贵的人不可能正确地使用他手中的笔。
  四、纲目并举，期于简明
  朱熹不满意《资治通鉴》的另一原因是眉目不清。他说：“本书太详，目录太简。”（《资治通鉴纲目序》，《朱子文集》卷七五）又说：“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朱子文集》卷二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熹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采取“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等办法，以期简明扼要，便于检阅。《纲目》一书，以大字提要，以小字叙事，突出大事，糅合叙述与评论，既是编年体著作，又兼具史表、史评性质。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史学体裁中，确有自己的特点。其观点和编写体例曾影响日本、朝鲜及越南的古代史学。
  《伊洛渊源录》采选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五人的生平资料，摘录其主要观点及师友评论，既是反映北宋道学发展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专人与专题的史料类编。这种体裁，已经下启明清时期学案史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