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提出双重人性的是北宋的张载和程颐。他们认为，人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人是理和气的结合。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前者指伦理观念，它构成人的“天命之性”；后者指阴阳二气，它构成人的“气质之性”。在朱熹看来，二者都是人不可缺少的，少了一项，就“做人不得”。
  一、人尽皆同的“天命之性”
  朱熹从程颐那里接受过一个命题，叫作“性即理”。他说：“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当人未有形气之前，它叫作理；当人已有形气之后，这个理“降”到了人身上，就叫作性。朱熹把这个天降的人性称为“天命之性”。
  朱熹认为当你呱呱落地，有了“人影子”的时候，“天命之性”便光临到人的“心”里了。他说：“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所谓“天命之性”，实际上就是儒学伦理观念。他说：“天命之性，不可形容。”“熹只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他解释道：仁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
  朱熹认为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寂然不动”的“未发”状态，这时候，性处于静止中；另一种是“感而遂通”的“已发”状态，这时候，性便发展为情了。他说：“在天为命，禀于人为性，既发为情。”所谓情指的是人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种感情，即孟子所说的“四端”。朱熹认为，它们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表现。他说：看见赤子入井了，于是形成恻隐之心；经过太庙或朝廷了，于是形成恭敬之心，其原因就在于“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因此，他把性称为体、称为根；情称为用、称为芽，认为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
  朱熹又说：“性是天赋与人，只一同。”他不同意韩愈等人的“性三品”说，认为人人都具备着仁、义、礼、智等天性，尧、舜也好，愚人、恶人也好，“天命之性”都一样，圣贤不多出一分，愚、不肖也不欠缺一分。他说：“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透过这些话，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朱熹笑眯眯地在向“常人”们招手：大家快来当圣贤呀！
  二、人的多样性决定于气禀
  既然人性皆善，人性皆同，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表现出纷纭复杂的状况呢？这是孟子等人未能作出回答的。对此，朱熹用气质之性来解释。气指的是阴阳二气，质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朱熹认为人所禀受的气质不同，人性也就因之而发生差异，就像水中撒进了酱、盐等物，滋味不一样了。他说：“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缘气质不同，虽有差殊。”这种人所接受的不同气质，朱熹称之为气禀。
  朱熹认为，气禀决定人的道德和性格状况。他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例如接受了天地的“清明浑厚”之气，就成为好人；接受了“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的天地“戾气”，就成为不好的人；接受的木气多了，人便温厚慈祥；接受的金气多了，人便刚强坚毅。
  朱熹又认为，气禀还决定人的才能和智愚状况。他说：“气禀所构，只通得一路，极多样。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或工于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朱子语类》卷四）就是说，由于气禀的拘牵和制约，使人只能长于一个方面，或通此，或通彼，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状况。孔子曾经把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及“困而不学”四种，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他没有作出说明，对此，朱熹做了解释。他说：气质“清明纯粹，绝无渣滓”的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清明纯粹”但稍有渣滓的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昏浊偏驳”可略具“清明纯粹之气”的是“困而学之”的众人，“昏浊偏驳”到了极点，完全没有“清明纯粹”之气的是“困而不学”的下民。
  据朱熹说，连人的富贵贫贱、生死寿夭都是气禀决定的。他说：“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你贵为王侯、富堪敌国吗？这是由于气禀。你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吗？这也是由于气禀。而且你是长寿或是短命，仍然决定于气禀。这一切，“固是都禀于有生之初”，在你一落地时就决定了的。不仅如此，连你是怎样死法，也还是决定于气禀。你是被杀、被绞或被囚禁而死的吗？同样是“固所自取，是亦前定，盖其所禀之恶气有以致之也”。
  这样，朱熹的气禀说就不仅用来说明人的道德、才智，而且也用来说明人的遭遇了。他有一段话，概括地叙述了气禀和人性以及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蚀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原来，气有精英、清明、敦厚、清高、丰厚、久长、衰颓、薄蚀的不同，人性和人的遭遇也就随着有了种种差异。据朱熹说，其间的关系是一定的。例如孔子禀得的是“清明之气”“低底气”“薄底气”。其中，“清明之气”使他成为圣人，“低底气”“薄底气”使他终身贫贱。颜渊呢？禀得的是“短底气”，所以死得早。这真是禀得什么气，就成什么人，气禀铁面无私地决定人的一生。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历来，儒家学派是用“天命”论来解释人的寿夭穷通。程颐、朱熹的气禀说则与之不同。“天非有殊，人自异禀。”你富你贵吗？这是气禀好，安富尊荣就是了。你贫你贱吗？别怨天，别尤人，全怪你的气禀不好。朱熹把气禀和人的贫富贵贱之间的关系视为“必然之理”，称为“命分”。他说：“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
  既然气禀如此重要，它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朱熹认为除天地之气外，还有父母之气。曾经有门徒问朱熹：人接受的是天地五行之气，但人又是父母所生，其间的关系如何？朱熹回答说：“便是这气须从人身上过来。”天地之气通过人体起作用，这就很有点儿接近于现代所说的“遗传”了。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遗传决定于生物体内的一种特殊物质——基因。朱熹的气禀说肯定作为物质的气在遗传中的作用，虽然粗浅，但显然有其正确的成分。但是，人性、人的道德观念和人的才能主要是在社会环境和后天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将遗传作为决定因素，必然陷入困境。据传说，尧是古代最崇高的圣人，他的儿子丹朱却很不肖；舜是继承尧的大圣人，他的父亲瞽叟不是好东西，儿子商均也不怎么样。对于此类问题，朱熹只能乞灵于“偶然”论或不可知论。他说：“气偶然如此，如瞽叟生舜是也。”但是，这一点连他的门徒也不相信。有人追问说：“瞽叟之气，有时而清明；尧舜之气，无时而昏浊”，偶然清明的瞽叟可以偶然地生个好儿子，但是全体始终，浑然一片清明之气的尧舜怎么会生出个大坏蛋来呢？在门徒的追问面前，朱熹言语支吾。门徒记载说：“先生答之不详。”有时，他干脆答之以“不可晓”“都不须如此思量”。
  朱熹很得意，自以为“气禀”论解决了千古不决的疑案。他说：“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朱子语类》卷四）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气质”或“气禀”说，并不是程颐，也不是张载的发明，它的始倡者是东汉的王充。王充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又认为“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程颐和朱熹的气禀说明显地受了王充的影响。
  三、敞开了成圣成贤的大门
  按朱熹的说法，气质对人性和人的遭遇有如此重要的决定作用，那么，如果撞着了不好的气质，有无办法可以挽救呢？有的。
  朱熹认为“天命之性”以“气质之性”为安顿、搭挂之处，气质之性不好，天命之性就要受到“蔽锢”，但是，天命之性仍然存在。他比喻说：“理如一宝珠，在圣贤，则如置在清水中，其光辉自然发现；在愚不肖者，如置于浊水中。”这就是说，儒学伦理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精神实体，虽是愚人、恶人也不例外，它可以被“蔽锢”，但是不会消失。
  污水可以返清，宝珠可以重光。朱熹认为气质之性也可以变化，方法就是从事“格物致知”“存天理，去人欲”之学。他说：“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只是道理明，自然会变。”
  他鼓励人们“勇猛直前”“用功克治”。据他说，在经过了“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坚强努力后，天命之性就可以重新发生作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了。这里，朱熹是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但是它只停留在道德修养领域内。
  愚可以转化为智，不肖可以转化为圣贤，那么，贫是否可以转化为富，贱是否可以转化为贵呢？不能。朱熹说：“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据他说，这就像是山中的一棵树，或贵而为栋梁，或贱而为厕料，都是“生时所禀气数如此定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给一个会“算命”的徐姓儒者作序，内称：“得于有生之初者，其赋与分量固已如是，富贵荣显固非贪慕所得致，而贫贱祸患固非巧力所可辞也。”（《赠徐端淑命序》，《朱子文集》卷七五）这里，朱熹就不允许你发挥任何一点主观能动性了。
  朱熹敞开了成圣成贤的大门，但是，却坚决关闭了人们求“贵”、求“富”的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