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诗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朱熹对《诗经》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著有《诗集传》八卷。
  相传《诗经》为孔子删订，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汉儒著《诗序》，为了恪遵圣训，便使用穿凿附会的办法，将所有《诗经》中的作品都说成“主文谲谏，化下刺上”之作，结果，隔碍难通，完全遮蔽了《诗经》的真实面目。朱熹研究《诗经》的最大贡献在于否定汉儒的《诗序》，从而部分地揭示了《诗经》的真面目。
  朱熹最初也相信《诗序》的说法，遇到解说不通之处，还曲意为之解释，但总觉得不安。后来索性抛开《诗序》，只是玩味《诗经》本身的文词，自此走进新天地，“觉得道理透彻”“诗意方活”。他的《诗集传》一书就诗论诗，每篇述其主旨，每章言其大意，有不少新见解。例如《诗经》中的《狡童》，其中有“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等句，旧说解释成“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但朱熹却正确地指出，此类诗歌完全是“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楚辞集注》卷一）。根据他的研究，《诗经》中此类作品有《静女》《桑中》《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等共二十四篇。
  朱熹是个道学家，不赞成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他虽然看出了《诗经》中《国风》的性质，但是，并不肯定这些作品。相反，却斥之为“淫乱”之作。他批评《卫风》“淫靡”，“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诗》卷第三），又批评《郑风》“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诗》卷第四）。在朱熹看来，《卫风》是“男子戏妇女”，还可以容忍，而《郑风》则“多是妇人戏男子”，简直可恶至极（《朱子语类》卷八十）。在《诗集传·序》中，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以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他认为《诗经》中的《雅》《颂》都是周初朝廷上使用的作品，作者往往是“圣人之徒”，因此水平最高，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学习榜样。《雅》中有一部分“变雅”，其作者是当时的“贤人君子”，心地“忠厚恻怛”，目的是为了“陈善闭邪”，也为圣人所肯定。至于《国风》，则需要区别。《周南》《召南》，其地区因为受到文王的教化，所以作品正派，但是《邶风》以下，人有好有坏，作品也就有正有邪，他要人们“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诗经传·序》）。
  至此，朱熹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既然《诗经》中的作品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怎样解释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呢？
  在这一问题面前，朱熹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宣称孔子的话不对，这是朱熹所不敢的；另一种回答是“曲为之说”，想方设法证明孔子的话不错。朱熹选择的是后者。他说：“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读吕氏诗纪桑中篇》，《朱子文集》卷七〇）将“思无邪”的主体从作者转移到读者，既维护了孔子的权威，又维护了礼教的尊严。
  《诗经》有所谓“赋、比、兴”三种写作手法。赋是据事直陈，比是借彼喻此，都比较易于理解，唯独“兴”，前人的解释常常不知所云。朱熹指出：“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陌，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朱子语类》卷八十）它和后面的诗句并无意义上的关联，只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这就正确地指出了“兴”的特征和作用（《朱子语类》卷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