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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叫作理一分殊，讲的是一理和万物、一理和万理的关系。
  朱熹将物分为三类：“有血气知觉者”“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动物、植物和无生物。他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各有差别，称之为“分殊”，但是，它们的理又是相同的，故称为“理一”。
  在朱熹看来，万物产生于一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理的派生品：“牛得之为牛，马得之为马，草木得之而为草木。”但是，朱熹又认为这些源于一理的事物在形成差别之后，即彼此固定，“各有一定之分”：牛不可为马，马不可为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天不可为地，地不可为天；大不可为小，小不可为大之类。这便是他所说的：“分，犹定位耳。”
  如果说牛、马、厅、堂、桃、李、张三、李四“只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怎么会忽而表现为牛，忽而表现为马，忽而表现为厅、堂、桃、李、张三、李四呢？朱熹的回答是：“同者理也，不同者气也。”据他说，事物之所以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乃是由于气质不同。例如草木等植物都是得阴气，而能走能飞的动物都是得阳气；再往细里分，草是得阴气中的阴气，木是得阴气中的阳气；又如人是得气质之清者、正者、全者，禽兽是得气之浊者、偏者等等。
  朱熹认为由于事物所禀受的气质不同，所以它们的理也就有了差异。他在《答黄商伯》函中说：“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朱子文集》卷四六）意思是：从本原上看，万物之理都是一个，但是当理气结合，万物各自有了自己的形体之后，它们的理就不相同了。于是，就出现了马有马之理、牛有牛之理的情况，朱熹把这种情况称为：“万殊各有一理。”据他说：万殊之理也都各自固定，不可移易。他说：“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之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做马底性。物物各有个理。”这样，原来是无差别境界，由于有了气的参与，就变成有差别境界了。
  一方面，万物同源于一理（太极），另一方面，物物又各有个理。它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朱熹认为尽管万物之理各不相同，但都是太极的完整的体现。他以雨为例说：下雨了，大窝窟便有大窝窟水，小窝窟便有小窝窟水，木上有木上水，草上有草上水，它们虽有所在的不同，但水的本质都是完整的；同样地，牛之理、马之理、桃之理、李之理、厅之理、堂之理、张三之理、李四之理虽然有“分殊”之异，但作为理的本质也都是完整的。所以他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在《太极图说解》中，他更进一步表示，即使是“冲漠无朕”的微观世界，它所包含的理的本质也还是完整的，“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这就是说，有差别境界在实质上又是无差别的。禅宗僧侣玄觉在《永嘉证道歌》中曾说：“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朱熹认为这两句诗很好地说明了“理一分殊”的含意。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同一的一面，又有差别的一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般中有特殊，特殊中有一般。朱熹的上述思想显然是深刻的，已经为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所充分证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c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说过这样一段话：“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设想成一座充满植物的花园，一个充满着鱼的池塘。可是植物的每个枝丫、动物的某个肢体，它们的每一滴体液，也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这样的池塘。”莱布尼兹曾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这一段话很类似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
  一切物质形态都具有相对性，都依一定的规律，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形态，所以事物间的差别是可变动的、相对的。朱熹的“理一分殊”命题虽然包含着辩证法的成分，但是，他把事物间的差别看成是固定的、不可移易的，这就又违反了辩证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别性问题。庄子认为细木头与粗大的屋柱子、丑人与美女之间是同一的。郭象（？—312）则认为事物之间在“形状”上存在差别，但是只要同得其“性”，也就无所谓差别。唐代的华严宗（佛教其中一个宗派）把世界分为“理法界”和“事法界”，认为“理法界”是派生“事法界”的本原，同时又普遍地、完整地存在于每个事物或现象中。《华严发菩提心章》说：“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意思是说，“事法界”虽然千差万别，但“理法界”却是统一的、平等的。
  朱熹在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时，明显地接受了庄子、郭象，特别是华严宗的影响，但是又有所扬弃。在作为物质世界本原的“太极”面前，他认为一和万并没有区别，但是，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面前，他却坚决摒弃相对主义，认为事物之间的差别固定而不可移易。
  说明自然是为了说明社会，朱熹提出“理一分殊”，目的在于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辩护。
  张载在《正蒙·乾称》篇里讲到“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地是父母，百姓是同胞，万物是同伴；又讲道：帝王是天地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的家务总管等等。张载自己把这一段话写出贴在住室的西窗上，作为座右铭。程颐对这一段话极为欣赏，改题为《西铭》。在《西铭》的注释中，朱熹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天地的子女，而天地又是由理派生出来的，因此叫“理一”；而万物一经产生，就有了“大小”和“亲疏”的分别，“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这就叫“分殊”。朱熹特别强调“分殊”。他说：“不可认做一理了只滚做一看，这里各自有等级差别。”（《朱子语类》卷九八）
  中国古代社会是高度发展了的等级制社会。朱熹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卷十八）朱熹这里说的“所居之位”，指的就是人们在社会等级划分中所处的地位。“所居之位”不同，他们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以及政治、经济权利也就有了差异，“只是这一个道理流出去，自然有许多分别”。他把这些“分别”称为“天分”或“定分”。朱熹要人们“惟分是安”，不得有丝毫超越。他说：“且如嗜刍豢而厌藜藿，是性如此，然刍豢分无可得，只得且吃藜藿。”在朱熹看来，虽然人人都喜欢吃猪肉而讨厌吃野菜，但是，如果“天分”注定了你没有猪肉可吃，那就老老实实地吃野菜吧！
  朱熹又说：“如君臣之间，君尊臣卑，其分甚严，若以势观之，自是不和，然其实却是甘心为之。皆合于理，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诸侯六、大夫四，皆是当如此。”（《朱子语类》卷二三）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一佾八人。按《周礼》的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士用二，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的一种规定。朱熹认为这种等级差别“皆是当如此”，照此奉行，就叫合“理”，不照此奉行，如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就叫不合“理”。
  战国后期，荀子（约前313—前238）认为社会物质财富满足不了人们的普遍要求，必然发生争乱，因此，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所以他主张“明分”，要求人们承认等级差别。朱熹吸取了前代的有关学说，提出了“理一分殊”说，为礼——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作了新的理论论证。他这一论证要比孔子、荀子精致得多。礼就是“天理之节文”，一切关于礼的繁文末节的规定都是自然之理。他说：“主人升东阶，客上西阶”；“上东阶，先右足；上西阶，则先左足”等等，“自是理合如此”。因此，君用八佾，臣用六佾、四佾、二佾，这叫“分殊”；我吃猪肉，你吃野菜，这也叫“分殊”。“各自有一个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都是太极的完整无缺的体现。朱熹希望经过这样的论证后，就能够克服“相攘相夺”的情况，使人人都安于“本分”，“你得你底，我得我底”，过着“和而有别”的生活。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的“理一”说似乎是充分“平等”的理论，然而，就在这“平等”的“理一”说中却安排了极为不平等的“分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