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被称为朱氏族人为人处世“圣经”的《朱子家训》，依朱杰人先生的说法，“按照传统，一般是不对外族和外人展示的，更不能作为对外人的道德伦理要求。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应该进步，我们发现了这部家训伟大的现世价值，我们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决不能朱门一家独享，它应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享。所以我们把它公之于世，并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予以介绍、讲解、弘扬。”
  的确，在历史上流传的《朱文公文集》中，最早是没有收入《朱子家训》的。这篇家训能够保存并得以流传开来，应该归功于代代相传，并经屡加增补和重修的《紫阳朱氏宗谱》。
  到了明末，才有朱子后裔朱培把《朱子家训》从《朱氏家谱》中收到《文公大全集补遗》卷八中；清初，又有朱子后裔朱玉将其编入《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八册卷二十一《庭训》中，这才开始逐渐被后人所知晓。从2010
  年开始，《朱子家训》在朱杰人教授的力推之下，先后被译成英文、德文、日文和韩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还会陆续译成更多的外文。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朱子家训》最早传到海外是在什么时候？目前我们所能做出的回答是，大约是在清初。其直接证据是，在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存有一部和汉书《朱子家训私抄》，日本元禄五年（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申卯月吉旦川游石汀山口屋刊行，是一部罕为世人所知的日本出版的古籍和刻本。此书据朱熹《朱子家训》释文，并配以插图16幅。书分上中下三册。其体例为，《朱子家训》原文为汉文大字，每字占两行四格；每句之后，以日文小字写刻释文，每字占一行一格；释文之后，辅以一到两幅插图，图中的人物均着日本江户时期的服饰；人物形象与点景搭配，恰到好处。简笔线描，写刻精美，须眉毛发，神情毕现。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家训私抄》的朱子原文，与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通行本文字上在三个方面小有差异。
  一是文本顺序上的差异。现行的通行本是以“君之所贵者，仁也”开篇，而此和刻本则与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所载相同，是以“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开头，而后的顺序才是君臣、兄弟、夫妇。
  二是词句上的差异。如通行本“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和刻本作“兄之所贵者，爱也；弟之所贵者，敬也”，“仇者以义解之”为“仇将以义解之”；“人有大过，以理而喻之”作“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处世无私仇”作“处公无私仇”；“遇合理之事则从”作“遇合义之事则从”；“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作“勿妒贤以嫉能，勿称忿以报横逆，勿非理以害物命”；“诗书不可不读”作“诗书不可不学”；“童仆不可不恤”作“奴仆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礼也”作“守我之分者，理也”；“可不慎哉”作“可不谨哉”，等等。
  三是和刻本与通行本相比，少了几句，疑为脱文。如在“怨者以直报之”之后，和刻本无“随所遇而安之”；“童仆不可不恤”后，脱“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等等。
  以上向读者简略地介绍了和刻本《朱子家训私抄》的基本情况，那么，这部和刻本所据以翻刻的底本是什么？
  在此书卷首的序中，可以了解到，该书是据撰序者的一位“益友”携来汉文的《朱子家训》一轴，而后加上日文训释，并配上图训刊刻而成。从时间来看，在此和汉书问世的日本元禄五年（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刊于雍正二至八年，1724—1730）尚未问世，故不可能是朱玉刊本，而只有两种古籍刻本有可能成为此书《朱子家训》的底本。一是明末朱培编刻的《文公大全集补遗》，二是明版收入《朱子家训》的《紫阳朱氏宗谱》。也就是说，这位“携来汉文《朱子家训》一轴”的“益友”是据朱培《文公大全集补遗》或明版《紫阳朱氏宗谱》，抄录其中的《朱子家训》一文，而后以日文加以解说和阐释。
  在1692年就东传日本，且作为社会道德启蒙读物刊刻印行的《朱子家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日本学者来探讨更为合适。笔者在此想说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许多人都把清初朱柏庐（1627—1698）的《朱子治家格言》称为“朱子家训”，而把朱熹的家训称为“朱文公家训”或“朱熹家训”，以示区别。而日本和刻的《朱子家训私抄》的重新发现，至少说明，早在清初，朱熹的《朱子家训》就已传播海外。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2年第2期，笔名：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