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既然人性皆善，人性皆同，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表现出纷纭复杂的状况呢？这是孟子等人未能作出回答的。对此，朱熹用气质之性来解释。气指的是阴阳二气，质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朱熹认为人所禀受的气质不同，人性也就因之而发生差异，就像水中撒进了酱、盐等物，滋味不一样了。他说：“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缘气质不同，虽有差殊。”这种人所接受的不同气质，朱熹称之为气禀。
  朱熹认为，气禀决定人的道德和性格状况。他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例如接受了天地的“清明浑厚”之气，就成为好人；接受了“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的天地“戾气”，就成为不好的人；接受的木气多了，人便温厚慈祥；接受的金气多了，人便刚强坚毅。
  朱熹又认为，气禀还决定人的才能和智愚状况。他说：“气禀所构，只通得一路，极多样。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或工于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朱子语类》卷四）就是说，由于气禀的拘牵和制约，使人只能长于一个方面，或通此，或通彼，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状况。孔子曾经把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及“困而不学”四种，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他没有作出说明，对此，朱熹做了解释。他说：气质“清明纯粹，绝无渣滓”的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清明纯粹”但稍有渣滓的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昏浊偏驳”可略具“清明纯粹之气”的是“困而学之”的众人，“昏浊偏驳”到了极点，完全没有“清明纯粹”之气的是“困而不学”的下民。
  据朱熹说，连人的富贵贫贱、生死寿夭都是气禀决定的。他说：“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你贵为王侯、富堪敌国吗？这是由于气禀。你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吗？这也是由于气禀。而且你是长寿或是短命，仍然决定于气禀。这一切，“固是都禀于有生之初”，在你一落地时就决定了的。不仅如此，连你是怎样死法，也还是决定于气禀。你是被杀、被绞或被囚禁而死的吗？同样是“固所自取，是亦前定，盖其所禀之恶气有以致之也”。
  这样，朱熹的气禀说就不仅用来说明人的道德、才智，而且也用来说明人的遭遇了。他有一段话，概括地叙述了气禀和人性以及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蚀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原来，气有精英、清明、敦厚、清高、丰厚、久长、衰颓、薄蚀的不同，人性和人的遭遇也就随着有了种种差异。据朱熹说，其间的关系是一定的。例如孔子禀得的是“清明之气”“低底气”“薄底气”。其中，“清明之气”使他成为圣人，“低底气”“薄底气”使他终身贫贱。颜渊呢？禀得的是“短底气”，所以死得早。这真是禀得什么气，就成什么人，气禀铁面无私地决定人的一生。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历来，儒家学派是用“天命”论来解释人的寿夭穷通。程颐、朱熹的气禀说则与之不同。“天非有殊，人自异禀。”你富你贵吗？这是气禀好，安富尊荣就是了。你贫你贱吗？别怨天，别尤人，全怪你的气禀不好。朱熹把气禀和人的贫富贵贱之间的关系视为“必然之理”，称为“命分”。他说：“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
  既然气禀如此重要，它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朱熹认为除天地之气外，还有父母之气。曾经有门徒问朱熹：人接受的是天地五行之气，但人又是父母所生，其间的关系如何？朱熹回答说：“便是这气须从人身上过来。”天地之气通过人体起作用，这就很有点儿接近于现代所说的“遗传”了。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遗传决定于生物体内的一种特殊物质——基因。朱熹的气禀说肯定作为物质的气在遗传中的作用，虽然粗浅，但显然有其正确的成分。但是，人性、人的道德观念和人的才能主要是在社会环境和后天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将遗传作为决定因素，必然陷入困境。据传说，尧是古代最崇高的圣人，他的儿子丹朱却很不肖；舜是继承尧的大圣人，他的父亲瞽叟不是好东西，儿子商均也不怎么样。对于此类问题，朱熹只能乞灵于“偶然”论或不可知论。他说：“气偶然如此，如瞽叟生舜是也。”但是，这一点连他的门徒也不相信。有人追问说：“瞽叟之气，有时而清明；尧舜之气，无时而昏浊”，偶然清明的瞽叟可以偶然地生个好儿子，但是全体始终，浑然一片清明之气的尧舜怎么会生出个大坏蛋来呢？在门徒的追问面前，朱熹言语支吾。门徒记载说：“先生答之不详。”有时，他干脆答之以“不可晓”“都不须如此思量”。
  朱熹很得意，自以为“气禀”论解决了千古不决的疑案。他说：“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朱子语类》卷四）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气质”或“气禀”说，并不是程颐，也不是张载的发明，它的始倡者是东汉的王充。王充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又认为“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程颐和朱熹的气禀说明显地受了王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