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武夷山晚对峰之麓有一方著名的摩崖石刻，上书“道南理窟”，每字两米见方，远远望去，气势非凡，引人遐思。此石刻镌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系清中叶高官、名士马负书的手笔。
  马负书（？—1767），号易斋，镶黄旗人，曾先后历任福建漳州镇总兵、福建陆路提督等职。从其出身和官职来看，马负书乃行伍出身，而且是乾隆元年（1736）武进士第一人，即所谓武状元。但就是这么一介“武功高深”的赳赳武夫，却偏偏喜爱舞文弄墨——对大字书法有强烈的兴趣。更为难得的是，他对朱子理学尤为痴迷。二者相结合，其结果是，在福建各地著名的风景区中，就留下了不少由他书写的，内容与朱子理学有关的大字摩崖石刻。
  如，他为泉州南安九日山所题的“九日山”大字楷书，据所刻附记文字，是他在阅读泉州的方志时，得知朱文公曾两度畅游于此，并书写“九日山”三字。为了找到朱熹的手迹，他“游历憩览，考之山僧，谓世远湮没无存，良可慨惜！”为“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他挥毫泼墨，“重勒三字”，文末落款为“乾隆丁亥二月，提军使者马负书题”①。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马负书不幸病逝于泉州官署。他的儿子马应奎、马应壁到泉州奔丧，看到其父遗留的“道南理窟”四个大字，这是马负书原本打算勒刻于武夷山的题字，因病重而未果。马氏兄弟俩认为，这是其父的遗愿，“欲以理学之渊薮，发山川之秀灵，非寻常题咏岩泉者”可比，由于当时要处理其父后事，而无暇上武夷山。兄弟俩约定，今后如有机会入闽，“应立完先人未立志”。苍天不负有心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应壁有幸被“恩补”授予崇安游击这一官职，终于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春季，将其父遗墨镌刻于五曲溪西晚对峰之麓，并在这四大字之左，小字附刻马应壁写的跋，叙述此事原委。
  “道南理窟”四个擘窠大字，笔力雄浑，苍劲古雅，有银钩铁画之观，将武夷山乃“理学渊薮”的深厚历史内涵，以摩崖巨刻的方式，向世人醒目地揭示出来，集观赏性、艺术性和学术性为一体，从而成为历代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
  那么，什么是“道南理窟”？其原始出处何在？其历史内涵又是什么？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何重要价值？要了解这一切，我们就必须走进历史，走进宋明理学，走进武夷山，去探寻二程、游酢、杨时和朱熹等先哲的足迹。
  北宋由周敦颐创立的濂学，二程创立的洛学，张载创立的关学，奠定了理学（新儒学）的理论基础，也为南宋朱子创立闽学提供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理论资源。从濂、洛、关之学到朱熹的闽学，此“道”的发展与传承源流，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转移过程。从时代来说，表现为从“北宋”到“南宋”的转移；以空间而论，则是从“北方”中原向“南方”福建武夷山的转移。那么，这个“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完成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一、道学南移的历史背景
  水是生命之源，作为思想理论的源头活水，古人往往爱用思想家、教育家讲学之地的河流来尊称其学。如孔子讲学所在地有洙、泗两条河流，孔子的学说因此被尊称为“洙泗之学”。北宋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家乡道州营道（地在今湖南省道县）有濂溪，周敦颐又以此为号，故其学说，后人称为“濂学”；北宋程颢与程颐兄弟俩，河南洛阳人氏，长期在洛阳讲学。伊河与洛水，是河南两条河流的名称，也是二程学派的发源地，故二程之学，称为“伊洛之学”，简称“洛学”。朱熹在武夷山撰我国第一部思想史专著，就是以《伊洛渊源录》为名，书中列入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邵雍五人，史称“北宋五子”，以及他们的门人弟子的言行事迹，来说明他们的学术师承和传授，即所谓“渊源”。
  大哉伊洛传，正统接洙泗。
  一源肇南来，九曲清自沘。①
  这是宋末元初武夷山著名理学家熊禾的诗，赞扬周程濂溪、伊洛之学，是接续洙泗孔孟儒学的正统，而通过游、杨这一脉传承，载道“南来”，引向武夷九曲清溪，孕育朱子“闽学”的九曲溪之水因此而更加清澈明净。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说，中华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洙泗孔孟原始儒学和濂洛关闽宋明新儒学（理学）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经颜、曾、思、孟等群贤发扬光大。他们所创设的儒学原典，为华夏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奠基。两千多年来，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其发展源远流长，既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朱熹在武夷山构建理学文化的思想理论源头。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最早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中华本土的宗教道教，则在与儒学、佛学的竞争中逐渐壮大。儒、佛、道三家由鼎足而立之势，往往随着历代帝王的个人喜好，屡屡转为佛、道占据上风。为此，唐代儒学的代表人物韩愈倡导儒学复兴，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学道统。但下延至北宋王朝，统治者的崇儒立场始终摇摆不定，在崇儒的同时，也崇佛崇道，儒学并未取得明显的优势。以故，元末福建邵武学者黄清老指出：
  圣人之道，自孟子没，其学不传。历汉、晋、隋、唐，溺于异端邪说，一千五百有余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于舂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纲挈维，发钥启键。①
  说的就是北宋思想家周、张、二程等高举儒学复兴的大旗，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继续朝着儒学复兴的方向进行研究、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任务并未由周、张、二程等最后完成。或者说，并未由北方的学者完成。恰在此时，两位来自南方、来自武夷的学者杨时、游酢投身于二程帐下，潜心问学求道，为道学南移的历史大剧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以上说的是理学南移的时代背景，从地域背景而言，以理学为主体的武夷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但从总体来说，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应是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北方一带，而南方则相对开发较晚。这是因为福建僻处东南一隅，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到唐代，南方大部分地区仍是人烟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北宋末的靖康之难，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的文化随着大批中原人口的南移，与福建本土文化撞击、融合之后，闪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它使中国历史上从西晋末年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至此最后完成，南方各省由此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学、史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等各方面都赶上并超越全国的总体水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而言，其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由“北孔”而“南朱”，最终出现了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完成于南宋。其发端，则又应追溯至位列程门四大弟子的将乐杨时、建阳游酢，以及崇安胡安国、罗从彦、李侗等一批名儒，他们倡道东南，在武夷山阐扬理学。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延至宋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又称理学。理学的先驱，“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奠基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除周敦颐是湖南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当时，北宋嘉祐年间虽有“古灵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和周希孟等倡道于“海滨”，但从全国来看，影响十分有限。就理论水平和所影响的范围来说，北宋时期的闽中儒学落后于北方。到了北宋后期，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到河南洛阳的二程门下求学，仅福建的名儒，先后就有建州瓯宁林志宁，建阳游醇、游酢，将乐杨时、福清王苹、南剑州罗从彦等人。其中理论水平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剑州将乐县的杨时和建州建阳县的游酢。
  北宋后期，由于宋、金对峙，在地处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北方，儒学的发展遭受了战火的打击与破坏，南北情势发生了天旋地转的大变局。南方以武夷山为中心，成了新儒学的大本营；而北方，却因处在少数民族金朝统治之下，当政者对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汉民族文化不甚了解，儒学复兴的任务逐渐沉寂了下来。宋末元初理学家熊禾为此有诗云：
  河南夫子倡道地，似闻荒草凝凄烟。①
  通过对北方、中原古老的中华文明、传统儒学遭受战火吞噬的客观描述，表达一种悲切的心情。
  在此大变局中，幸有游、杨倡道东南，从北方大儒二程手中接过了理学重心南移的第一棒。“程门立雪道南后，幸此一脉犹绵延”，这同样也是武夷著名理学家熊禾的诗，表达他对游、杨传道东南，“一脉”犹存的庆幸和对他们在传统儒学继绝续断方面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
  二、“吾道南矣”与“程门立雪”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廌山，建州建阳县人，少年时即已文名卓著。熙宁五年（1072），年方二十的游酢以乡荐赴京应试，巧遇河南洛阳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颢对其资质大加赞赏，认为“其资可以进道”（《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游酢传》）。“道”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上指宇宙万物的规律、原理或本原、本体，即所谓“天道”；下指社会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等，即所谓“人道”，故所谓“道学”，指的是探讨天人之道的学说。程颢与其弟程颐都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世称“二程”，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认为游酢“其资可以进道”，指的是其资质是一位能够传承道学的可造之才，这对青年游酢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和激励，游酢从此成为程门入室弟子。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县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宋史》载其“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宋史》四百二十八《杨时传》）。元丰四年（1081），游酢又携杨时拜程颢为师。当时，程颢门下弟子众多，游、杨是少数被特别器重者，与程氏的另外两名弟子谢良佐、吕大临并称高弟，有“程门四先生”之誉。清毛念恃编《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卷上载：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先生（杨时）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
  明道甚喜。每言杨君最会的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①
  二人学成南归之日，师生依依惜别，程颢目送他们远去，高兴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有了游、杨二君，我的道（理学思想）就可以传播到南方去了。武夷山一带后来被誉为“道南理窟”，其渊源应追溯到游酢、杨时二人载道南归，兴学育人，促使理学思想在南方各省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心逐渐从北向南转移。岁月匆匆，数十年后，二程之道，通过游酢、杨时“倡道东南”，将此“道”下传给他们的后学罗从彦、李侗等，一直下延至朱熹，终于“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在福建，在武夷山，在游、杨的家乡生根开花结果。“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识也。”①
  元祐八年（1093），官太学博士的游酢仍好学不辍。这时，其师程颢已逝世八年，为了进一步钻研理学思想，游酢又偕学友杨时同赴洛阳从学于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程颢弟）。游、杨两人于这年冬天冒着大雪来到程家，适逢程颐闭目瞑坐，两人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侍立一旁静候，程颐发觉时，门外已雪深一尺，史称“程门立雪”。
  据说，朱熹有一副对联称赞游酢、杨时对理学南传的贡献：“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高令印教授《游酢评传》作“《朱子文集》第344页，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版”。然遍查此台版《朱子文集》，并无此文字。程利田《道南首豸山》则作朱熹题写游定夫书院的柱联。②而此书院，乃当代重修，故此说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其实，这副对联现存可考的最早出处，极有可能是在《广平游氏族谱》卷首《圣迹》。其文曰：“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寻源。”③此文与通行本有一字不同，即“引导”作“引寻”。虽一字之差，但与上联的“同立”从平仄、词性以及内涵这三个层面比较来看，都应以“引寻”为佳。由此可以推断，可能是最早把此联题写到定夫书院柱子上的某位人士，一时眼拙，错认一字，造成以讹传讹。
  把朱熹此联上、下联的开头二字合起来，当可视作“道南理窟”一词最早的出处，或可谓，早在南宋时期，朱熹就已把武夷山一带视为“道南理窟”了。
  三、杨时、游酢在武夷传道
  杨时、游酢学成返闽后，都曾在武夷山传道讲学。杨时讲学的书院很多，他曾先后在福建的武夷山、建阳、将乐，以及外地的萧山、无锡、慈溪和常州等书院传播理学。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记杨时“过武夷，与胡、刘诸贤游”①。北宋政和五年（1115），杨时在《武夷建峰詹氏宗谱序》中说：“予生长剑津，游览玉华，赏胜犹未若武夷奇峰之巨观也。自顾野王创学以来，簪缨阀阅，甲于八闽。”②因此，他在武夷山“流连弥月，不忍遽离”。其《游武夷》七言古诗云：
  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合有高人踪。龙泓东注海波涌，玉女翠拥秋云松。……
  掀蓬进棹穷异境，注目想见流残红。回船杖履蹑幽径，松竹窈窕环琳宫。③
  据说，杨时此诗，是武夷山历史上最早描写玉女峰的诗作。诗中表明了他要在武夷山探访传统儒学的“幽径”，开辟理学“异境”的决心。
  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曾对他的门人说起杨时在武夷山讲学的故事：“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①这里的黄亭，就是武夷山一个村庄的地名。陆游有诗云“黄亭一夜风吹雨，似为游人洗俗尘”②，描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致。为了纪念杨时传播理学的功绩，后人在将乐龟山建有龟山书院。
  杨时“倡道东南”，在各地讲学，及门弟子遍及东南各地，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宋史·杨时传》称：“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武夷徐表然撰、孙世昌刻印的《武夷志略》四卷，是现存较早的武夷山志。此书首开《武夷山志》人物插图的先河。在《寓贤志》中，作者精心创作了十几幅与此山有关的理学先贤的版画，其中第一位就是杨时，其次是游酢，此外，还有胡安国、胡宏、刘子翚、朱熹、蔡元定、蔡沈和真德秀等，表现他们“或乐聚而阐明圣学，或假馆而寄迹云林，或歌韵而以畅其真适”的情怀，“使周孔之道焕然闽海，而世之缙绅先辈莫不眎夷山曲水为洙泗，为濂洛者，皆诸先生之力也。”③
  徐表然之后，还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问世，道光九年（1829）由绩溪罗氏尺木轩重刊的董天工《武夷山志》。此志书人物画像分为贤、儒、仙三类，共32幅图，杨时画像列在第一幅，体现了道学南传，杨时作为“道南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程门高弟中的另一位学者建阳人游酢（1053—1123），学成南归，元符元年（1098）曾在家乡建阳麻沙长坪富垅村廌山之麓建廌山草堂。次年，又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水云寮，在此读书讲学，教授生徒，并在此撰有《易说》《诗二南义》等著作。
  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朝中洛、蜀党争暴发，二程洛学屡遭朝廷明令禁止，在此逆境中，游、杨二人仍坚持抢救、整理师说，为二程遗著流传于后世立下汗马功劳。如杨时有《校正伊川易传》和《二程粹言》二书。《二程粹言》内容为二程语录精选，后被采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卷为《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和《论事篇》，下卷为《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和《人物篇》。清四库馆臣认为，“南渡以后，朱子及张栻等皆诵说程氏，屹然自辟一门户。其源委脉络实出于（杨）時。是书乃其自洛归闽时以二程子门人所记师说，采撮编次，分为十篇。”①
  游酢从学程门之时，也曾记录了二程的语录，学成回建阳后，把二先生语录整理成《二程外书》，流传后世，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游酢家本”②。
  总之，杨时、游酢撰写的许多研究理学的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二程的洛学，从理论上为其后学朱熹创立闽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本文载《朱子文化》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