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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杨时的二传弟子吕本中、张九成、喻樗的学生汪应辰以左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权户部侍郎调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在任期间，着手整理、编印《龟山集》，得到了朱熹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汪应辰（1118—1176），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人。五岁知读书属对，十岁能诗。未冠，首贡乡举。试礼部居高选，宰相赵鼎奇之。绍兴五年（1135），举进士第一，年甫十八，授镇东军佥判，后召为秘书省正字。时秦桧主和议，应辰上疏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之可畏，忤桧意，出通判建州。桧死，始还朝，累官吏部尚书。应辰为人刚方正直，敢言不避，中贵多侧目。以端明殿学士出知平江府，连贬秩，遂致仕不起。少从吕居仁（本中）、胡安国游。精于义理，好贤乐善，学者称玉山先生。卒，谥文定。有文集五十卷传世。
  汪应辰调任福建时路经建安，读朱熹诗文，叹为远器，与朱熹相见，即与陈康伯、陈俊卿、凌景夏向朝廷举荐朱熹。此后，还多次邀请朱熹到福州交谈和战问题及编刻《龟山集》等事宜。
  隆兴元年（1163）四月，朱熹将收集到的罗从彦所记《龟山语录》寄给汪应辰。汪应辰复信说：“罗丈《语录》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谨具别纸。他日《龟山集》刻板，并以诸家语录附之，不必送延平也。”（《文定集》卷十五《与朱元晦书》）
  六月九日，朱熹复信说：
  蒙垂谕《语录》中可疑处，仰见高明择理之精，不胜叹服。如韩、富未尝同朝，王、韩拜相先后，如所考证，盖无疑矣。龟山之语，或是未尝深考，而所传闻不能无误。窃谓止以所考岁月注其下，以示传疑，如何？
  《书解》三段，不类记录答问之言，按行状自有《书解》，恐即《解》中说也。共、兜事，《三经义辨》中亦云，若据经所记，即驩兜之罪正坐此，《尧典》所记皆为后事起本，反复详考，即自见矣。“典刑”两句绝类王氏，殊不可晓。细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之一语自《庄子》中来，所以尤觉不粹。以此知异学决不可与圣学同年而语也明矣。
  龟山答胡迪功问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为宗，谓之不作可也，熹亦疑此语。如《论语》老彭之说，只以《曾子问》中言礼数段证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见。盖老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未可知也。盖《列子》所引皇帝书，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岂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即龟山之意，却似习于见闻，不以庄老为非者，深所未喻也。……姑以《语录》《论语解》之属详考，即可知矣。如《语解》中论子路有闻一章，可见其用力处也。龟山却是天质粹美，得之平易，观其立言亦可见。……龟山又于《语解》“屡空”处云，“大而化之，则形色、天性无二致也，无物不空矣”，亦此意。然恐此类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实以为此之理即彼之说也。……区区下情，不胜至望。（《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书》）
  隆兴二年（1164）二月，朱熹又南下福州，主要是请汪应辰为已故先生李侗作墓志铭和帮助汪应辰编订《龟山集》。汪应辰在给吕大虬信中提到：“某承乏如故……朱元晦到此，一月而归。其学问精进，所养益厚，所谓日新而未见其止也。”（《文定集》卷十五《与吕叔潜书》）其后四月上旬，汪应辰致信朱熹说：“见许下顾，朝夕以冀，下旬即遣人往也。温公答明道帖，论横渠谥事，欲附见于《龟山集》中，切望录示。”（《文定集》卷十五《与朱元晦书》）是年下旬，朱熹再到福州讨论时事，并对《龟山集》的编订做出谋划。后来朱熹在《答尤尚书》中也谈到此刻本：“示喻程门诸人行事附见，甚善。龟山靖康间论事颇多，今《长编》中全不载，盖缘汪丈当时编集之际，杨家子弟以避祸为说，恳请删去，故雍传即不见其章疏。后来延平重刊《龟山集》，方始收入。他时或作杨传，不可不细考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五）朱熹在《答李季章书》中也说：“顷见靖康间事，杨龟山多有章疏，不曾编见，不知后来曾补否？盖汪丈所刻本不曾载，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议后来南剑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补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廖德明还记载朱熹讲到一个细节：“邹道乡奏议不见于世。德久尝刊行家集，龟山以公所弹击之人犹在要路，故今集中无奏议。后来汪圣锡在三山刊《龟山集》，求奏议于其家，安止移书令勿刊，可惜！不知龟山犹以出处一事为疑，故奏议不可不行于世。安止判院闻之，刊于延平。”（《朱子语类》）
  朱熹所谈到的这一细节发生在绍兴三年（1133），其时侍郎邹浩（道乡）已逝世二十余年，其子邹柄集父亲之奏议一编，请杨时为序，对“奸佞之徒”迫害其父的罪行予以揭露和批判，杨时于是写了《邹公侍郎奏议序》。因施害者尚在当路，为防止他们“见之，遂为世仇”，对邹浩之子孙进行迫害，杨时于是又写了《与邹德久》书，建议“若镂板，可节去弹击之章，未须传也”，故“邹道乡奏议不见于世”。后来汪应辰在福州刊印《龟山集》时，向杨家索求龟山靖康间之奏议，“杨家子弟以避祸为说”“移书令勿刊”，“故雍传即不见其章疏”。朱熹认为非常“可惜”。因为当时有人误解杨时晚年出山是由于蔡京推荐的缘故，而这些奏议正体现了杨时爱国爱民、正色立朝的精神。朱熹认为：“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文定之言‘当时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语最当。”于是执意要杨安止将龟山奏议编入《龟山集》。
  据《宋元学案》卷二十五载：“初，汪圣锡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议》于其中，盖以当时尚多嫌讳，亦文靖所定《道乡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谓文靖晚年出山一节，世多疑之，奏议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闻之，遽梓于延平。”这一意见被采纳，不仅体现了杨安止与朱熹关系之密切和对其的尊重，而且显示了朱熹强烈的正义感与远见卓识。
  《龟山集》刊印后，朱熹遍寄朋友。张栻获得后曰：“数日来看《龟山集》，乃知前辈所造如龟山辈，未易轻议也。”（张栻《南轩集》卷十九《答吴晦叔书》）大约在淳熙十二年，刘炳刊行《龟山别录》，朱熹还作跋语寄去嘱附录之。（《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四《答刘韬仲书》）这些都说明朱熹不仅大力支持帮助编刊《龟山集》，而且努力维护和宣传杨时的正面形象。
  邹公侍郎奏议序
  〔宋〕杨时
  道乡邹公，自少以道学行义，知名于时。其为人也，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望之，睟然见于颜面，不问知其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犹虚舟然，而坚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
  元符中，用侍臣之荐，擢居谏垣，从人望也。是时，哲宗皇帝厉精求治，用贤如不及，一见即以公辅期之。嘉言入告，无不从者。适中宫虚位之久，大臣欲自结于嬖昵之私，为保位之谋，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为公议不允，忤上旨。奸谀之徒，恶其害己，相与协力，挤之于陷阱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伪为之，加以诋诬不实之语，如取他人之子以杀其母之类。流布中外，欲天下闻之，真若有罪者，其为谋深矣。虽有端人正士，无敢为公辩明者。
  公既殁，迨今二十余年。昔之奸朋，凋丧略尽，而正论行焉，真伪是非，始有在矣。绍兴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议一编，属余为叙。余于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为尤详。其事之本末，皆余所亲闻见者，故详著之，以昭示来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为善，终不可诬也。
  公之将亡，余适还自京师。闻公疾革，未及弛担，即驰往省之，见其薾然仅存馀息，然语不及私，犹以国事为问。盖其平生，以天下之重为己任，至垂绝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怆然不能释。呜呼！世道凋丧久矣，不复有斯人也！
  邹侍郎，即邹浩，晋陵人，字志完。元丰进士。哲宗朝为右正言，累上书言事。章淳独相用事，浩露章数其不忠，因削官，羁管新州。徽宗立，复为右正言，累迁兵部侍郎，两谪岭表，复直龙图阁。卒谥忠。有《道乡集》。学者称“道乡先生”。
  与邹德久
  〔宋〕杨时
  先公《奏议序》纳去，鄙拙不足以发扬盛德，负愧多矣。
  闻令弟欲令福唐镂板，传之久远，甚善。然其间有弹击权要，今子孙恐有当路者见之，遂为世仇，不可不虑也。如欧公有从谏，正谓此耳。若镂板，可节去弹击之章，未须传也。
  公更思之！
  邹德久，即邹柄，邹浩之子。弱冠弃科举，从杨时游。靖康初权给事中，出守天台，行其所学，颇多善政。有文集及《伊川语录》传世。
  在《朱子语类》中还有一段顺昌廖德明记录的关于朱熹讲论杨安止劝秦桧去相位反遭坐论去国的事：
  问：“富直柔握手不语，不审何说？”曰：“往往只是说富公后来去朝廷使河北，被人谗间等事。秦老闻之，忽入去，久之不出，富怪之。后出云：‘元来做宰相是不可去！’秦既再入，遂谮魏公于赵公。又因唐晖等二事倾去赵相，一向自做，更不肯去。胡和仲尝劝秦云：‘相公当国日久，中外小康，宜请老以顺盈虚消息之理。’秦曰：‘此事不然，我当时做这事，尚拖泥带水，不曾了得。’问：‘何事未了？’曰：‘是未取得他中原。’曰：‘若取中原，必须用兵，相公是主和议者。’曰：‘我从来固不主用兵，然虏自衰乱，不待用兵，自可取。’后来杨安止亦有札子劝秦相去位，秦相大率如对和仲者。于是不乐，安止遂坐此去国，不然，安止亦顺做从官。”
  廖德明，字子晦，顺昌人。少学释氏，及得杨时书，读之大悟，遂受业朱熹之门。乾道五年进士，累官吏部左选郎官。著有《文公语录》《春秋会要》《槎溪集》。富直柔是富弼之孙，秦老是秦桧，魏公是张浚，赵公是赵鼎，胡和仲，即胡安国次子胡宁。因劝权相秦桧去位，出为夔州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杨安止，杨时后裔，生平不详，但南宋著名词人韩元吉有《送杨安止罢信幕赴调》云：
  后生仰前辈，今世思古人。
  岂得岁月久，所怀风俗淳。
  昔我家闽中，龟山实其邻。
  出门尚群盗，欲往志不伸。
  相从朋旧间，得语尽可珍。
  俯仰今几保，遗编半埃尘。
  白头入幕府，始与夫子亲。
  夫子龟山裔，麕䴥见祥麟。
  晚同柱后史，无心问平津。
  典型在眉睫，温然异群伦。
  向来簿领中，挟书听谆谆。
  岂不开我塞，异闻此其真。
  亦或举樽酒，笔谈忘贱贫。
  同僚各分散，世事日以新。
  遥怜郑公乡，俎豆犹莘莘。
  弹冠定不苟，家庭有书绅。
  道学固未泯，吾谋复谁陈。
  尚想金马门，西湖醉余春。
  从诗中可以看出，韩元吉曾家闽中，与杨时为邻。后与杨安止同入幕府，始相友善；二是杨安止是“龟山裔”，且与作者志同道合，兴趣相投，关系非比寻常；三是杨安止德才兼备，“典型在眉睫，温然异群伦”；四是杨安止为权臣所忌，被罢信幕赴调。
  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绍兴间历南剑州主簿，建安令，迁守建州，大兴学校，累官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封颍川郡公，归老于上饶。元吉师事尹焞，所辑《河南师说》，以焞为首。韩元吉是吕祖谦的岳父，与朱熹、杨安止、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爱国志士相友善。著有《桐荫旧话》《南涧甲乙稿》《焦尾集》等。
  杨时的女婿陈渊在《与胡康侯侍读》的信中说到：“渊蒙喻编次龟山著述，文字不可有遗，此固在下怀。但寇盗以来不免散失，己嘱昭祖、安止搜求，十得六七矣。俟成集，当录呈左右。《论语义》比壬子年所见本又改动前十篇，及《三经义辨》皆有手稿，又有《易义》三十余卦，并《日录辨》数十段，文义灿然，久已无复增损，所可恨者，未成全书耳。至如《中庸解》，及所为诗用邹德久写者，与晚年删正杂文净稿，读之，皆无笔误去处，此已可传无疑。惟明道、伊川语录，意欲修之未暇，亦以不肖有室家之祸，归葬沙县，久不得往侍先生之侧，遂无人催趣成就，此重可痛也。《三经义辨》已校对定，增入正经全文及王氏义，成十卷。（陈渊《墨堂集》卷十七）胡康侯，即胡安国。昭祖，即杨遹（1096—1165），龟山三子。由进士任军器监丞，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妣建安游定夫（酢）次女。由此可见，杨安止确实是杨时后裔。
  此外，清黄宗羲《宋元学案》中“龟山学案·判院杨先生安止”条目载：杨安止，文靖子，官判院，其罢信幕赴调，韩南涧送之诗曰：“白头入幕府，始与夫子亲。夫子龟山裔，麕䴥见祥麟。”谢山跋《宋史·杨文靖传》后云：“杨文靖公之子安止，本传言其力学通经，亦尝师事程子，然于其出处大节则不书，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尝劝秦丞相以“相公当国日久，中外小康，宜请老以顺消息盈虚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须用兵，相公是主和议者。”曰：“敌自衰乱，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后安止遂有札子劝秦相去位，秦大率如对和仲者，于是不乐，安止遂坐此去国。不然，安止亦须为从官。然则安止真不愧为文靖子矣。初，汪圣锡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议于其中，盖以当时尚多嫌讳，亦文靖所定《道乡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谓文靖晚年出山一节，世多疑之，奏议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闻之，遽梓之于延平。盖程门四先生：定夫后人曾为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发扬，致使其从昆弟窃取定夫所解《论语》以献于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闽，只克念者，绍兴中汉上奏官之，而遽卒。与叔则无闻焉。其有声者，唯杨氏耳。安止官终判院，而水心谓文靖卒于绍兴丙辰，七十年来无仕者，又不可解也。（梓材案：史传所载文靖子力学通经，尝师程子者，名迪，太学遵道也，卒于崇宁三年。安止与秦丞相同时，已在崇宁以后，盖别一人，谢山以误合为一。胡文定撰龟山墓志云：“子五人，迪早卒，迥、遹、适、造已仕。”未知谁为安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