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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辩证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从古代《老子》和《易传》开始，中国的朴素辩证法就形成了一道滔滔长河。在这道长河的流动发展中，朱熹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一、“一分为二，节节如此”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都有它对立的方面。
  朱熹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规律。他说：“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中庸章句》）这个“两端”，他在更多的场合称之为“对”：“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朱子语类》卷九五）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孤立而无对的事物。
  朱熹又说：“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朱子语类》卷九五）“无独必有对”是北宋时程颢提出的命题，指的是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的关系，例如上述的阴阳、善恶等等。但是就一个事物、一个方面本身来说，它是否还有对立的两面呢？朱熹认为有，“一中又自有对”“独中又自有对”。他举例说，例如我们眼前的事物就“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它们又各自组成对立两面。（《朱子语类》卷九五）这就将程颢的命题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
  中国古代哲学以阴阳来分别代表矛盾的对立两面，朱熹也是如此。他说：“天地统是一个大阴阳，一年又有一年之阴阳，一月又有一月之阴阳，一日一时皆然。”（《朱子语类》卷一）又说：“无一物不有阴阳，乾坤至于至微至细，草木禽兽，亦有牝牡阴阳。”（《朱子语类》卷六五）就是说，大而至于天地乾坤，小而至于“至微至细”，也都具有对立两面，并不因为它是“至微至细”就不可以分阴分阳了。
  朱熹认为一可以分为二，二又可以分为四，对立的双方各自包含着对立。他说：“人生只是个阴阳，那阴中又自有个阴阳，阳中又自有个阴阳，物物皆不离这四个。”（《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朱熹并进一步用这种观点来说明宇宙的发生和发展。他认为“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个”（《朱子语类》卷六九）。一分为二是北宋哲学家邵雍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提出的思想。朱熹因袭邵雍，但是他对邵雍的思想进行了提炼概括，将“一分为二”作为一个“节节如此”的普遍规律提出来，这就大大地超过了邵雍。
  汉代的扬雄提倡过一种“三分法”，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玄”在空间上分为三方，每方分为三州，每州分为三部，每部分为三家。（《太玄图》）朱熹反对这种“三分法”，批评其“不是道理”。他说：“盖天地闻只有个奇耦。”（《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宋代的道学家们普遍认为“道无对”，即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对立面。朱熹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唯道为无对，然以形而上下论之，则亦未尝不有对也。”（《答胡广仲》，《朱子文集》卷一三七）这就是说，形而上之道可以与形而下之器相对。杨时主张“性善之善，不与恶对”，朱熹也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从先天的人性本原来看，确实只有善，没有恶与之相对，但是从后天产生的人欲看，它就又是有对的了。（《答胡广仲》，《朱子文集》卷一三七）这些地方，表现了朱熹力图将他的“二分法”贯彻到底。但是，朱熹有时又说：“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朱子语类》卷一〇 〇）在道学家心目中，“太极”是至高无上，对这个“无躯壳”的权威进行分析需要理论上的勇气，朱熹终于停止了脚步。
  二、“不可相无”与“无日不相胜”
  一中有二，二中是否有一呢？朱熹认为有。他说：“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长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朱子语类》卷七四）这就是说，对立两面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联结而又相互渗透。
  朱熹细致地分析了对立两面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既是“不可相无”的，又是“无日不相胜”的。他说：“动静、屈伸、往来、阖辟、升降、浮沉之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无也。”（《金华潘公文集序》，《朱子文集》卷七六）又说：“阴阳之道，无日不相胜”，“这个退一分，那个便进一分。”（《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不可相无”，说的是矛盾两面各以其对立面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只有寒，没有暑，或只有暑，没有寒，都不行，二者相反而又相成。“无日不相胜”说的是矛盾两面经常处于斗争状态，这边退一分，那边便进一分。斗争的结果是必有一方处于主要地位：“天地间无两立之理，非阴胜阳，即阳胜阴，无物不然，无时不然。”（《朱子语类》卷六五）它们不会和平地均衡相处，总是一个战胜一个。
  在宋代以前，不少思想家都指出矛盾的对立两方具有“相反”的性质，但是，明确指出它们之间的“相胜”（斗争）关系的并不多。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认为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通向和解。和张载不同，朱熹指出“非阴胜阳，即阳胜阴”，不仅认为斗争贯彻矛盾的始终，而且认为斗争是解决矛盾的手段，这是和张载不同的地方。
  三、“阴极生阳，阳极生阴”
  朱熹认为矛盾的双方有些可以互相转化，他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朱子语类》卷一八）。当矛盾双方的发展超过了一定界限（极）时，就要走向反面。这种向对立面的转化是无休无止的，所以运动是永恒的。他说：“气升降，无时止息。”（《朱子语类》卷四）又说：“天之运转不穷，所以为天行健。”（《朱子语类》卷六八）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朱熹还隐约地猜测到了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客观真理。他说：“游气是气之发，是生物底气。游亦流行之意，纷扰者参错不齐。既生物便是游气，若是生物常运行而不息者，二气初无增损也。”（《朱子语类》卷九八）“游”就是“流行”，也就是运动。朱熹认为气运动流行的过程就是物的产生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二气初无增损”，作为基本元素的阴阳二气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他曾经认为气散不能复聚，气散则无。这里的思想是朱熹的自我否定，后来在王夫之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矛盾双方向对立面的转化是客观规律，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在这种转化面前，人又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可以促进或延缓这种转化。朱熹部分地窥见了这一点。如淳熙九年（1182），浙东发生旱灾，他向孝宗上奏，要他“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爱之心，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朱子文集》卷一七）。其思想虽然并没有超出“天人感应”的神学范围，但他承认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促使矛盾由“祸”向“福”转化，这又是有积极意义的。
  动与静被视为可以互相转化的另一组对子。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一动一静，循环无端”（《朱子语类》卷九四），承认动与静之间的转化没有开头（无端），也没有终止（不已），这仍然是相当深刻的辩证思想。但是，朱熹未能看出，这种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事物螺旋式、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是向新质的发展，而不是对旧质的复归。
  在动与静的矛盾中，朱熹认为“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此天地阴阳自然之理”（《答徐彦章》，《朱子文集》卷五四），“动有资于静，而静无资于动”（《答胡广仲》，《朱子文集》卷四二）。矛盾的对立双方只有主次之分，没有主客之分；它们之间相互依存，而不是单方面的依赖。朱熹的上述说法是一种明显的尊静抑动思想。前文指出，他看出了运动是永恒的，也看出了动与静是不可相无的，但是，他主观的感情倾向则在静。朱熹又说：“天下之理，单便动，两便静。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动。若一男一女居室家后便定。”（《朱子语类》卷五）有对立就会有运动，朱熹却认为“两便静”，这就背离了辩证法。
  天地、上下、四方被认为是不能互相转化的对子。朱熹说：“阴阳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来是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朱子语类》卷六五）。这就是说，有一类矛盾，它们对立两面的位置各自固定。
  自然和社会的客观事实告诉人们：一切矛盾着的双方不仅互相联系，而且也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里的关键是条件。所谓静止或稳定都是相对的，一待条件具备，原先认为不能转化的矛盾也会发生转化。
  朱熹之所以宣扬矛盾着的两方面有“定位底”，乃基于巩固南宋统治的需要。他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甲寅行宫便殿奏札》，《朱子文集》卷一四）这样，朱熹的辩证思想就被窒息了。
  四、“小变而不失其大常”
  春秋末期，孔子提倡过一种中庸哲学。朱熹继承孔子思想，同样大力鼓吹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中，是指那无过、无不及底说。”（《朱子语类》卷三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保持着特定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既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有其合理性。但是“度”是可变的，朱熹认为“中庸”不可变，声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语类》卷三三）。他所说的中庸之道就是他所视为“亘古亘今不可易”的“三纲五常”，这就将一时性的伦理准则视为永恒的真理了。
  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说的“中”不是中间的中，不是一半对一半，更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他说：“自极厚以至极薄，自极大以至极小，自极重以至极轻，于此厚薄、大小、轻重之中，择其说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谓中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朱熹主张该厚就用厚，该薄就用薄，决不随意在厚薄、大小、轻重之间取其半。他坚决反对折中主义，认为“当与不当，这便是中，如何于二者之间酌中做？此正是今时人之大病”（《朱子语类》卷一〇七）。
  当时，曾有人主张“执中当知时”，认为“苟失其时，亦失中矣”。朱熹不同意这种看法，强调首先必须“识中”。据他说，如果不知道“中”是什么，而又要“随时以为中”，那就要“流而为小人之无忌惮”（《答何叔京》，《朱子文集》卷四〇）。其实，一切规范、标准都是具体的，视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因而，“执中当知时”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朱子语类》卷六二）
  关于庸，北宋时期，司马光曾经特别解释为“常”，并以之为武器攻击王安石“厌常而喜新”，打乱了常规旧套。（《中和说》，《司马温公文集》卷六〇）朱熹也同样将庸字解释为常。他说：“言常则不易在其中矣。”
  他不了解，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新陈代谢是宇宙的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旧质、旧过程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其常住性，但是总要为新质、新过程所代替。朱熹将“常”和“不易”联系起来，正是企图将过程的常住性绝对化，从而排斥过程的变动性。
  在宣扬中庸论的同时，朱熹也讲“变”。他说：“然所谓不易者，亦须有以变通，乃能不穷。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朱子语类》卷七二）又说：“守常底固是，然到守不得处，只着变，而硬守定则不得，至变得来合理，断然着如此做，依旧是常。”（《朱子语类》卷六二）意思是本来应该“守常”不变的，但是当形势变化，这个“常”无法守住的时候，也可以变一变，到头来“依旧是常”。
  程颐主张“变而后能常”，本和朱熹思想相近，但是，朱熹有时却表示反对。他说：“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说变而后能长，非是。”（《朱子语类》卷七二）虽然目的都是为了“守常”，但程颐是“变”字当头，朱熹却是“常”字当头。
  “小变而不失其大常”（《朱子语类》卷三七）可以有量的变化，但决不能破坏旧质。当你破坏了旧质或只是有所触动的时候，朱熹的“中庸”之枪可就刺过来了。秦朝，朱熹说是“变得过了”；汉朝，朱熹说是“可谓极矣”；王安石变法，朱熹说是“不得其中”；连南宋时孝宗的某些改革，他都指责为“伤于太锐”。（《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朱熹还讨论到了经与权的关系。他说：“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经者，道之常；权者，道之变。”（《朱子语类》卷三七）因此，经与权的关系就是常与变的关系，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朱熹承认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某种灵活性，称之为“权”。他举例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经；嫂子掉在水里了，伸手拉一把，这是权。朱熹认为，权不能离经。他说：“圣人平日只是理会一个大经大法，却有时而应变达权。才去应变达权处看他，又却不曾离开大经大法。”（《朱子语类》卷二四）他特别声明，“权不是常用底物事”，只有圣人才可以“权”。可以看出，朱熹对于特殊情况下作特殊处理的灵活性多么担心。
  朱熹所说的“常”和“经”，都指三纲五常。他说：“所谓损益者，亦只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然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四）“损益”就是变通，其目的在于“扶持”三纲五常，它是绝对变不得的。这样，朱熹就把属于某一时期的道德规范当作万古永存的原则了。
  五、“和则交感而万物育”
  有时，朱熹又将中庸解释为中和。他说：“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朱子语类》卷六二）什么是“和”呢，朱熹认为那就是“无所乖逆”“不相陵夺”“事得其宜”。他说：“和则交感而万物育矣。”（《朱子语类》卷六二）在他看来，矛盾的对立两面“和”了，就能相互作用而发育万物。
  “和”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境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可以没有“和”。唯其有“和”，能“和”，矛盾双方才能共存、共生、共进。因此，提出“中和”说是中国儒学对辩证法的一项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但是，正像不能将“斗争”绝对化一样，也不能将“和”绝对化。在一定条件下，“和”是必要的；而当矛盾双方不斗争就不能前进的时候，“和”只能维护旧质，窒杀新机。朱熹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妇、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朱子语类》卷二二）显然，他的“中和”说乃是维护古代社会秩序的哲学。
  事实上，朱熹也并不在任何情况下都提倡“和”。他说：“君子之于小人，……无交和之理。”（《答潘叔昌》，《朱子文集》卷四六）对于朱熹所视的“小人”，他是主张“阳胜阴”的。
  朱熹承认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承认“一中又自有对”“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矛盾双方“不可相无”而又“无日不相胜”，承认运动永恒，这都是辩证法，一种虽然朴素，却又相当深刻的辩证法。但是，他把部分矛盾看作是僵死的、凝固的，宣扬“定位不易”，宣扬万世不变的中庸论，尊静抑动；主张在维护旧质基础上的矛盾调和，这样，他的辩证法又被窒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