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明万历建阳刻本《孟子全图》说略
  孟子是我国古代儒家亚圣，以尊称命名的经典著作《孟子》一书，古往今来，可谓版本众多。自从南宋朱子将《孟子》一书列入“四书”之后，抄本、刻本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在历史上，反映孟子生平事迹的专书并不多，而以绘画形式描述其生平事迹的，则更是罕见。
  明代，这一现象开始得到改变。万历二十六年（1598），建阳书坊安正书堂刘双松编辑并刊刻出版了《孟子全图》一卷，共二十二叶，图亦二十二幅，以图文贯穿始终，故曰“全图”。版心上方均题《孟子故事》，上下鱼尾，白口。该书一反建本上图下文的惯例，全本始终为左文右图的形式，图为合页连式，文仅占每叶版面约1/5。在明万历建阳刻本中，此版式颇为罕见。
  所谓“全图”或“故事”，作者之本意，殆以图绘故事的形式来全面反映亚圣孟子的生平。
  全书首页为《孟子总赞》，图绘两位后学作揖状，应是截取祭祀或朝拜孟圣的某一场景。其文曰：
  忠信岩岩，泰山巨镇。学本宣思，道宗尧舜。仁义七篇，以承三圣。排斥异端，扩发善性。存理遏欲，拨乱反正。扶植弘毅，功与禹称。配食庙庭，千载垂训。
  文中“宣”指宣尼，即孔圣人，思为子思；仁义七篇，即其所著《孟子》
  （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蒌、万章、告子和尽心，共七章，故曰“七篇”）。文中对孟子传承孔子、子思的正统儒学，阐发性善论，斥异端，扬正学，开启后儒存天理遏人欲的学说等方面的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
  孟子生平事迹中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两则，一是孟母三迁，一是断机教子。第二、三图即表现这两个故事。前一故事讲孟子三岁时丧父，其母有贤德，“始舍墓，次舍市，三迁学官（宫）之傍嬉戏。乃设爼豆，揖让进退，母喜遂居之。”其赞云：“贤哉孟母，教子义方。三迁择里，学官之傍。嬉戏礼仪，乃役爼豆。退逊雍容，异乎群流。”
  断机教子，此书作“断绩教子”。绩者，织也。“孟子少长，就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日学所至矣。曰：自若也。母以刀断绩，勉厉其学。孟子惧，勤学不息，遂成大儒。”其赞云：“爱子之心，天地同德。视学元成，以刀断绩。勉之至矣，励之以严。学勤不息，遂成大贤。”（书影1）
  除了以上两则故事之外，第三则故事讲的是孟子问道于子思。其文曰：“孟子问子思牧民之道何先，曰先利之。后对惠王言仁义，而不言利，仁义正所以利之也。推本言之，传自尧舜，至孔子、曾、思、孟子而止焉。”意思是说，所谓“牧民之道”，讲的是如何对待民生问题；所谓“利之”，即让利于民。后来，孟子对梁惠王讲要对民众讲仁义，在精神上与子思所说的“利之”是一脉相承的。从本源上来说，这一思想，上溯至尧舜，下至孔子、曾子、子思，一直到孟子都是这么说的。以故，其赞语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曾思孟轲，道传一统。以利牧民，推行仁义。言固殊运，理实一致。”（书影2）
  除以上几则故事外，下文主要讲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等，内容大体是从《孟子》一书中寻章摘句找“故事”。最后一章，说孟子葬于邹县四基山，生平史传不详云云，说明此书作者的本意，是要通过绘图和故事，从三岁写到人生终点，以此描述孟子的一生。从最终因“史传不详”，或因作者笔力不逮，所讲故事大多过于平淡，从而使孟子的形象不够丰满。此外，作者对孟子思想精髓的把握也不够全面。诸如开启后儒朱子“正君心”的“格君心之非”，开启中华民族崇高气节之论的“浩然正气”，以及“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等等，在《全图》中均未提及。
  从插图来说，此书一反建阳刻本上图下文的形式，然而其绘图的风格，仍然保持了建本版画古拙而略显粗率的风格。全书末叶有“万历戊戍（戌）岁仲秋月／安正堂刘双松氏梓”上荷叶下莲花龛式牌记。（书影3）
  戊戌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表明此书系明万历间建阳书坊刘双松安正堂所刊。现存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蓬佐文库等。据蓬佐文库本，此书全本为《先圣小像》一卷《孟子全图》一卷。由此可知，早稻田存本仅为此书后半部分。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另存有日本翻刻刘双松安正堂本《孟子全图》。与刘氏原本相比，图、文和牌记均与刘氏刻本全同。所不同者，前有无名氏《孟子全图序》，当为刘氏原刻本所佚。后有日本菱屋孙兵卫（京都府）等十三家发行书肆列名，可以断定此本系日本书肆翻刻刘双松安正堂本。其序云：
  孟夫子之道，星炳日悬，岂待图而后传之？所行于世全图，自嬉戏礼容之初，以至齐梁游事之间，具考遍载。一披图始终，右得而悉。至若吾不遇鲁侯，天之一言，可以断夫子一生之遭遇。还辙之日，闻乐正子为政，喜而不寐。记此一事，稍侯慰我道之湮沦。修道之士，时披此卷，则仰英气于万世，庶几焉。（书影4）
  据笔者所著《建阳刻书史》，刘氏安正堂是明代建阳的一家著名书肆，所刻印图书贯穿了有明一代数百年，并下延到清初。叶德辉《书林余话》誉其为“书林世业”之家。从明宣德四年（1429）起，一直到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还有刻书，营业时间长达270年，知名的刻书家有刘宗器、刘仕中、刘双松和刘莲台等。
  刘双松，字子明，号朝绾，刻本主要集中在明万历年间。万历七年（1579），刻印明皇甫中撰《明医指掌图》前、后二集各五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曾刻印宋葛长庚撰《新刻琼琯白先生集》十四卷。行款为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有日本元禄十年（1697）洛阳书林据刘氏刻本重刊本。万历二十三年（1595），刻印明李廷机辑《镌玉堂厘正龙头字林备考韵海全书》十六卷首一卷，刻书者是安正堂刘双松。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存。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行明徐春甫撰《医学指南捷径六书》六卷，刊刻者刘双松。
  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印晋王叔和撰、明王文洁释评《锲王氏秘传叔和图注释义脉诀评林捷径统宗》八卷。同时刊行的，还有明王文洁撰《锲王氏秘传图注八十一难经评林捷径统宗》六卷。同年，还刊刻了明刘伯祥注《锲太上天宝太素张神仙脉诀玄微纲领宗统》七卷。
  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印宋祝穆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后、续、别四集一百六十八卷，元富大用辑新、外二集五十一卷。
  万历四十年（1612），刻印《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十八卷，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有存本。卷末有落款为“大明万历岁次壬子孟冬之吉，书林安正堂刘氏双松谨识”牌记。卷一次页首行有“建邑双松刘子明编辑”，二行为“书林刘氏安正堂绣梓”，由此可知刘氏名双松，字子明。
  安正堂刻本中，阐扬道教学说的著作有宋俞琰撰《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释疑》一卷。刘双松刻印的题为王文洁编辑的《锲王氏秘传知人风鉴源理相法全书》十卷，则是一部宣扬封建迷信相面之术的图书。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8年第5期）
  “道南理窟”与道学南移
  武夷山晚对峰之麓有一方著名的摩崖石刻，上书“道南理窟”，每字两米见方，远远望去，气势非凡，引人遐思。此石刻镌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系清中叶高官、名士马负书的手笔。
  马负书（？—1767），号易斋，镶黄旗人，曾先后历任福建漳州镇总兵、福建陆路提督等职。从其出身和官职来看，马负书乃行伍出身，而且是乾隆元年（1736）武进士第一人，即所谓武状元。但就是这么一介“武功高深”的赳赳武夫，却偏偏喜爱舞文弄墨——对大字书法有强烈的兴趣。更为难得的是，他对朱子理学尤为痴迷。二者相结合，其结果是，在福建各地著名的风景区中，就留下了不少由他书写的，内容与朱子理学有关的大字摩崖石刻。
  如，他为泉州南安九日山所题的“九日山”大字楷书，据所刻附记文字，是他在阅读泉州的方志时，得知朱文公曾两度畅游于此，并书写“九日山”三字。为了找到朱熹的手迹，他“游历憩览，考之山僧，谓世远湮没无存，良可慨惜！”为“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他挥毫泼墨，“重勒三字”，文末落款为“乾隆丁亥二月，提军使者马负书题”①。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马负书不幸病逝于泉州官署。他的儿子马应奎、马应壁到泉州奔丧，看到其父遗留的“道南理窟”四个大字，这是马负书原本打算勒刻于武夷山的题字，因病重而未果。马氏兄弟俩认为，这是其父的遗愿，“欲以理学之渊薮，发山川之秀灵，非寻常题咏岩泉者”可比，由于当时要处理其父后事，而无暇上武夷山。兄弟俩约定，今后如有机会入闽，“应立完先人未立志”。苍天不负有心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应壁有幸被“恩补”授予崇安游击这一官职，终于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春季，将其父遗墨镌刻于五曲溪西晚对峰之麓，并在这四大字之左，小字附刻马应壁写的跋，叙述此事原委。
  “道南理窟”四个擘窠大字，笔力雄浑，苍劲古雅，有银钩铁画之观，将武夷山乃“理学渊薮”的深厚历史内涵，以摩崖巨刻的方式，向世人醒目地揭示出来，集观赏性、艺术性和学术性为一体，从而成为历代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
  那么，什么是“道南理窟”？其原始出处何在？其历史内涵又是什么？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何重要价值？要了解这一切，我们就必须走进历史，走进宋明理学，走进武夷山，去探寻二程、游酢、杨时和朱熹等先哲的足迹。
  北宋由周敦颐创立的濂学，二程创立的洛学，张载创立的关学，奠定了理学（新儒学）的理论基础，也为南宋朱子创立闽学提供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理论资源。从濂、洛、关之学到朱熹的闽学，此“道”的发展与传承源流，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转移过程。从时代来说，表现为从“北宋”到“南宋”的转移；以空间而论，则是从“北方”中原向“南方”福建武夷山的转移。那么，这个“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完成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一、道学南移的历史背景
  水是生命之源，作为思想理论的源头活水，古人往往爱用思想家、教育家讲学之地的河流来尊称其学。如孔子讲学所在地有洙、泗两条河流，孔子的学说因此被尊称为“洙泗之学”。北宋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家乡道州营道（地在今湖南省道县）有濂溪，周敦颐又以此为号，故其学说，后人称为“濂学”；北宋程颢与程颐兄弟俩，河南洛阳人氏，长期在洛阳讲学。伊河与洛水，是河南两条河流的名称，也是二程学派的发源地，故二程之学，称为“伊洛之学”，简称“洛学”。朱熹在武夷山撰我国第一部思想史专著，就是以《伊洛渊源录》为名，书中列入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邵雍五人，史称“北宋五子”，以及他们的门人弟子的言行事迹，来说明他们的学术师承和传授，即所谓“渊源”。
  大哉伊洛传，正统接洙泗。
  一源肇南来，九曲清自沘。①
  这是宋末元初武夷山著名理学家熊禾的诗，赞扬周程濂溪、伊洛之学，是接续洙泗孔孟儒学的正统，而通过游、杨这一脉传承，载道“南来”，引向武夷九曲清溪，孕育朱子“闽学”的九曲溪之水因此而更加清澈明净。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说，中华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洙泗孔孟原始儒学和濂洛关闽宋明新儒学（理学）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经颜、曾、思、孟等群贤发扬光大。他们所创设的儒学原典，为华夏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奠基。两千多年来，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其发展源远流长，既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朱熹在武夷山构建理学文化的思想理论源头。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最早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中华本土的宗教道教，则在与儒学、佛学的竞争中逐渐壮大。儒、佛、道三家由鼎足而立之势，往往随着历代帝王的个人喜好，屡屡转为佛、道占据上风。为此，唐代儒学的代表人物韩愈倡导儒学复兴，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学道统。但下延至北宋王朝，统治者的崇儒立场始终摇摆不定，在崇儒的同时，也崇佛崇道，儒学并未取得明显的优势。以故，元末福建邵武学者黄清老指出：
  圣人之道，自孟子没，其学不传。历汉、晋、隋、唐，溺于异端邪说，一千五百有余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于舂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纲挈维，发钥启键。①
  说的就是北宋思想家周、张、二程等高举儒学复兴的大旗，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继续朝着儒学复兴的方向进行研究、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任务并未由周、张、二程等最后完成。或者说，并未由北方的学者完成。恰在此时，两位来自南方、来自武夷的学者杨时、游酢投身于二程帐下，潜心问学求道，为道学南移的历史大剧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以上说的是理学南移的时代背景，从地域背景而言，以理学为主体的武夷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但从总体来说，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应是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北方一带，而南方则相对开发较晚。这是因为福建僻处东南一隅，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到唐代，南方大部分地区仍是人烟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北宋末的靖康之难，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的文化随着大批中原人口的南移，与福建本土文化撞击、融合之后，闪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它使中国历史上从西晋末年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至此最后完成，南方各省由此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学、史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等各方面都赶上并超越全国的总体水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而言，其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由“北孔”而“南朱”，最终出现了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完成于南宋。其发端，则又应追溯至位列程门四大弟子的将乐杨时、建阳游酢，以及崇安胡安国、罗从彦、李侗等一批名儒，他们倡道东南，在武夷山阐扬理学。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延至宋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又称理学。理学的先驱，“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奠基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除周敦颐是湖南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当时，北宋嘉祐年间虽有“古灵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和周希孟等倡道于“海滨”，但从全国来看，影响十分有限。就理论水平和所影响的范围来说，北宋时期的闽中儒学落后于北方。到了北宋后期，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到河南洛阳的二程门下求学，仅福建的名儒，先后就有建州瓯宁林志宁，建阳游醇、游酢，将乐杨时、福清王苹、南剑州罗从彦等人。其中理论水平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剑州将乐县的杨时和建州建阳县的游酢。
  北宋后期，由于宋、金对峙，在地处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北方，儒学的发展遭受了战火的打击与破坏，南北情势发生了天旋地转的大变局。南方以武夷山为中心，成了新儒学的大本营；而北方，却因处在少数民族金朝统治之下，当政者对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汉民族文化不甚了解，儒学复兴的任务逐渐沉寂了下来。宋末元初理学家熊禾为此有诗云：
  河南夫子倡道地，似闻荒草凝凄烟。①
  通过对北方、中原古老的中华文明、传统儒学遭受战火吞噬的客观描述，表达一种悲切的心情。
  在此大变局中，幸有游、杨倡道东南，从北方大儒二程手中接过了理学重心南移的第一棒。“程门立雪道南后，幸此一脉犹绵延”，这同样也是武夷著名理学家熊禾的诗，表达他对游、杨传道东南，“一脉”犹存的庆幸和对他们在传统儒学继绝续断方面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
  二、“吾道南矣”与“程门立雪”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廌山，建州建阳县人，少年时即已文名卓著。熙宁五年（1072），年方二十的游酢以乡荐赴京应试，巧遇河南洛阳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颢对其资质大加赞赏，认为“其资可以进道”（《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游酢传》）。“道”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上指宇宙万物的规律、原理或本原、本体，即所谓“天道”；下指社会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等，即所谓“人道”，故所谓“道学”，指的是探讨天人之道的学说。程颢与其弟程颐都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世称“二程”，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认为游酢“其资可以进道”，指的是其资质是一位能够传承道学的可造之才，这对青年游酢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和激励，游酢从此成为程门入室弟子。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县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宋史》载其“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宋史》四百二十八《杨时传》）。元丰四年（1081），游酢又携杨时拜程颢为师。当时，程颢门下弟子众多，游、杨是少数被特别器重者，与程氏的另外两名弟子谢良佐、吕大临并称高弟，有“程门四先生”之誉。清毛念恃编《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卷上载：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先生（杨时）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甚喜。每言杨君最会的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①
  二人学成南归之日，师生依依惜别，程颢目送他们远去，高兴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有了游、杨二君，我的道（理学思想）就可以传播到南方去了。武夷山一带后来被誉为“道南理窟”，其渊源应追溯到游酢、杨时二人载道南归，兴学育人，促使理学思想在南方各省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心逐渐从北向南转移。岁月匆匆，数十年后，二程之道，通过游酢、杨时“倡道东南”，将此“道”下传给他们的后学罗从彦、李侗等，一直下延至朱熹，终于“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在福建，在武夷山，在游、杨的家乡生根开花结果。“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识也。”①
  元祐八年（1093），官太学博士的游酢仍好学不辍。这时，其师程颢已逝世八年，为了进一步钻研理学思想，游酢又偕学友杨时同赴洛阳从学于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程颢弟）。游、杨两人于这年冬天冒着大雪来到程家，适逢程颐闭目瞑坐，两人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侍立一旁静候，程颐发觉时，门外已雪深一尺，史称“程门立雪”。
  据说，朱熹有一副对联称赞游酢、杨时对理学南传的贡献：“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高令印教授《游酢评传》作“《朱子文集》第344页，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版”。然遍查此台版《朱子文集》，并无此文字。程利田《道南首豸山》则作朱熹题写游定夫书院的柱联。②而此书院，乃当代重修，故此说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其实，这副对联现存可考的最早出处，极有可能是在《广平游氏族谱》卷首《圣迹》。其文曰：“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寻源。”③此文与通行本有一字不同，即“引导”作“引寻”。虽一字之差，但与上联的“同立”从平仄、词性以及内涵这三个层面比较来看，都应以“引寻”为佳。由此可以推断，可能是最早把此联题写到定夫书院柱子上的某位人士，一时眼拙，错认一字，造成以讹传讹。
  把朱熹此联上、下联的开头二字合起来，当可视作“道南理窟”一词最早的出处，或可谓，早在南宋时期，朱熹就已把武夷山一带视为“道南理窟”了。
  三、杨时、游酢在武夷传道
  杨时、游酢学成返闽后，都曾在武夷山传道讲学。杨时讲学的书院很多，他曾先后在福建的武夷山、建阳、将乐，以及外地的萧山、无锡、慈溪和常州等书院传播理学。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记杨时“过武夷，与胡、刘诸贤游”①。北宋政和五年（1115），杨时在《武夷建峰詹氏宗谱序》中说：“予生长剑津，游览玉华，赏胜犹未若武夷奇峰之巨观也。自顾野王创学以来，簪缨阀阅，甲于八闽。”②因此，他在武夷山“流连弥月，不忍遽离”。其《游武夷》七言古诗云：
  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合有高人踪。龙泓东注海波涌，玉女翠拥秋云松。……
  掀蓬进棹穷异境，注目想见流残红。回船杖履蹑幽径，松竹窈窕环琳宫。③
  据说，杨时此诗，是武夷山历史上最早描写玉女峰的诗作。诗中表明了他要在武夷山探访传统儒学的“幽径”，开辟理学“异境”的决心。
  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曾对他的门人说起杨时在武夷山讲学的故事：“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①这里的黄亭，就是武夷山一个村庄的地名。陆游有诗云“黄亭一夜风吹雨，似为游人洗俗尘”②，描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致。为了纪念杨时传播理学的功绩，后人在将乐龟山建有龟山书院。
  杨时“倡道东南”，在各地讲学，及门弟子遍及东南各地，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宋史·杨时传》称：“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武夷徐表然撰、孙世昌刻印的《武夷志略》四卷，是现存较早的武夷山志。此书首开《武夷山志》人物插图的先河。在《寓贤志》中，作者精心创作了十几幅与此山有关的理学先贤的版画，其中第一位就是杨时，其次是游酢，此外，还有胡安国、胡宏、刘子翚、朱熹、蔡元定、蔡沈和真德秀等，表现他们“或乐聚而阐明圣学，或假馆而寄迹云林，或歌韵而以畅其真适”的情怀，“使周孔之道焕然闽海，而世之缙绅先辈莫不眎夷山曲水为洙泗，为濂洛者，皆诸先生之力也。”③
  徐表然之后，还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问世，道光九年（1829）由绩溪罗氏尺木轩重刊的董天工《武夷山志》。此志书人物画像分为贤、儒、仙三类，共32幅图，杨时画像列在第一幅，体现了道学南传，杨时作为“道南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程门高弟中的另一位学者建阳人游酢（1053—1123），学成南归，元符元年（1098）曾在家乡建阳麻沙长坪富垅村廌山之麓建廌山草堂。次年，又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水云寮，在此读书讲学，教授生徒，并在此撰有《易说》《诗二南义》等著作。
  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朝中洛、蜀党争暴发，二程洛学屡遭朝廷明令禁止，在此逆境中，游、杨二人仍坚持抢救、整理师说，为二程遗著流传于后世立下汗马功劳。如杨时有《校正伊川易传》和《二程粹言》二书。《二程粹言》内容为二程语录精选，后被采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卷为《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和《论事篇》，下卷为《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和《人物篇》。清四库馆臣认为，“南渡以后，朱子及张栻等皆诵说程氏，屹然自辟一门户。其源委脉络实出于（杨）時。是书乃其自洛归闽时以二程子门人所记师说，采撮编次，分为十篇。”①
  游酢从学程门之时，也曾记录了二程的语录，学成回建阳后，把二先生语录整理成《二程外书》，流传后世，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游酢家本”②。
  总之，杨时、游酢撰写的许多研究理学的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二程的洛学，从理论上为其后学朱熹创立闽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本文载《朱子文化》2020年第3期）
  游酢“三答”的文献考辨
  《宋·游酢文集》①卷六有游酢的三封答书，即《答谢显道论学书》《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和《答吕居仁辟佛说》。然而，查阅清四库全书本《游廌山集》、同治六年（1867）游氏和州官舍本《游定夫先生集》和宋集珍本丛刊本《游廌山先生集》，均无此三书。这一现象，不得不让人疑虑丛生，从而对此三通答书的真伪产生怀疑。
  一、答谢显道论学书
  此书原文如下：
  承谕进学加功处，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须著如此。迩来学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鹦鹉也。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难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事，切须勉之。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②然而，查阅宋人文籍，此文作者实为书题中的“谢显道”而非游酢。谢显道即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号上蔡。从程颢、程颐学，与游酢、吕大临和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
  最先曾在各种场合引用谢良佐这封书信的是朱熹。他在《答任伯起》书中说：“详观来谕，似有仰人鼻息以为惨舒之意，若方寸之间日日如此，则与长戚戚者无以异矣。若欲学道，要须先去此心，然后可以语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鹦鹉也。’不知曾见此书否？”①在他所编的《上蔡语录》卷下中收录了谢氏给胡康侯的小简，其中就有如下内容：
  承谕进学加功处，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须著如此。迩来学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鹦鹉也。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难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须勉之。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②
  对照以上《宋·游酢文集》，除有个别字有小异外，内容几乎全同。
  朱熹的弟子祝穆编纂的《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三、南宋无名氏所编《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三十一，此书信也被全文收入。《古今事文类聚》题目作《答胡康侯书》，作者为“谢显道”，③《群书会元截江网》题目作《答胡康侯简》，列于谢上蔡名下。④在宋人李幼武编纂的《宋名臣言行录》中，也选录了谢良佐的这段话。⑤
  通过以上宋人文籍的著录，可知这封书信作者应为谢良佐，书题应为《答胡康侯书》，而非“答谢显道论学书”。
  二、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
  此书全文如下：
  《易》书非佛书也。佛自立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①
  与上封书信相同，此信亦不见于四库全书本《游廌山集》、同治六年（1867）游氏和州官舍本《游定夫先生集》和宋集珍本丛刊本《游廌山先生集》，在《游酢文集》中亦无出处，可以说是来路不明。
  胡康侯即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谥文定，后人称武夷先生，建州崇安（治所在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胡安国是一位研治《春秋》学的大家，代表作《春秋传》，从元皇庆二年（1313）开始，就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等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本。朱熹评价他的《春秋传》成书说：“准则之以《语》《孟》，权衡之以《五经》，证据之以历代之史，穷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②朱熹认为，作为程门的私淑弟子，胡安国虽“不及二程之门，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三君子，指谢良佐、游酢和杨时。③当今学者甚至认为，胡安国“上承二程，下接谢良佐、杨时、游酢，在理学发展史上处承上启下地位”。
  从上文的书信内容看，是胡安国要向游酢借《周易》，并称《周易》为佛书，于是游酢写了这通短札。信中答复说《周易》不是佛书，而是儒学著作。探究“爻象彖系”的《周易》，与“割其所亲”“无人伦”不讲尊祖敬宗的佛教断然不同，不宜将《周易》视为佛书。从内容来看，这些说法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以胡安国这样一位大学者，居然会把传统的儒学五经之一的《易经》误为佛书，这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朱熹评价《春秋传》，称胡安国曾“权衡之以《五经》”，岂非虚妄之言？
  三、答吕居仁辟佛说
  此书原文如下：
  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尽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释氏谓世间虚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此其说之谬妄矣。吾道岂若是哉！敢以管见陈白。①
  吕居仁（1084—1145），名本中，居仁为其字。寿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人，吕好问之子。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录有游酢答吕本中的另一封答书。其文如下：
  游定夫后更为禅学。大观间本中尝以书问之云：“儒者之道以为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顺此五者，则可以至于圣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则二者之间，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书云：“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尝见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从出哉？要之，此事须亲到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游定夫尝言：“前辈先生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书自不以为然者也。”②
  以朱熹《伊洛渊源录》所录对照《宋·游酢文集》，除了第一句“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几乎全同之外，其余均大不相同，但在文意上，这两封书信并不矛盾。认为是否坚守五伦之道，是儒与佛的根本区别，表述得明白无误。由此推断，可能当年游酢写给吕氏的书信是前后相衔的两段，《伊洛渊源录》为第一段，《宋·游酢文集》所录为第二段。
  四、小结
  通过以上考证，被收入《宋·游酢文集》的三封答书，至少有两封并非游酢所撰。我们知道，历史文献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建立在错误的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其结论难免就会让人不能信服。如高令印先生的《游酢评传》在评价游酢的政治思想时，就引用了上述第一封书信，将本应是谢上蔡所说的“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作为游酢思想的佐证；①在评介游酢的儒佛之辨时，又引第二书，即《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程利田的《道南首廌山》一书中。②
  须知，历史文献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所以，对前人所遗留的历史文献作一些考辨，有时还是很有必要的，我认为。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5年第5期）
  杨时画像考述
  大儒杨时的画像，可追溯的最早史料，是在其在世之时。
  《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载，杨时“知萧山，邑人重其名，多画像事之”①。是说杨时于政和二年（1112）约六十岁任萧山知县时，邑中有学者景仰其文名卓著，描绘其像而师从于他。
  另有一说，见于明刘釪《德惠祠记》：
  宋大儒龟山杨文靖公政和间为萧山令，多惠政，而其大者水利焉。盖民尝苦旱，公相邑西南多山，地势高亢平旷，乃筑堤延袤八十余里潴水，曰“湘湖”，利及九乡。民感其惠，立祠湖上，曰“杨长官祠”，又加图其像祀之。②
  所记为杨时在萧山，因水利惠政利及九乡，当地民众建生祠绘其像而祀之。
  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载：
  政和二年壬辰，公年六十。四月，赴萧山知县，县有湘湖，久淹塞。
  公劝民浚治，溉田数千顷。先是连年苦旱，是岁大熟，邑民感德，为公立祠，至今有杨长官庙犹存。
  在浙江萧山，至今还流传着“杨时与湘湖”的故事。说“湘湖建成后，周边九乡146000多亩农田有了保障，百姓对此感恩不尽，便在湘湖边为杨时建了一座生祠，许多人还在家里供奉着杨时的画像。杨时去世后，人们继续在湘湖边为杨时修建祠庙，时时祭祀。明朝成化年间，魏骥等人扩建重修杨时祠，明宪宗赐额‘德惠’，故名‘德惠祠’”①。
  宋南渡后，因其学生建安②（治所在今福建省建瓯市）章才邵之故，杨时的画像也流传到了湖南浏阳县。
  清毛念恃修订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载，绍兴三年（1133）冬十月，章才邵来将乐问学，当时杨时已八十一岁高龄。数十年后，章氏亦官浏阳县令，距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官浏阳已“六十六年矣。县遭兵火，遗迹靡存。先生昔所作归鸿阁，亦已颓废，惟石刻尚在。章公就废址，复创小阁，绘先生之像于其上。因取胡文定公所作《墓志铭》，撮其事之大者，刻于石，并其昔日所闻于先生者附焉”③。
  画像之外，与此有关的，则是南宋人氏为其书写的像赞。据清光绪九年（1883）张国正重刊本《宋儒杨文靖公全集》卷首载《宋先儒杨文靖公画像赞》，南宋时期，为杨时画像写赞的学者先后有李纲、胡安国、李侗、朱熹、梁克家、魏了翁、真德秀、冯梦得、文天祥等。像赞是为人物画像或人的相貌所作的赞辞，这九位学者中，除生活年代与杨时相近的李纲（1083—1140）、胡安国（1074—1138）之外，其余均为后学，与杨时（1053—1135）无面见之缘，所以他们撰写的杨时像赞，应据杨时的画像，而不是据本人的像貌所作；据此可以推论，在李侗、朱熹等后学生活的南宋时期，杨时作为道南学脉的开创者，他的画像，应已在各地的学校、书院、祠堂等处广泛流传，故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像赞产生。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崇祀杨时的专祠和书院也在其故里将乐出现。南宋咸淳三年（1267），礼部尚书冯梦得上《奏立龟山书院疏》，经宋度宗准奏，并御笔赐“龟山书院”匾额。咸淳四年（1268）十一月由将乐县令黄去疾主持兴建，次年仲春落成。此后，又多次重建和修葺。明正统十四年（1449），迁建于县城城隍庙之右，改名“道南书院”，又称道南祠。
  应该说，有宋一代杨时画像在各地的流传，更多的凭借的是来自民间的力量，如“画像事之”的萧山学者和“图其像祀之”的民众，以及“绘先生之像”于浏阳归鸿阁的杨门弟子章才邵，等等。而借助官方力量，在各地建祠崇祀先贤，使杨时的画像在各地得到广泛流传，应是在明清两代。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在明成化元年（1465）。明将乐杨氏《时公年谱》和《杨龟山先生集·年谱》均载：
  明成化元年，敕建延平道南祠，像祀先生，以罗豫章、李延平配享。弘治八年，追封将乐伯，从祀孔庙。①
  所谓“敕建”，是指朝廷下旨修建；“像祀先生”，则是将先生的画像请入祠中朝夕供奉。负责此事者，是当时的延平知府苏章。“苏章，字文简，余干人。成化进士，授兵部主事。……后知延平府，案上大书忍字以自警。又建宝章阁，创道南祠合祀杨、罗、李三大儒。”②闻风而动，与延平道南祠同时重修的还有地处省城福州光禄坊的道南祠。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十五载：
  道南祠在郡城光禄坊，祀宋儒杨时。宋宝祐六年建。明成化元年督学使者游明重建，并祀罗从彦、李侗、朱熹。有司春秋致祭。①
  明弘治八年（1495），杨时被追封为将乐伯，从祀孔庙，其牌位列东庑贤儒第53位。此后，在诸多的圣贤画册中，出现了杨时的画像。
  明嘉靖间，史馆编修孙承恩，撰有《历代圣贤像赞》六卷。孙承恩（1485—1565），字贞甫，号毅斋，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其文章深厚古雅，工书善画，尤善绘人物。所撰《历代圣贤像赞》六卷，见于《明史·艺文志二》著录。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有《历代君臣图像》，明嘉靖刻本。日本有和刻本《历代君臣图像》上、下两册，明高宗哲辑。书中有《杨龟山像》，为半身像（图1），头戴学士帽，脸朝右侧。其背面文字为：
  杨龟山名时，字中立，号象（龟）山先生。初与游定夫、谢显道俱
  游明道之门。学有本源，行无玷缺，而为一世之儒宗。徽宗朝为国子祭
  酒。且与定夫见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尔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雪深三尺。谥文靖。赞曰：人亡教驰，斯道陵迟。两程之后，夫子承之。豁然之归，理一分殊。晚居言责，谠言忠谟。黎民怀惠，海外知名。邪说不作，圣言益明。（图2）
  上海图书馆存清影明本《集古像赞》一卷，日本内阁文库则存有日本抄本。其中有《杨文靖公庵像》，亦半身像，头向左侧（图3）。图上方为像赞：
  晚年立雪，早坐春风。天理人欲，蝉蜕冰融。纯粹和平，朴实简易。出处之迹，下惠或似。以此对照光绪九年（1883）张国正刻本《杨龟山先生全集》卷首所载《宋先儒杨文靖公画像赞》，知此像赞为引用南宋梁克家所撰而逸其名。
  成书于明崇祯年间的《圣贤像赞》四卷，吕维祺撰。所收人物始于孔子，迄于明吕兆祥，每人皆绘图像，并附小传、历代御制赞及名人题赞。原本刊于明崇祯五年（1632），前有吕维祺序，传至今日，已是极为罕见的善本。
  吕维祺（1587—1641），字介孺，号豫石，新安（今属河南）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著有《孝经本义》二卷、《孝经大全》二十八卷、《孝经或问》，编《节孝义忠集》四卷，另有诗文集二十卷。《圣贤像赞》以孔庙位次为序，首孔子，次四配，次先贤，次先儒。始于孔子，终于王守仁。每人皆先绘像，次列历代赞颂之语。对被赞者姓名、生平事迹、历代封赠、崇祀大略均有所考述。图绘精细，文字简洁。杨时的画像见载于卷三，为杨时画像现存最早的立式像（图4）。图右文字为“先儒杨子，名时，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将乐县人”，左为明吕濬赞语“学喜雍熙，仕悲乱世。向立程门，何如谏议；雪深尺处，胡尘千里；龟山片青，照人不已”。
  其背面文字为：
  宋杨时，神宗熙宁九年登进士第。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时以师礼见颢于颍，又见颐于洛。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迁荆州教授，号曰龟山先生。徽宗重和元年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
  钦宗靖康元年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迁国子祭酒转工部侍郎，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绍兴五年卒，年八十三，谥文靖。明孝宗弘治九年追封将
  乐伯，从祀孔庙。嘉靖九年改称先儒杨子。①
  《历代君臣图鉴》与《历代君臣图像》虽仅一字之别，但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列。此书现存清拓本，是从石刻像上拓印，而后装订成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有存本。全书共三册，第一册为君，从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至闽王王审知42人；第二册为臣，从后稷至陆宣公（贽）共49人；第三册亦为臣，从柳柳州（宗元）至吴临川公（澄）共44人。此书的特点是有图有文，每位人物的画像列为书的正面，生平介绍的文字则列在背面。从内容看，杨时的事迹是从《宋史·杨时传》节取和归纳而成。其文曰：
  按本传，公姓杨名时，字中立。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二程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程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卒，时闻之，设位哭寝门。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门外雪深一尺矣。时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龟山安在？使回以闻。
  召为秘书郎，累官工部侍郎。兼龙图阁直学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咸推重焉。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而朱、张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云。（图5）
  杨时拓像收入第三册，图名“杨文靖”，左下方有“臣八十一”，是说此图排在“臣”的第八十一位。＜图6）其图像样式与上引日本和刻本《杨龟山》半身像相似，应出自同一祖本。明潘峦编《古先君臣图鉴》，与《历代君臣图鉴》内容大同小异。区别在于，《古先君臣图鉴》系阳刻，而非阴刻，其中“杨文靖”（图7）一图除背面的生平介绍个别字有误之外，绝大部分内容与《历代君臣图鉴》相同。
  故宫南熏殿始建于明，位于武英殿的南面。清乾隆十四年（1749），清高宗弘历巡阅内府所藏，发现库存历代帝王后妃、圣贤名臣肖像有斑驳脱蚀、逐渐坏损之虞，乃命工部将内府所藏画像重新装裱，并将这些图像改贮于南熏殿中，因此这批图像也被称作“南熏殿图像”。嘉庆二十年（1815），清仁宗下令将南熏殿图像收入《石渠宝笈三编》。受命编纂的胡敬又另编《南熏殿图像考》二卷，对这批画像的流传、收存和画中人物一一进行了考证记述。南熏殿图像历经宋、元、明三代累积而成，凡卷、册、轴100多件，图像580多帧。这些珍贵的画像，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所共知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包括杨时画像在内的“宝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北平故宫被转徙到台湾，现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就形成了这些珍贵的历史画像被分储于两岸博物院的格局。
  南熏殿图像分别有《圣君贤臣像》《历代圣贤名人像》《历代圣贤像》和《至圣先贤像》等画册，在《历代圣贤像》画册中有一幅“杨龟山名时字中立”像。据胡敬《南熏殿画像考》卷下著录：
  《历代圣贤像》一册。纸本三十一对幅，每幅纵一尺三寸五分，横一尺二分。设色画冠服半身像，各像题识一。①
  此册收上起仓颉，下迄许衡共62位名贤。其中，两宋理学名贤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杨时、朱熹、张栻、吕祖谦、蔡元定、蔡沈和真德秀等，杨时名列第54位。①此画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人物形象在画面左下角，约占画面四分之一，右上半部分为文字，因像素太低不能完全分辨。其形像，衣帽和服饰，均与《历代君臣图鉴》略似，而感觉更为丰满（图8）②。
  明王圻（1530—1615）编纂的《三才图会》，是一部专书性质的类书，书中汇辑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诸家图谱中有关天、地、人（即所谓三才）三个部分的图像，内容分为14门，共106卷。在《人物门》卷七中，有蔡元定、蔡沈、黄榦、朱松、杨时、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周敦颐和朱晦庵像。人物的排列不能以生活年代先后为序，由此可知此书编者对历史并不熟悉，故有此错乱的随意排列。《杨龟山像》后有文字介绍说：
  杨龟山名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南剑州将乐人。初与游定夫、谢显道俱游明道之门。尝同定夫见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出门外雪深三尺。初举进士，仕至龙图阁直学士，卒谥文靖。③
  画面中的龟山先生，是一位胡须满面、笑容可掬的老者（图9）。从其衣帽服饰来考量，感觉人物形象模仿《历代君臣图鉴》、南熏殿《历代圣贤像》中的杨龟山而略有走样。
  刊于清乾隆八年（1743），由福建长汀画家上官周创作的《晚笑堂画传》，为中国古代120多位历史人物绣像，每幅图像皆附有像赞文字。此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贤画册，儒学圣贤人物的画像只占全书很少的一部分，但对后来的圣贤画作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图绘制细致生动，人物表情细腻传神，堪称版画中之精品。尤其是艺术上的成就，曾得到鲁迅和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上官周（1665—？），字文佐，号竹庄，清代著名画家，终生布衣。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擅长诗文、书法、篆刻，尤精绘画，善画山水和人物，是清朝著名的民间画家。上官周笔下的“杨龟山”，为立式图像，形象生动传神，眉目之间洋溢着一股喜气，衣着线条自然流畅，与面部表情相互衬托，浑然一体（图10）。图题之左有“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一段赞语。
  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武夷徐表然撰、孙世昌刻印的《武夷志略》四卷，是现存较早的武夷山志。此书首开《武夷山志》人物插图的先河。在《寓贤志》中，作者精心创作了十几幅与此山有关的理学先贤的版画，如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宏、刘子翚、朱熹、蔡元定、蔡沈和真德秀等人物形象，表现他们“或乐聚而阐明圣学，或假馆而寄迹云林，或歌韵而以畅其真适”①的情怀。
  此书插图有两个特点，一是与传统的单纯描绘人物肖像的写真不同，此图更讲究描绘人物的动作和行为；二是与传统的建本图书上图下文不同，此书的插图是全页大图，右半页是图画，左半页是文字。杨时的画像，表现的是他从外地归来，沿着山路拾级而上，赴武夷山传道讲学的情景。一书童挑着行李紧随其后。道旁山崖耸立，古树婆娑，彰显了武夷特色（图11）。配图文字为：
  杨时，名中立。南剑将乐人。同游酢受业于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传之学于遗经。常过武夷，每馆憩于诸贤者之寓，惓惓山水，篇什盈奁。熙宁中，登进士，累官至工部侍郎、直学士。世号龟山先生，谥文肃。②
  徐表然之后，有杨时画像的志书，还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问世，道光九年（1829）由绩溪罗氏尺木轩重刊的董天工《武夷山志》。此志书人物画像分为贤、儒、仙三类，共32幅图，杨时画像列在第一幅，体现了道学南传，杨时作为道南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图左的文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生平简介：
  杨文肃公，讳时，字中立，号龟山。将乐人，宋熙宁进士。二是真德秀撰写的像赞：
  充养有道，德器早成。诸所建白，深切著明。
  岑岑龟山，渊源伊洛。如星之升，以表后学。
  真文忠公赞（图12）
  徐表然的《武夷志略》介绍杨时生平有一明显的失误，即杨时的谥号为“文靖”而非“文肃”，董天工志沿袭了此误，乃至今人亦每每引用而不知其误，可谓谬种流传。
  古往今来，杨时的文集、年谱数量众多。其中，有杨时画像的，有清张夏撰《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清康熙间刻本卷首的《文靖公像》（图13），和清光绪九年（1883）张国正重刊本《宋儒杨文靖公全集》卷首冠图（图14），均半身像，与传统的杨时半身像多朝右侧不同，此二图均为朝左侧。光绪本《宋儒杨文靖公全集》冠图还有“宋少师谥文靖龟山杨先生像”大字篆书（图15），颇具特色。
  杨时的学说在其在世时已传入东亚各国，宋吕本中《杨龟山先生行状》载：“会路君允迪使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安在？’乃召为秘书郎。”①清毛念恃《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将此事系于宣和五年（1124）②，也就是说，从12世纪初已传入东亚国家。杨时的画像也理应随着他的著作传入这些国家。在尊崇杨时的学者和画家笔下，开始出现了描绘杨时的画像。
  在高丽本典籍中是否有杨时的画像，因文献缺征，目前暂时还不得而知。
  现存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的《贤哲肖像》分为东卷和西卷两卷，收孔门弟子和汉唐儒者，下及宋明理学家共95人，其中，宋明理学家有杨时、胡安国、吕祖谦、张栻、陆九渊、蔡沈、真德秀、许衡、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等，是日本著名画家狩野常信的作品。
  狩野常信（1636—1713），狩野尚信之子，号养朴、古川叟、潜屋等。初从父学，后得伯父狩野探幽教益。善临摹，精鉴定，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等，无不精妙。他所创作的杨时像（图16），为彩色立式画像。画中的杨时，端然拱手，怀抱典籍，目光深邃而略带忧郁，衣袖宽大而直线下垂，与下身的裳相衔。深色的头巾，与略为浅色的服饰形成层次不同的色彩效果。与中国国内流传的杨时像对比，体现出不同的异域特色。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4年第3期）
  李侗画像考述
  一、宋明时期的李侗画像
  两宋以降，历代圣贤画像流传于世，大多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书院，二是祠堂。延平先生李侗也不例外。从文献来考察，最早有此记载的，是地处九峰山的延平书院。
  宋嘉定间，朱门弟子、南剑知州陈宓在九峰山模仿白鹿洞书院的规制，创建了延平书院。他在《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中说：
  自汉唐以来，几二千年而未有与道统之传者，今（南剑）以斗大之州，不数十年之内，出而宗主斯文者有四，岂惟一邦之创见，实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献典刑，犹有存者，士大夫过其境，慨叹兴慕而祠像弗立，诚为阙典……①
  所谓“祠像弗立”，是说在此之前，奉祀延平四贤的祠堂未立，四贤的画像当然也无处安放。于是，身为州守，“职在宣化……创延平书院一所，授白鹿洞比建立礼殿，旁祀杨时师生遗像，以慰往来士君子之思”②，就成了陈宓在南剑的重要政事之一。
  延平书院建于嘉定十五年（1222），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延平四贤”当然其中也包括李侗的画像，同时进入延平书院的确切年代。对此画像的具体描述，明宣德九年（1434）南平县儒学训导萧山徐海撰《重建延平书院记》说：
  陈复斋来守是邦，仰慕先生道德文章温和纯粹，仿汉白鹿观（按，应为宋白鹿洞），建书院于刹溪南九峰之下，以奉祀焉。殿塑圣像，庑绘从祀，祀堂绘四贤。①
  由此可知，书院建筑有殿、堂之分。所谓“殿塑圣像”，是说在正殿中塑孔圣之像；所谓“堂绘四贤”，是指大堂之上绘有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四位先贤的画像。
  淳祐元年（1241），徐元杰任南剑知州，执政之余，每月一次亲赴延平书院讲学。他在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四贤与李侗像。一是《延平书院仲丁祭先儒文》，“以四先生之像，与夫子序列于书堂之祠，岁率二祀，而申讲夫仲丁之彜。”②二是《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此邦先贤余化，久而愈新。延平书院儒先之像在焉……”③
  书院之外，祠堂也是张挂先贤画像的场所。元石善才撰《延平四贤像记》说：“凡郡县学宫，各祠乡之先贤，以昭德厉后，俾有所法而进于道。”（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书法名家邓康庄（文原，1258—1328）官江浙儒学提举时，在延平建四贤堂，大书其匾曰“道南师友之堂”，又塑四贤之像于祠堂，以激励后学。
  林兴祖撰《延平李先生赞》，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为李侗书写的像赞。其文曰：“洒然洒然，知在何处。问之双流，双流长去。问之九峰，九峰无语。天地万物，各得其所。”①考林兴祖，字宗起，号木轩，罗源人。至治二年（1322）进士，历官黄岩州同知，三迁而知铅山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铅山县）。故此赞文，应系其赴任铅山，赴次延平之时所撰。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会编《李侗文化研究》（第一辑，2009年铅印本，第234页）有署名为“元林之蕃”所撰《延平李先生像赞》，内容与林光祖所撰全同，据编者称系“选自古田县城南巷侗公祠”。考林之蕃，字孔硕，号涵斋，明末清初闽县（治所在福建省福州市）人，而非元代人，故此像赞的作者是元林兴祖，而非林之蕃甚明。
  明宣德九年（1434），延平书院历久重建，南平儒学训导徐海撰《重建延平书院记》说：
  宣德戊申（1428），丰城雷侯诚来守是郡，叹其荒秽，遂割俸敦工修葺，率尔一新。庚戌冬，判府玉山程侯钫以为当时得传吾先世道于杨罗之门者，独先生也。又捐赀塑像，增构礼亭于祠前，凡大夫士来参谒者莫不睹先生仪形于仿佛。②此“独先生也”，指的是李侗，故“捐赀塑像”，指的是塑李侗一人之像。这一点，在明成化二十二年（1488）奉政大夫经筵官兼修国史洛阳刘健撰《延平书院记》中也有相似的描述。其文曰：“出郡城南，九峰山下，有延平书院，故为宋李先生侗讲道地。……久而圮。今澶渊王公范守郡，重修之。起其仆，易其敝，而饰其漫漶者。中为祠，祀先生像。”③
  李侗的画像在明代不少诗人的作品中也得到反映。如魏瀚《延平书院》七律描绘了南平九峰山和延平书院的景观，“百年兴废祠堂在，千古仪型绘像存。”罗璟则有“像设俨然如静坐，心传卓尔见深期”（《延平书院》）之句；周孟中《延平书院横翠楼》一诗有“道南师友真三杰，人物乾坤第一流。授受已知穷画像，行藏何用喻牺牛”的吟咏。苏章《道南祀》称“北山绝顶悬祠庙，遗像堂堂肃典型”。①
  通过以上宋明时期诸多文献中对李侗画像一鳞半爪的描述，大体知道了宋明时期李侗画像在民间的流传。正如清初南平人氏林润芝所说：“幸生大贤之里，得从先生长者之后，拜其遗像，瞻其仪型而嘉谟懿行。”②说的是瞻仰遗像，思其言行，在学者心中树立见贤思齐的榜样。
  问题是，以上这些在当时习以为常，为当时人所熟知的画像，却没有一幅流传下来。更有甚者，甚至没有人对这些画像作一番文字上的描述，以至李侗究竟长得什么样，只能凭借后来人各自的想象。
  二、清代李侗画像遗存
  以现存而论，李侗的画像遗存不会早于清初。明孙承恩编纂《集古像赞》一书，虽然问世于明嘉靖间，但上海图书馆所存为清影抄明本，日本内阁文库所存则是日本抄本。此书中有《李延平愿中》半身像，头向左侧（图1）。因系抄本之影印件，画面不够清晰，面目模糊。图上方为像赞：
  早岁豪迈，中更纯粹。造诣既深，涵养亦至。
  冰壶秋月，表里莹然。考亭雅范，濂洛正传。
  既然上海和日本所存均为抄本，何以判断此书最早系出自明嘉靖？除了此书卷首《集古像序》系孙承恩撰于嘉靖十五年（1536）之外，图像上方的“赞”也全部出于明嘉靖间史馆编修孙承恩之手。在孙承恩的文集中，有《集古像赞》一书所有的赞文，名为《古像赞》。内容从盘古、伏羲、神农、黄帝，一直下延至元代的许衡、虞集共205人，人各一篇，共205篇。其中就有《李延平愿中像赞》：“早岁豪迈，中更纯粹。造诣既深，涵养亦至。冰壶秋月，表里瑩然。考亭雅范，濂洛正传。”①
  孙承恩（1485—1565），字贞甫，号毅斋，南直隶松江府华亭（治所在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其文章深厚古雅，工书善画，尤善绘人物。据其自序，这205篇四言八句像赞，系模拟朱熹“赞六君子”，“取文公之意，或摘用其语之他见者缀辑成章。”所谓“赞六君子”，即《六先生画像赞》（《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六先生系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张横渠和司马光）。由此可知，孙承恩撰此像赞，写作态度极为认真。他所写的李延平像赞之四言八句，将李侗的生平及其历史地位概括得十分准确。与元林兴祖内容空泛的像赞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此书之外，孙氏还撰《历代圣贤像赞》六卷。
  在李侗本人的著作刻本中出现李侗的画像，最早的可能是清顺治十一年（1654）李孔文在延平刊刻的五卷本《李延平先生文集》。此书卷首有题为“追赠太师越国公谥文靖延平李愿中先生遗像”的文字。左为题后学元三山林兴祖撰《延平李先生赞》：
  洒然洒然，知在何处。问之双流，双流长去。
  问之九峰，九峰无语。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图2）
  此图系李侗后裔根据“追赠太师越国公谥文靖”这一封赠地位想象而创作的，画面中的李侗身着朝服，手捧朝笏，头戴王侯之冠，俨然一幅民间素王的气派。与朱子笔下的“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延平府府署刻印的《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卷《延平答问补录》一卷，卷首也有李侗的人物画像和插图，内封面镌“紫阳朱子辑，延平李先生答问，杨罗李朱四先生年谱附，李先生特祠后御书阁藏版”。画像题为“文靖先生遗像”（图3）。与顺治刻本画像略有不同，此图中的李侗，已从右倾转为正面居中的标准相。
  这一部由延平府府署刻印的《延平答问》，后历经乾隆、光绪多次重修重印，此李侗的画像基本保留，一直到光绪五年（1879）延平知府张国正刻本为止。
  刊于清乾隆八年（1743），由福建长汀画家上官周创作的《晚笑堂画传》，为中国古代120多位历史人物绣像，每幅图像皆附有像赞文字。此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贤画册，儒学圣贤人物的画像只占全书很少的一部分，但对后来的圣贤画作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图绘制细致生动，人物表情细腻传神，堪称版画中之精品。尤其是艺术上的成就，曾得到鲁迅和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
  上官周（1665—？），字文佐，号竹庄，清代著名画家，终生布衣。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擅长诗文、书法、篆刻，尤精绘画，善画山水和人物，是清朝著名的民间画家。上官周笔下的“李延平”（图4），为立式图像，形象生动传神，眉目之间洋溢着一股喜气，衣着线条自然流畅，与面部表情相互衬托，浑然一体。图题下左有一段赞语：
  先生喜黄太史，称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常讽诵之而顾谓学者曰：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少进矣。时沙县邓迪夫亦谓先生冰壶秋月，莹彻无暇云。①
  背面有一段文字，介绍其生平事迹，大体节选自朱熹撰《延平先生李公行状》：“先生讳侗，字愿中，号延平先生。剑浦人。朱子师事之。于祭先生文中述其从游十年，诱掖谆至。又尝曰先生少游乡校有声，已而闻郡人罗仲素得河洛之学于龟山之门遂往学焉。罗公清介绝俗，里人鲜克知之，见先生从游受业，或颇非笑。先生若不闻，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容潜玩，有得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罗公少然可，亟称许焉。于是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箪瓢陋巷，怡然自适。中间郡将学官闻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从游受学，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图5）
  上官周创作的这幅李延平像，可能是李侗画像中流传最广的一幅，早在清道光年间，就已被长洲顾沅收入《圣庙祀典图考》一书中，改其名为“先儒李子侗像”（图6）。背面也有一段文字，介绍其生平事迹：
  李子侗，字愿中。南剑剑浦人。少游乡校有声，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往从焉。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容潜玩，久之，尽得其奥。于是退居山田，谢绝世故余四十年，饮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适。
  时，新安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卒年七十一。学者称延平先生。熹尝称侗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色温言厉，神定气和，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酬酢事变，断以义理，截然不可犯。早岁闻道，即弃场屋，若无意于当世。然忧时论事，感激动人。其语治，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又谓自从侗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明万历四十七年从祀称先儒李子。西庑第五十一位。①
  近代知名画家王云（1887—1938），字梦白，江西丰城人，曾将《晚笑堂画传》中的李侗画像为底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了“延平先生李侗”扇面画。（图7）
  在当代人所编的不少图籍中，此图先后又被黄全信主编的《中国五百名人图典》，②郭磬、廖东编《中国历代人物像传》，③李典编《中国历代名人图典》、④王军文编《中国历代名人图谱图文经典》⑤所收。（图8）
  在南平李侗文化研究会修建的“宋儒亭”中，这幅画像被刻石立碑，并且印在小册子、宣传片中，等等。由此可见，这幅画像，早已得到延平先生后裔的认同。
  最后，向大家介绍一张诞生于晚清的李侗画像。这是一部题目为“孔圣宝卷”，扉页又题“圣像全图十忠十孝经”的图书。出版于清光绪辛丑年（1901），现存1927年石印本。李侗画像为坐式，图左上方题“宋儒李侗字延平朱子师”数字。图后有一版文字介绍李侗的思想，称其“侗公李夫子曰，世人多有求道问德者，岂知道德之缘非易也。有志之人诚求则易，不诚求者则不易。孰能比上古圣人好道尊德”（图9）云云。
  宝卷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演变而来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作者大都是出家的僧尼。内容以佛经故事、劝事文、神道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而以历代儒者为主角，则甚为罕见。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4年第2期，收入姚进生主编：《道南学派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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