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提出“理”，有其现实依据。他说：“且如这箇（个）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朱子语类》卷六二）又说，镜子可以照人，“把木板子来却照不见，为他原没这光底道理。”（《朱子语类》卷九五）在讲学中，朱熹举过不少类似的例子。例如：水流向下，火焰向上；水之必寒，火之必热；所以为春夏，所以为秋冬；此宜植某物，彼宜植某物，以至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等等。朱熹认为，“皆有至理”。
  是不是事事物物都有它的理呢？是的。
  从自然到社会，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有着一定不移的基本秩序，也就是规律，古人称之为理。例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就把事物的普遍规律称为“道”，把事物的具体规律称为“理”。北宋时，自然科学水平有了空前提高，人们也就愈来愈多地探索在自然现象后面的规律。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就多次提到“理”或“至理”这一概念，如制盐之理、共鸣之理、胎育之理、磁石之理、雷震之理、养生用药之理等。他的常用语言为：“推之亦皆有理”“此理信然”“源其理”，个别地方，他并论述到“理”和“必然”的关系。
  朱熹熟悉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对自然科学颇有兴趣。以水力转动，形成一个齿轮系统的“浑仪”是北宋时苏颂（1020—1101）发明的重要天文仪器，据《宋史》卷四十八记载，朱熹就曾家藏“浑仪”，“颇考水运制度”，致力于恢复苏颂的水力传动装置。他在天文、气象、地质、农业等方面，也具有丰富知识。《礼记》有所谓“和而后月生”，“三五而盈，三五而缺”的说法，朱熹驳斥道：“如此则气不和时便无月，恐无此理。”又说：“若以理推之，则无有盈缺也。”这里所说的理，显然指的是规律。同样，当朱熹论述除去一只脚的椅子坐不得一类自然现象时，他所说的理也显然是规律。
  朱熹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这里所说的“错综不失条绪”，指的是事物运动所遵循的基本秩序，即规律性。他又说：“至于所以然，则理也。”所谓“所以然”，指的是引起一定现象或结果的原因，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原因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理”还具有另外的意义；他说：“理便是仁、义、礼、智。”这个理，又叫作道。朱熹认为它适用于古今一切人，是“公共”的，人人必须遵循。他说：“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二）说得很清楚，“理”乃是约束人们行为，指导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的普遍准则。
  规律和伦理不是一个概念。朱熹把作为规律的椅子一类客观事物之“理”和作为行为规范的忠孝之“理”综合到一块儿，他就陷入谬误了。
  规律为客观事物所固有，既不能由人创造，也不能由人加以改变或消灭，它具有不可违抗的必然性。人可以认识规律、运用规律，但是必须服从规律。伦理则由人制订，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伦理观念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当一种伦理观念已经陈旧，或被认为违反人性和人权时，人们可以违抗，动员舆论的、教育的力量去批判，以至运用行政的力量去废止它。
  朱熹在叙述“理”这一范畴的特征时，特别强调它是天然自有的，和人的活动、意志无关。他说：“这个道理，是天生自然”“长在天地间”“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又很强调它的不可违抗的必然性。他说：“人入于水则死，而鱼生于水，此皆天然合当如此底道理。”有时，朱熹在理字前面还要加个“定”字。他说：“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个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饥之必食。”朱熹认为人只能服从理，顺应理。他说：金、木、水、火、土，一一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熔做金用，便无此理”。（《朱子语类》卷九七）经过了如此一番精心的、细致的论证之后，朱熹就下结论了。他说：“理必须是如此”，“理如此固不可易”。语气何等坚决！何等果断！然而，朱熹还有话说：“为子必孝，为臣必忠，决定是如此。”原来，朱熹是在为儒学伦理论证。
  当朱熹的“顺理”思想停留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时，他是正确的。这时，他实际提出的是人应该尊重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的思想。他说：“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但是，当朱熹的“顺理”思想一进入社会伦理领域时，就不一定正确了。
  朱熹说：“《大学》教人，先要理会得个道理。若不理会得，见圣人许多言语，都是硬将人制缚，……（若）见得许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铁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朱子语类》卷十四）就是让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都从内心自觉地、不加怀疑地遵守儒学伦理，这就是朱熹的目的，也是宋明道学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