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写过一首诗，叫作《春日偶作》：“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屦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当严冬占领着大地的时候，众木凋零，万花纷谢，然而，春天一到，千葩怒放，万蕊竞发，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顿时被装点得无限妖娆。这是由于一种什么力量呢？
  世界是丰富的，然而又是统一的；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样的，然而又是有规律的。以动植物而论，谁数得清它们究竟有多少种、多少类，然而在遗传上，它们却遵守着严格的秩序，并不出现“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的情况，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他又却自定。”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朱熹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理”的“主宰”作用。他说：“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帝是理为主”。就是说，主宰丰富而又统一的物质世界的最高力量是理，所谓“上帝”，指的就是理的主宰作用。
  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上帝创世说。商周时代，人们炮制了一个天上人间、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帝”或“上帝”。这个上帝有意志、有感情，有时高兴、有时发怒。它为人间选择统治者，安排人的富贵贫贱，并以某种方式对人实行赏罚。朱熹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若说）真个有个上帝，如世间所塑之像固不可。”“哪得个人在上面分付（吩咐）这个！”这里，朱熹明确地否定了有人身的上帝。他又说：“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个不是人又似人的力量就是理。
  两宋哲学中，有所谓天地有心、无心的争论。在这一争论中，朱熹动摇于二者之间，他说：“今须欲知得它有心处，又要见得它无心处。”但是朱熹明确地表示，天地的生物是无意识的，“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不像人一样思虑，这就明确地否定了神学目的论和世俗的上帝创世说。
  关于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从来就有两种对立的看法：“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柳宗元《非国语》），“动非自外”（张载《正蒙·参两篇》），这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的看法；而一切从物质世界外部找寻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的企图都将通向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朱熹否定有人身的上帝和神学目的论，这就走近了无神论，西方的某些教士们曾对此表示愤慨。（李约瑟称：“耶稣会的教士对于理学家以长篇扩论否认人格化的上帝一事甚表愤慨。”见《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台北版，第一百七十三页。）但是，又应该指出，他从“造化”之外、“阴阳”之外，找出了一个“所以造化”“所以一阴一阳”的主宰者——理来，这仍然是变相的上帝创世说。只不过这位上帝没有人身，即没有肉体，没有眼和鼻，也没有喜怒哀乐罢了。
  在社会发展中，人们不断修改自己的“上帝”。最初出现的是有人身的上帝，然后逐渐出现无人身的上帝。殷墟文字记载，“帝其令风”“帝其令雨”。这里的上帝就是有人身的。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无神论思想的兴起，奴隶主阶层逐渐以“天”的概念代替了“上帝”的概念。到了汉朝的董仲舒（前179—前104），他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能干预人事，可以通过灾异和祥瑞表示对人们的嘉奖和谴责。这里，上帝的人身不那么强调了，但是上帝的意志和感情却仍保留着。经过了司马迁、扬雄、桓谭（约前20—56）、张衡（78—139）、王充、柳宗元（773—819）、刘禹锡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到了朱熹生活的时代，上帝的意志和感情也保留不住了，于是出现了朱熹所说的“无躯壳底圣人”——理。
  必须指出，朱熹在大力推尊他的无人身的上帝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有人身的上帝。他把《尚书》中“帝乃震怒”的“帝”解释为“理”，这个“理”，虽不是人，但却可以发怒。他很相信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认为水旱之灾，气候异常，地震山摧，都是天对人的谴告，必须“修德正事”，才能使“上帝鬼神，收还威怒”，变灾为祥。这类情况，大抵见之于他劝宋朝皇帝“克己自新”的奏札。政治的需要牺牲了理论原则。这里，有人身的上帝又再神气活现地出现了。
  在对于一般鬼神的看法上，朱熹也表现了类似的情况。某些时候，他否定了有人身的鬼神，力图用一种新的鬼神观来代替它们，而最终则又承认了有人身的鬼神。
  佛教主张“神不灭”，认为人虽死，但精神魂魄仍然存在，可以自由来往，可以转世投生。佛教的这种看法和朱熹的理不灭，理是世界主宰的观点相矛盾，因此他竭力反对，说是“改名换姓，自生自死”“不由天地阴阳造化”，真是“岂有此理”！为了反对佛教的鬼神观，朱熹承袭过张载的某些观点。张载认为：“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用气的不同运动形态来说明鬼神，实际上是一种无神论思想。但是，由于仍然保留了鬼神的名称，所以又可以通向有神论。
  朱熹说：“鬼神不过阴阳消长而已。”由此出发，他宣称鬼神并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类”，“只是气”。他举例道：风雨雷电初发是神；风止雨过，雷住电息是鬼。有时，他甚至把甘蔗的“甘香气”称为“神”，把“浆汁”称为“鬼”。这样，鬼和神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在这方面，朱熹同样走近了无神论。但是，他又迅速走向了有神论。他认为人死之后，气并未散尽，可以通过祭祀进行“感通”，呼召先祖之气来聚。这就实际上承认人死之后仍然具有某种知觉功能，从而倒向神不灭论了。
  朱熹最主张祭祖时必须“尽其诚敬”，他说：“若道无物来享时，自家祭甚底了？肃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云车拥从而来，又妄诞！”（《朱子语类》卷三）可见他反对的只是世俗的鬼神观，他所力图塑造的是一种以气为其物质基础的新的鬼神。在小说《祝福》中，鲁迅曾经描写过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他案头放着《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祥林嫂因为再嫁，就被认为“败坏风俗”，“祭祖时可用不着她沾手”“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这位鲁四老爷不是很像朱熹吗？
  朱熹认为不仅子孙之气可以和祖先之气相通，人和天地、山川、古代圣贤之间也可以“感通”。据他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后人祭古代圣贤，因为是祭所当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气”，都会发生“精神魂魄”互相“感通”的现象。“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孔子起，儒家一直重视祭祀；朱熹的“感通”说为之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因此，尽管有时朱熹学着孔子的样子，扭扭捏捏地不大愿意谈鬼神问题，但在他的门徒一再追问时，却还是肯定地说：“鬼神是本有底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