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秦汉以后，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在它们强大力量的打击下，有的王朝衰落了，有的王朝倒塌了。这些事实，迫使统治者及其思想家逐渐懂得，必须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
  朱熹生活的年代，先后发生农民、茶贩、饥民等各类造反约二十次。朱熹生活的福建，更是“每三四年一次发作”。卫博在《定庵类稿》称：“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自建炎四年（1130）起，先后发生范汝为、管天下、杜八子、何白旗、姜大老等领导的多次造反。这些情况，像梦魇一样沉重地压在朱熹的心头。淳熙七年（1180），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生民日益困苦，无复聊赖。草茅有识之士，相与私议窃叹，以为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两年后，他在《上宰相书》中又说：“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赤眉、黄巾、葛荣、黄巢之徒，其已事可见也。”显然，农民起义的威胁使朱熹经常忧惧不安。
  朱熹主张适当地减轻对人民的税收，借以调节矛盾，稳定社会。宋代税目繁多，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各样的附加税。朱熹愤愤地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在《庚子应诏封事》中，他直率地向孝宗指出当时巧取滥收的严重情况，所谓“纳米收耗”，可以一倍、再倍地往上加；所谓“预借官物”可以一年、两年以至三年、四年地往上增。他要求南宋统治者改变这种状况。淳熙九年（1182），他在《上宰相书》中说：“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则不可以复收。”几年后，他又向最高统治者进言：“得财失民，尤为不可。”（《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一一）贪婪的统治者不知餍足地追求财富，常常因此失去民心，从而失去一切。朱熹很懂得这一点。淳熙六年（1179），李揖在广西造反，出榜宣布，“不收民税十年”。义军的这一措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称李揖为李王，称宋军为“贼”。对此，朱熹评论说：“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语类》，卷一三三）
  朱熹一生多次办理过“荒政”。孝宗隆兴四年（1168）春夏之间，福建浦城饥民揭竿而起，朱熹即向知府请求，运粮借给饥民。这样，就使浦城举义的饥民孤立无援，不久即被扑灭。同年冬收获之后，借粮的百姓还回了粮食，朱熹即会同地方官在当地建立社仓。其办法是：平时借粮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荒年借粮利息减半，大荒之年完全不收利息。朱熹认为此法可以“下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与王漕书》，《朱子文集》卷二七），因此于淳熙八年（1181）要求孝宗通令各地普遍设立，奉旨颁行。
  为了防止农民“从乱”，朱熹积极主张清丈土地。他清楚地看到了税收问题上的不合理现象，也清楚地看到了对待“经界”的不同态度：豪家大姓、县吏乡司等不以为便，“独有贫民下户，欲行此事，有同饥渴”（《与张定叟书》，《朱子文集》卷二七）。他表示要为“贫民”着想，声称“今之为县，真有爱民之心者，十人则十人以经界为利”（《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对于南宋政府的地方官吏，朱熹做过尖锐的抨击，说他们“漠然无意于民”，甚至说他们“视民如禽兽”。他本人则一贯主张“仁民”“爱民”。淳熙九年（1182），南宋政府尚书省所下文书中有“严行督责”一词，朱熹大为激动。他立即上书说：“督责二字，考之前史，则韩非、李斯惨刻无恩，诖误人主之术，非仁人之所忍言也。”（《论督责税赋状》，《朱子文集》卷二一）他对孝宗说：官府固然应该禁止农民的“强借劫夺”，但“亦须先示存恤之意，然后禁其为非，庶几人心怀德畏威，易以弹戢”（《论督责税赋状》，《朱子文集》卷二一）。在朱熹看来，一个“德”，一个“威”，必须二者兼备，老百姓的“不轨”行动才易于“弹戢”。
  在农民规规矩矩时，朱熹主张施之以“仁爱”，但是，当农民揭竿造反时，朱熹就主张“围掩搜捉”“尽力扑讨”了。曾经有人建议他：为政应当以宽为本，以严作为辅助手段。朱熹不同意，他说：“某谓当以严为本。”儒家一贯标榜“不忍”之心。朱熹这时却说：“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
  朱熹重视刑与法的作用，主张用严刑、重刑。他说：“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诫。”（《朱子语类》卷七八）对先秦法家学派，朱熹颇多攻击，但是对其主张严刑峻法，朱熹却颇为欣赏。据他说，刑法轻就会助长老百姓的“悖逆作乱之心”，只有用严刑、重刑，才能使人们“不敢肆意于为恶”。（《戊申延和奏札》，《朱子文集》卷一四）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刺面涂墨、割鼻、砍足、破坏生殖机能等残酷的刑罚。这几种“肉刑”在汉文帝和隋文帝时代先后被废除，但是，朱熹却主张恢复后两种刑罚。淳熙七年（1180），他在南康明确规定，缺食的农民只能上门赊借，如果发生了“妄行需索，鼓众作闹，至夺钱米”等情况，就一定要“追捉根勘，重行决配”。接着，他又宣布，对于那些“扇惑聚众”“劫掠居民财物米谷”的农民处以严重的刑罚：抢一疋布，流放三年；抢十疋，处以绞刑；如果手持木杖，即使没有抢到财物，也要流放三千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中说：“自宋以来，为君子儒者，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朱熹的思想体系内显然有申不害（约前385—前337）、韩非（约前280—前233）的成分。
  据朱熹说，南宋时期经常出现“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和“地客杀地主”的情况，他要求南宋王朝诏令各级官吏，“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戊申延和奏札》，《朱子文集》卷一四）。这就是说：“上”可以压“下”，“尊”可以凌“卑”，“下”和“卑”受了压迫和欺侮，只能忍着，不能到衙门里去告，“虽直不右”，有理也不替你伸张公道。
  朱熹关于“仁民”“爱民”的种种标榜不乏主观的真诚，但是判断一个思想家不应该根据他为自己编织的幻想，而要掌握其全部体系，揭示其实质，分析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