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据朱熹说，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格是“尽”的意思，又是“至”的意思。朱熹认为只有把事物之理穷尽到十分了，才能算格物；致知就是推展、扩充自己的知识以至于极点。朱熹认为人都有知识，例如儿童懂得爱父亲，长大了懂得敬兄长等，但是这种知识只停留在大略的水平上，必须从这里推展开去，达到知无不尽的极限。他说：“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朱子语类》卷十八）物是彼，知是我，二者相对，朱熹把这种关系称为“主宾”关系。他说：“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主体，事物是客体，即所谓“宾”。例如人去认识山，人便是主体，山是客体，这是不错的。“主宾之辨”的提出，是朱熹对中国认识论史的贡献。
  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两条途径。
  按朱熹的说法，理既存在于外物，也存在于人心，都是太极的分别的、完整的体现。前者被朱熹比作在外的儿子，后者被比作在家的儿子。某次，有人对他的“从外去讨得来”的认识途径发生怀疑，朱熹笑着说：“某常说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去干家事，其父却说道在家底是自家儿子，在外底不是！”（《朱子语类》卷十五）既然在外的儿子、在家的儿子都是儿子，则在物之理与在心之理都是理。因此，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既可以向外去认识在物之理，也可以向内去认识在心之理。
  认识在物之理就是所谓向外用功。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物不仅指客观事物，也指人的行为动作，甚至还包括“一念之微”。因此，他的格物的内涵就相当广泛。他要人读书时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时便就说话上格，待人处世时就在待人处世上格。其中，他特别重视读书，把它列为“穷理”过程的起点。据他说，天下之理都具备于圣人所著的“经训史册”中，要想穷理，就必先读圣人之书。
  有时，朱熹也提倡“格”所谓天地万物以至草木虫鱼之理，如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山岳如何而能凝结，以至炭的白黑、水的冷湿、车之行陆、舟之行水，“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等，朱熹认为，一一皆在“理会”之列。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朱子语类》卷十八）他广泛地观察、研究并思考过自然现象，在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等方面提出过不少重要的见解。如他认为：“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又如他从高山化石推断地质变迁：“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再如，他认为月“常受日光为明”。又如，他认为人是自然变化而来：“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这些见解，在当时说来，都是先进的，符合或接近科学认识。
  朱熹反对轻信前人，重视亲身的实践和考察。他说：“前人恁地说，亦未必尽，须是自把来横看、竖看。”（《朱子语类》卷九）他认为在认识的初级阶段，必须“先在见闻上做功夫”。他说：“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做功夫，到然后脱然贯通。”（《朱子语类》卷九八）《禹贡》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著作。朱熹曾以其亲身考察的结果纠正了其中的错误。他说：“著书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历，故其说亦难尽据，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他不仅家藏浑仪，而且曾用胶泥自制立体地图模型。他的学生蔡元定向他请教天文、历法方面的问题，朱熹回答说：“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朱熹认为只有亲身经历的知识才是真知，例如喝酒才懂得醉，吃饭才懂得饱，“人不曾吃底，见人说道是解醉、解饱，他也道是解醉、解饱，只是见得不亲切”（《朱子语类》卷一八）。一切真知都发源于直接经验。朱熹的上述思想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对后代的影响是良好的。明代的药物学家李时珍（1517—1593）即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吾儒格物之学”。
  但是，朱熹提倡“格物”，主要是为了要人们借物为踏脚石去认识那个先于物而又派生物的“理”，利用有形象的“器”去掌握无形象的“道”，并由此进入圣贤之域。因此，他在表示要逐事逐物“一一根究”的同时，马上声明，学者们用功，不可不讲先后缓急。他在《答陈齐仲》函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子文集》卷三九）因此，他特别强调格物要“切己”，又强调要“反身”，一再表示不能“徇外夸多”，放纵自己的精力于“汗漫纷纶不可知之域”（《答吴伯丰》，《朱子文集》卷五二）。
  在“向外用功”之外，朱熹还提倡过另一条认识途径，这就是“向内用功”，认识在心之理。他说：“天下之理，逼塞满前，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非物也，若之何而穷之哉？须当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后于物之所在，从而察之，则不至泛滥矣。”（《朱子语类》卷十八）朱熹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由中而外，自近而远”。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向外用功亦称“博观”，向内用功亦称“反求”或“内省”。在二者的关系上，朱熹主张不可偏废。有时，他激烈地批评杨时“反身而诚”的观点：“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什么？”（《朱子语类》卷六二）但是，朱熹有时又明确表示，必须以向内用功为主。他说：“要知学者用功六分内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难，若六分外面，财尤不可。”（《朱子语类》卷一五）
  人的认识过程确有向外用功和向内用功两个方面。向外用功是实践的过程；向内用功是对从实践中得来的材料进行思考、分析的过程。朱熹指出了认识过程有两个方面，这也是他对中国认识论史的贡献。但是，向外用功是基础，是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离开了向外用功，向内用功就成了虚想胡猜。朱熹将二者并列起来，而且主张“六七分去里面体会”，这就又背离真理了。
  必须指出的是，当朱熹感到永康、永嘉等事功学派的强大威胁时，他连“三四分去外面理会”也不要。在《与刘子澄》函中称：“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朱子文集》卷三五）这里所说的“浙中后来事体”，乃是指永康、永嘉等事功学派的发展，所说“似差简约”的另一“头绪”，正是向内用功。他说：“切须去了外慕之心”，“有一分心向里，得一分力，两分心向里，得两分力”（《朱子语类》卷二）。晚年，他有时连书也不主张读。当时，他因为目疾不能观书，但自称“道理”却看得格外简约明白。因此，他提倡“闲中静坐，收敛身心”，甚至希望自己早日失明，说是：“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朱子文集》卷四六）
  朱熹在认识论上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早年，主张“默会诸心”，是向内用功的禅学一路；中年，强调“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是向外用功一路。晚年，主张“闲中静坐，收敛身心”，这就又是向内用功的禅学一路了。
  朱熹在认识论上的思想变迁，反映了道学中理学一派向心学一派发展的必然趋势。后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仅继承了陆九渊，实际上也继承朱熹。王阳明编有《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其中既有朱熹的早年之论，也确有朱熹的晚年之论。应该承认，朱熹的这部分言论和陆王之学是并无多大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