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春秋末期，孔子提倡过一种中庸哲学。朱熹继承孔子思想，同样大力鼓吹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中，是指那无过、无不及底说。”（《朱子语类》卷三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保持着特定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既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有其合理性。但是“度”是可变的，朱熹认为“中庸”不可变，声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语类》卷三三）。他所说的中庸之道就是他所视为“亘古亘今不可易”的“三纲五常”，这就将一时性的伦理准则视为永恒的真理了。
  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说的“中”不是中间的中，不是一半对一半，更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他说：“自极厚以至极薄，自极大以至极小，自极重以至极轻，于此厚薄、大小、轻重之中，择其说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谓中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朱熹主张该厚就用厚，该薄就用薄，决不随意在厚薄、大小、轻重之间取其半。他坚决反对折中主义，认为“当与不当，这便是中，如何于二者之间酌中做？此正是今时人之大病”（《朱子语类》卷一〇七）。
  当时，曾有人主张“执中当知时”，认为“苟失其时，亦失中矣”。朱熹不同意这种看法，强调首先必须“识中”。据他说，如果不知道“中”是什么，而又要“随时以为中”，那就要“流而为小人之无忌惮”（《答何叔京》，《朱子文集》卷四〇）。其实，一切规范、标准都是具体的，视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因而，“执中当知时”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朱子语类》卷六二）
  关于庸，北宋时期，司马光曾经特别解释为“常”，并以之为武器攻击王安石“厌常而喜新”，打乱了常规旧套。（《中和说》，《司马温公文集》卷六〇）朱熹也同样将庸字解释为常。他说：“言常则不易在其中矣。”
  他不了解，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新陈代谢是宇宙的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旧质、旧过程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其常住性，但是总要为新质、新过程所代替。朱熹将“常”和“不易”联系起来，正是企图将过程的常住性绝对化，从而排斥过程的变动性。
  在宣扬中庸论的同时，朱熹也讲“变”。他说：“然所谓不易者，亦须有以变通，乃能不穷。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朱子语类》卷七二）又说：“守常底固是，然到守不得处，只着变，而硬守定则不得，至变得来合理，断然着如此做，依旧是常。”（《朱子语类》卷六二）意思是本来应该“守常”不变的，但是当形势变化，这个“常”无法守住的时候，也可以变一变，到头来“依旧是常”。
  程颐主张“变而后能常”，本和朱熹思想相近，但是，朱熹有时却表示反对。他说：“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说变而后能长，非是。”（《朱子语类》卷七二）虽然目的都是为了“守常”，但程颐是“变”字当头，朱熹却是“常”字当头。
  “小变而不失其大常”（《朱子语类》卷三七）可以有量的变化，但决不能破坏旧质。当你破坏了旧质或只是有所触动的时候，朱熹的“中庸”之枪可就刺过来了。秦朝，朱熹说是“变得过了”；汉朝，朱熹说是“可谓极矣”；王安石变法，朱熹说是“不得其中”；连南宋时孝宗的某些改革，他都指责为“伤于太锐”。（《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朱熹还讨论到了经与权的关系。他说：“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经者，道之常；权者，道之变。”（《朱子语类》卷三七）因此，经与权的关系就是常与变的关系，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朱熹承认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某种灵活性，称之为“权”。他举例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经；嫂子掉在水里了，伸手拉一把，这是权。朱熹认为，权不能离经。他说：“圣人平日只是理会一个大经大法，却有时而应变达权。才去应变达权处看他，又却不曾离开大经大法。”（《朱子语类》卷二四）他特别声明，“权不是常用底物事”，只有圣人才可以“权”。可以看出，朱熹对于特殊情况下作特殊处理的灵活性多么担心。
  朱熹所说的“常”和“经”，都指三纲五常。他说：“所谓损益者，亦只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然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四）“损益”就是变通，其目的在于“扶持”三纲五常，它是绝对变不得的。这样，朱熹就把属于某一时期的道德规范当作万古永存的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