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
  一、朱熹道统论与书院祭祀
  道统，即传道之统。朱熹的道统论，即朱熹上承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综合创新的一种新儒学“传道正统”的理念。
  孟轲在《孟子·尽心下》中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孔子的传承系统，并以此传承为己任。唐代韩愈则在《原道》一文中重申了孟子之旨，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从而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韩愈的这个理论，开南宋朱熹道统学说之先河，史称“道统论”。“道”，是从儒学的核心思想——伦理纲常而言；“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故又称“道统心传说”。朱熹在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使用了“道统”一词。他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儒家道统学说的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据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时，将“允执厥中”四字传授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又在此四字之前加上十二个字，这代代相传的十六个字至此定形。后来，禹又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又下传给颜子、曾子、子思，子思传给孟子。据说，这个传承过程是一个“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过程，与后来佛教禅宗的“以心传心”“自悟自解”的法统相似，故被后儒称为“十六字心传”，被视为是传统儒学，乃至中华文化传统中著名的传心要诀。
  朱熹把这十六字作为解读《中庸》的钥匙。他认为子思之所以撰《中庸》，是因为其担心这种传承时间“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①。通过朱熹的章句，《中庸》这一儒家经典就成了阐释“十六字心传”的重要典籍。在十六字心传的代代传承中，很自然地又和儒学的传道之统联系在一起。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②
  按朱熹的解释，舜后补益的“三言”，是为了阐明“尧之一言”的，故此十六字的关键，仍在后四字上。“允”，朱熹解释为“信也，是真个执得”③。“厥”，在此为虚词，故关键为“执中”。朱熹引程颐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故执中，就是行“天下之正道”；“允执厥中”，就是坚定不移地行“天下之正道”。为何要行正道？原因就在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何谓“人心”？“人心”何以“惟危”？朱熹认为，人心出之于“形气之私”。“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①
  何谓道心？“道心”何以“惟微”？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②他说：“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③正因为人心危殆不安，正因为道心精微难辨，故“惟精惟一”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实现“允执厥中”的前提。故朱熹说：“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所谓“精”，就是“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就是精微地辨析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区别而不混杂；所谓“一”，就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即坚守本心之正而抵御外界物欲的诱惑和困扰。
  大体来说，道心与人心，在朱子理学中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道心出于天理，得性命之正，为圣人所具有，是至善之心，为天命之性；人心大体可视为人欲，出于形气之私，为气质之性。故言“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④。从道德修养来说，就是“必使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只有这样，“则危者安，微者著。”危者才能转危为安，精微的儒学道义才能得以彰显。
  “道”，指的就是朱熹的理学核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⑤“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陈荣捷先生说：“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①也就是说，“道统”的提出，与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无关。其要点在于“哲学性”，即对“道”的内涵的阐述，思想的继承方面是否有“授受”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道统的谱系人物进行选择。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出的道统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后孟子“没（殁）而遂失其传”，一直到二程兄弟出，才“续夫千载不传之绪”，道统得以重续，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承孟子，下延至二程兄弟的承传谱系。
  在此必须指出，朱熹的道统论的提出，是与他在各地书院讲学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二年（1175），朱熹在建阳（治所在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建成云谷晦庵草堂时，曾有过在此书院祭祀孔圣，而以颜子、子思、曾子、孟子配祀的想法，后因故而未果。他后来回忆说：“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尝欲于云谷左立先圣四贤配，右立二程诸先生，后不曾及。”②此后不久，淳熙六年（1179），他在任南康知军时，在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立濂溪祠于军学，主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祀，此为全国祭祀学派先贤的创举。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将此作法引入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这年十二月，竹林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沧洲精舍。借此良机，朱熹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他采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具体操作祭祀仪式的《沧洲精舍释菜仪》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此为全国书院祭祀孔圣，而以四位门人配祀的创举。而真正由皇家封赠配祀，曾子和子思均是在宋理宗咸淳三年（1267），③晚于朱熹考亭崇祀70多年。
  除祭祀孔圣和四配之外，朱熹认为，周、张、二程等继承了孟子的道统，因此在书院中祭祀这些先贤也是理所应当的。他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惟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①
  此文与《中庸章句序》中提出的道统谱系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在孔圣之前，增加了一个“羲轩”；二是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并强调“周程授受”的关系；三是把“学虽殊辙”的邵雍、张载和司马光，也纳入其道统谱系之中。陈荣捷先生在阐释前两个不同时，认为朱熹的“道统之哲学性，不止基于《书》之十六字诀，而亦基于《易》之太极”。“朱子因须厘清理与气之关系，不得不采用太极阴阳之说。又因二程不言太极，不能不取周子之《太极图》而表彰之。”②由此可知，前设“羲轩”，实为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张目，强调的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伏羲《易》之间的内在联系。此亦即朱熹所说“不繇师传，默契道体”中的“默契”。在此，陈荣捷先生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朱熹道统论的建构，是与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何俊先生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之学入手的“途径不外有三：一是反身而诚，取内倾的路子；二是于日用中求，取外向的路子；三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求”③。这第三条途径，正是朱熹为何会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等史学著作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何在沧洲精舍祭祀先贤的名单中，会出现以史学见长的司马光之名的原因。
  大体而言，《中庸章句序》里的道统谱系，乃是朱熹为阐述《中庸》何为而作时顺带提出，并非专门叙述，故其中沿袭前人的成分居多，而《沧洲精舍告先圣文》里的道统谱系则充分展示了朱熹综合创新的新儒学道统观念。从淳熙十六年（1189）序《中庸章句》到绍熙五年（1194）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五年时间，而朱熹的道统学说至此实际上已经走向全面成熟。
  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朱熹道统论的创立，以及他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努力将此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这其中，他的学生黄榦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他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①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等的道统论，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他在《朱文公行状》中写道：“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②又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③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④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二、朱熹道统论与建本类书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朱熹的道统论是和他在各地书院讲学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书院讲学是其传播道统论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在此之所以用“之一”，是因为朱熹道统论和他的理学思想还有一重要的传播媒介，这便是宋元时期建阳的雕版印刷业。对此，笔者曾有《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①、《建阳刻书及其对武夷文化的传播》②等文，在此不作详述，而仅择其一端，即宋元时期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来加以考量。
  何谓类书？类书是辑录史籍中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便查询和检索的工具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由于类书荟群书之萃，既博且精，又通俗易懂，使读者翻阅起来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闽北许多学者也动手编纂，且多在建阳刻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朱熹门人祝穆编纂的《事文类聚》、建安谢维新编纂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以及建阳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等。
  《事林广记》，全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四十二卷。宋建阳人陈元靓编。陈元靓，号广寒仙裔，著有《博闻录》《岁时广记》及此书。其行实，据建阳刘纯作《岁时广记引》，称“鳌峰之麓，梅溪之湾，有隐君子广寒之孙，涕唾功名，金玉篇籍，采九流之芳润，撷百氏之英华。……穷力积稔，萃成一书，目曰《岁时广记》”③。可见是一位隐居山林的饱学之士。在刘纯《岁时广记引》之后，又有理学家朱熹之孙朱鉴所作序。而刘纯则是朱熹学生刘爚之孙。由此可知，陈元靓与建阳当地的理学人物有密切的关系。
  陈元靓所编《事林广记》约成书于宋理宗端平间，是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民间日用类书，开后来建阳书坊刻印日用类书之先河。《事林广记》的宋刻本今已不存，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椿庄书院之名，在闽北的有关地方志书中不见记载，可能只是一个名为书院实为书堂的刻书作坊。1963年中华书局曾据此元刻本影印出版。书中续集卷四《文艺类·琴》中有“夫子杏坛之图”（图1），表现的是孔子率门弟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情景。卷五《先贤类》有周敦颐、二程（图2）、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图3）等人的全身像。除此之外，书中还以示意图的方式列出了周、程和延平四贤，以及朱门中44位主要弟子的传承关系，基本上体现出了朱熹考亭学派的主要阵容（图4）。
  将书中的《先贤图》和示意图所列人物同朱熹的道统论相对照，可以看出，该书的编者受到朱熹的影响很深，而且主要是受到了朱熹《沧洲精舍告先圣文》的影响。因为在朱熹此文中，提出了“恭惟道统，远自羲轩。……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①的观点。而《先贤图》所列七位先贤，除朱熹外，正是周、二程、张载、邵雍和司马光，即所谓“北宋六子”。
  在此，还必须特别指出，学界有一种从海外流传进来的观点，认为在朱熹以前，北宋道学谱系承认的先驱者有司马光，而自朱熹之后，才出现“北宋五子”，即周、张、二程和邵雍，而将司马光排除在外。其根据是，在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一书中只有五子，而无司马光的言行事迹。这个说法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于，既然朱熹在成书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的《伊洛渊源录》中只承认五子，为何会在二十多年之后的绍熙五年（1194），在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举行的有全体及门弟子参加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中，提出了“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这一观点呢？
  除《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之外，朱熹还为“六子”各书写了一篇像赞，总名为《六先生像赞》。其中写司马光《涑水先生像赞》云：“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带，张拱徐趋。遗象凛然，可肃薄夫。”①他对司马光的评价有“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年内以往，傥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之道义风节乎？”②而据朱门高弟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一文的观点，乃“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③。黄榦所提出的朱熹直继二程的观点，没有被《事林广记》编者所接受，其原因，与朱熹讲学的地点就在考亭书院，而书院的所在地，就在建本的故乡——建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黄榦的讲学地点，则主要在福州等地，他在建阳的影响，尤其是对建阳刻书业的影响，则远不如朱熹。
  此外，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下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有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其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同时，又下诏朱熹与周、张、二程从祀孔庙。这既是对宋代“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是官方对朱熹道统论的认同和肯定。宋建本《事林广记》之成书，正此时也。然而，奇怪的是，编者没有采用官方的五大道统圣人之说，而是仍然沿用朱熹的考亭沧洲精舍之说，由此可见，编者受朱熹影响之深。
  据朱门弟子叶贺孙所记载的朱熹在考亭沧洲精舍祭祀先圣先贤的全过程，由于条件所限，书院“堂狭地润”②，所祭先贤，孔圣之外，其余均以纸牌子代替而非塑像或图像，而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则有效地弥补了朱熹当年的这一缺憾，为朱熹道统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个立体且直观的效应。
  《事林广记》于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印行之后，广为传播。元明间在建阳书坊曾被多次翻刻，内容则经过后人的不断删改或增补。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此书开了元明间建阳书坊编撰、刻印民间日用类书的先河。
  《事林广记》的建阳刻本还有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建安郑氏积诚堂刻本、元建阳余氏西园精舍刻本、明永乐十六年（1418）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刻本、明弘治九年（1496）建阳詹氏进德精舍刻本等。这些刻本的卷数多经后人增删或合并，多少不尽相同。有的刻本则增加了一部分元明间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此书东传日本后，曾被日本人多次翻刻，称为“和刻本”。其中首次翻刻此书的是日本京都山冈市兵卫，时在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所据底本为元泰定二年（1325）建阳书坊刻本。之所以要将《事林广记》的众多版本在此加以介绍，是为了说明：其一，在时间上，此书从宋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观做了旷日持久的且跨越三个朝代的宣传。其二，由于版本众多，其读者和受众当然也就越多，也就为朱熹的道统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其三，作为民间日用之书，《事林广记》的读者主要是普通百姓，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崇祀仅限于儒家学者的层面，转而向普通百姓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媒介，为书院崇祀向民间信仰转化提供了某种可能。
  必须指出，朱熹与周、张、二程并列，取得五大道统传人的地位而从祀学宫，是在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下诏，称颂朱熹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令从祀庙堂。其后，各地书院纷纷祭祀朱子。宋宝庆二年（1226），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于考亭书院内辟文公祠以崇祀朱熹，以黄榦配祀，真德秀为记。淳祐六年（1246），临漳郡守方来在龙江书院讲堂之东建朱子祠以祀朱熹，以门人陈淳、黄榦配祀。宋嘉熙二年（1238），福建建宁知府王埜创立建安书院祠朱子，而以真德秀配享。自此，各地书院崇祀朱熹者渐多，难以胜计。毫无疑问，这是借助于官方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与此形成呼应之势的，是出自民间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竟是在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编印成书，在时间上竟然早于宋理宗所下的诏书若干年！
  一部民间日用类书，在普及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到书本，从书院崇祀到民间信仰的进程中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以闽北为例，在元明以后的各地地方志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如“延平四贤”“建阳七贤”“建阳蔡氏九儒”“光泽乌洲李氏七贤”等一系列与朱子理学学派人物有关的记载。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部建版的畅销书中的道统意识的宣传必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还必须指出，从宋淳祐元年（1241）正月诏从祀孔庙，朱熹取得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①到元皇庆二年（1313）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②其间经历了约72年，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走向衰败的晚宋和步入强盛的蒙元居然对朱子学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措施。然而，当我们刻意去追寻在这一时期有关朱子学的相关历史文献时，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相关历史文献可谓少之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的“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由于朱熹长期生活在闽北建阳、武夷山一带，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晚年定居建阳考亭，因此，以其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对南宋建阳的刻书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建阳刻书业的繁荣为闽学的兴起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①这是笔者《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一文的主要观点。当我们认真分析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和朱熹的道统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这一观点，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又再一次得到印证。
  在此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此建本类书《先贤图》中的朱熹像，其底本，即来自朱熹在建阳考亭的自画像，说明此书所画之先贤像均有所本，而非凭空想象。通常认为，朱熹自画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刻现存南平市建阳区博物馆），但与此元代建本版画相比，时间上又晚了数百年。此建本类书虽非专门的圣贤画传，且《先贤图》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但对开启后来出现的诸如明佚名氏《孔门儒教列传》、明吕维祺《圣贤像赞》，以及清代著名画家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中的圣贤图像，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系2010年10月“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参会论文，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5期，收入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闽学与福州书院考述
  我国的书院制度滥觞于唐代，确立和发展于宋代。隋唐以前，福建被视为未开化的蛮荒之地，教育事业落后于全国。但在书院的发展上，却与全国各地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宋代，特别是南宋，由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崛起，福建书院发展迅猛，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以“闽学”的特色而独树一帜，而福州的书院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福州最早的书院，是福清陈灿于唐代所创的闻读书院。地点在福清城东福唐里小隐岩，距城约30里，因陈灿于此读书而后其地更名为“闻读山”。①据传，南宋时朱熹过此，曾提笔大书“闻读”二字。②陈灿，字德宣，曾历官水部郎中，因厌倦仕宦生涯而归隐，读书山中。此书院的具体创建年代，因史籍缺载而难以详考。
  长乐林慎思（844—880），字虔中，自号伸蒙子。咸通十年（869）进士，官校书郎至水部郎中。僖宗时因直谏被贬为万年令。著有《续孟子》二卷、《伸蒙子》三卷。他提倡教化，为政主德刑兼施，持论醇正，为闽中早期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林慎思在长乐城北德成岩建有德成草堂，①讲道论学其中。后朱熹至此，有留题曰：“德成于慎思。”②宋人改名为“德成书院”③。
  福州属邑古田，则有余仁椿于南唐保大元年（943）创建的蓝田书院。④余仁椿，古田杉洋人，南唐时以员外郎官永贞（治所在今福建省罗源县）县令。退休后在杉洋建此书院，“捐田建学，以训乡族。”⑤后人作记云：“三阳余氏，乃青田巨族，人物济济，风俗为尤盛。昔员外公，相地宜创学馆，背乾向巽。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二百年间，簪缨间出，子孙显荣，皆由此地始。”⑥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福州早期的书院，或受隐士文化的影响，为儒者隐居读书之所；或从本家庭的“子孙显荣”这一利益出发而创“学馆”，相当于家塾。其性质，与宋代闽学者创建书院，广招天下门徒，动辄数以百人，既属私家办学，又带有广泛社会性的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略有不同。而其相同之处则在于，一是均为私家所创；二是均为传播儒学文化的阵地；三是地点也多设在人迹罕至而又风光优美即所谓“群山之间峰峦叠秀”⑦之处。因此，这些早期书院，可视为福州书院教育制度的萌芽。
  二
  两宋时期，福州书院比唐、五代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原因与“闽学”的兴起有重要的关系。所谓闽学，指的是以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体系；又指以朱熹为代表的，包括其弟子以及再传、续传在内的学术派别。本文所说的闽学，主要侧重于后一意义即学派而言。而追溯其源，闽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则有北宋的侯官人氏陈襄。
  陈襄（1017—1080），字述古，号古灵。他是早期福建理学的先驱者，有宋代闽中“理学倡道第一人”之誉，被清人全祖望赞为“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亚，较之程（二程）、张（载），为前矛焉”①。陈襄创建了古灵书院，地点在侯官城西南约60里的古灵溪之滨。②周围有古灵山，峰名文笔峰，峻特峭拔。关于古灵书院，地方志书多为三言两语，故其重要意义，也一向为学界所忽视。
  首先，古灵书院不仅是福州，也是全闽第一所在真正意义上由福建本土著名教育家创办的书院。它绝对不是后来一些方志中所说，仅仅是“宋儒陈襄的读书处”那么简单。据《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记载：
  闽海古灵先生于安定（胡瑗）辈盖稍后，其孜孜讲道，则与之相埒。安定之门，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孙复）弗逮也。而古灵亦过千人。安定之门如孙莘老（觉）、管卧云（师复）辈，皆兼师古灵者也。③
  一个有弟子逾千人的著名教育家，他所创建的书院岂能只顾自己“读书”而不讲学？此无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虽然陈襄后在浦城、仙居、河阳、常州、杭州等地为官，均致力于兴学教化，其及门弟子有一部分在这些地方从学，但其在福州的弟子还有张谔、刘淮夫，莆仙有黄颖、傅楫等人可考；其学友则有同乡郑穆、陈烈、周希孟（与陈襄并称“海滨四先生”）和刘彝等。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卷首第一句就说：
  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①
  “海上”是什么地方？难道真的以一叶扁舟漂泊在海上讲学不成？此“海上”不过是从福州濒临东海的地理位置而言，其确切地点，就是陈襄创建的古灵书院！
  其次，古灵书院也是福建第一所由著名理学家创建的书院，开了书院这一个教育机构在福建与理学联姻的先河。由于宋代重文轻武，科举是读书人入仕的捷径，在书院教学中，要把当时与科考没有多少关系的理学列为书院的主要课程是很难的，而陈襄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故黄宗羲这样评价他：
  是时，学者方溺于雕篆之文，相高以词华；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以为迂阔，而士亦莫之讲也。先生独有志于传道，与同里陈烈、郑穆、周希孟者为友，气古行高，以天下之重为己任。闻者始皆笑之，先生不为动，躬行益笃，学者亦稍稍化之，多从之游，而闽海间遂有“四先生”之目，……已而四先生之名闻于天下，有从远方来受学者。②
  “知天尽性之说”即孔孟儒家学说。“知天”为对宇宙天地的探考和觉解，“尽性”是对人生境界即道德修养的提升。作为宋明新儒学在闽中的开拓者，陈襄的学术思想及其讲学内容，已基本涉及后来被朱熹等闽学者所广泛关注的“理”“诚”“性”“情”“中”“道”等理学范畴。这些在当时热衷于科举的福州士人眼中，只不过是“迂阔”之论。而陈襄和他的三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却以大辂先轮的勇气，“躬行益笃”，将理学引入福州的书院，辛勤地耕耘，终于使当时的东南沿海理学荒漠地带出现了第一片绿洲！陈襄之后，一直到北宋后期，才有理学家游酢、杨时等在闽北创建书院，传道讲学。此后，随着南宋朱熹学派的兴起，闽中书院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方能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襄所创建的古灵书院，在福建书院史和闽学发展史上均有开拓之功，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陈襄的教育思想也颇具特色。他认为，“学校之设，非以教人为辞章取禄利而已，必将风之以德行道艺之术，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兴治美俗也”①。提倡学校教育以道德教化为先，使学生成为仁人君子，进而推广到全社会，达到“兴治美俗”的作用，而他所反对的“为辞章取禄利”的思想则开了后来朱熹书院教育反科举的先河。
  北宋时期的福州书院，还有地处福清海口镇龙山北麓的龙江书院，始创年代缺考。北宋宣和六年（1124），镇官陈麟措资30万重修，“为秀民讲学之地。”②
  三
  南宋是福州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其原因，我在《朱子学与闽北书院考述》③一文中提出三点。因福州与闽北处于同一行政区域，且同处于南宋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故其原因应是相同的。简要言之，一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局势，使地处东南的福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为福建书院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和物质条件。二是官学的腐败和衰落从反面刺激了书院的勃兴。朱熹曾以福州府学为例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④
  师道不立，官学失教使其日渐衰落，却促成了南宋私学的主要形式——书院的兴盛。三是理学发展到了朱熹的时代，走向了全面鼎盛。相应地，以朱子闽学为教学基本内容的闽中书院也必然要随着闽学的发展而发展。
  南宋时期，福州府城及属县所创建的书院达16所（参下列《南宋福州书院一览表》）。这个数字，略少于闽北的建宁府（22所），而多于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①
  南宋时期福州书院的数量少于闽北，其原因与书院文化的特性有关。就性质而言，南宋及此前的书院，大多为私学；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书院文化带有浓厚的“山林文化”特色。通常均由较有名望的学者“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①，“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②因此，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处往往也是书院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闽北由于是山区，境内有著名的武夷山而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而福州作为省会城市，都市文化特色更为浓厚，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相对较弱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南宋时期福州书院多设在周围属县，而府城内仅有于山、乌山偶有创建的内在原因。
  南宋时期福州的书院与闽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创建者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知名的理学家。如创建拙斋书院的林之奇，字少颖，侯官人。曾从名儒“大东莱”吕本中学，后本中之侄“小东莱”吕祖谦入闽师从林之奇，就在拙斋书院从学。据《宋元学案·紫微学案》记载，当时林之奇门下弟子达“数百人”。而创栗山草堂的林宪卿，创龙峰书院的刘砥、刘砺兄弟，创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的黄榦，创鳌峰精舍的潘柄、杨复、陈宓，创龙门精舍的林学蒙等均为朱熹的高弟。即使创建者姓名缺考的古田的几所书院，也与闽学有密切关系。如螺峰书院，据载有“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③。而魁龙书院则与朱熹在古田的弟子林择之、林扩之兄弟有关，朱熹曾在此讲学。④创建于北宋的福清龙江书院，到南宋也相继有福清王苹、莆田林光朝、福清林亦之、陈藻等名儒先后在此讲学。⑤
  在南宋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闽学者中，应加以特别关注的是黄榦。这不仅因为他是朱熹的高弟和女婿，朱子门人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还因为黄榦在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事迹在相关地方史志中罕见记载，以至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人，从学朱熹前后达25年之久。朱熹的学术成就和他在各地书院的讲学实践密不可分。而黄榦的传道卫统的历史功绩，也与他在各地创建书院，执教讲学生涯息息相关。
  安贫乐道，是宋代理学家们所共同遵守的信条。到了黄榦，则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他毕生谨守父兄廉勤之训，坚持“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的信念，即使从任汉阳知军、安庆知府等职归来，因家贫无屋可居，借破庙以栖身之时，仍坚持办学，教授生徒。黄榦在福州、汉阳、建阳等地创建的书院有六所，并先后在十所书院、六所官办儒学授课。仅在福州，他就创建了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并在栗山草堂、鳌峰精舍、闽县县学，以及于山、乌山等地的民居、寺庙讲过学。栗山草堂在福州怀安县栗山，嘉泰元年（1202），黄榦应林宪卿之邀，在此讲学，及门弟子有朱熹的孙子朱钜、朱钧，以及栗山林氏的一批子弟。云谷书楼在福州乌山法云寺旁，黄榦建于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此前，黄榦从汉阳归，因无屋可居，乃假城南乌山法云寺而居，有联自嘲云“投老无家依宝刹，为贫窃粟奉琳宫”。门人弟子毕集于此，乃创云谷书楼讲学，并重修《礼书》。高峰书院在怀安长箕山（即今黄榦墓傍），建于嘉定十三年（1220）。据载，书院建成，“一向深入学者，赍粮从于山间云。”①黄榦的弟子，仅在福州及邻府邑的就有200多人，笔者撰有《勉斋门人考》一文，收录了迄今有姓名事迹的黄榦弟子61人。由此可见，《宋史·黄榦传》载其晚年回到福州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并非虚妄之词。可以说，黄榦在福州的书院教学实践，为闽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学实践中，黄榦除了将朱熹考亭书院成功的教学经验如崇祀学派先贤、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知志行结合等方法引入福州书院外，还着重强调学者要以立志为先，认为“学道如登山”，不可“半途而遂废”，教导弟子应“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①
  四
  从南宋开始，福州书院逐渐脱离私家办学的轨道，走向官学化的历史进程。宝祐二年（1254），福建提刑王泌在西湖创建三山书院，此为福州官办书院之始。元至正十九年（1359），为纪念名儒黄榦，在于山其讲学旧址上新建的勉斋书院，由官府出资，拨学田150亩以供赡养，任命儒士张理为山长。②此为福州书院由官府任命学官的较早记载。
  明代，福州新建书院19所，其中仅明初永乐年间，相传为福州三才子林岊等所建的观澜书院系私学外，③其余18所全部由各级地方官如巡抚、提学、知府、知县等所建，④且创建时间多集中在明中叶。明前期福州书院沉寂的原因，一是官府只重视官办学校的建设而不重视书院建设，二是规定非学校出身不能参加科举应试，使书院的生源得不到保证。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学派兴起，讲学之风重开。其“良知即天理”的心学思想对闽学者而言，是一种挑战；而对书院建设来说，则是一种机遇。明代福州18所书院中，大部分都建于正德、嘉靖间，其主因就在于此。但从根本上说，书院的活力在于自由讲学，开展学术研究，以及不同学派的学术论辩，而官办书院则大多沿袭官办儒学僵化陈旧的管理模式，大多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最终与官办儒学一样，沦为科举的附庸。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才有所改变。
  清代，福州新建书院36所，比闽北延平、邵武、建宁三府新创书院的总和还多出3所。①这说明，清代的福州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全省书院文化发展的中心。其原因，仍与书院官学化趋向密切相关。宋代的书院多为私学，创建者往往多把书院建在山野林壑，使书院带有一种浓厚的山林文化教育的色彩。但这仅仅是一种习惯，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理由。随着书院官学化的加速，后来这些书院的创建者多为地方行政长官，他们为了便于从政和兼顾讲学，当然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服从过去的所谓习惯。因此，在车马喧嚣的市井之中也就有了众多的官办书院。
  清代福州最有名的当属四大书院，即鳌峰书院、凤池书院（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汪志伊等建）、正谊书院（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建）和致用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年王凯运建）。四大书院创建时间先后不一，其共同特点均为名宦倡建、官方出资，属于全省性的高等学府。其中最具闽学特色的是鳌峰书院。
  鳌峰书院始创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创建者为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氏张伯行。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四十六至四十八年（1707—1709）任福建巡抚。他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所创鳌峰书院以复兴闽学和振兴书院教育为宗旨。仿效朱熹考亭书院崇先贤之例，在书院内辟五子祠，奉祀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以明学统；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等理学著作为教材；编《学规类编》二十七卷，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在首卷，作为书院的学规。藏书和刻书是宋、元以来福建书院的传统，但清以前的福州书院却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而鳌峰书院则有“建藏书楼，先后积数万卷”②，以四部分类法收藏，编《鳌峰书院藏书目录》四卷。张伯行还在鳌峰书院刊刻出版了大量的闽学文献。他曾到宋以来的刻书中心建阳，寻访宋元闽学诸子的著作，“购求宋儒遗书，手为评释、授梓。”①由他主持编纂的《正谊堂全书》55种，后有同治五年左宗棠重编本增至63种，另有杨浚续刻5种，共68种526卷。其中所收多为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黄榦、真德秀、熊禾、吴海、陈真晟等闽学先贤的著作。张伯行自己编撰的《濂洛关闽书》《学规类编》等13种亦收录其中。以篇幅而论，在历代福建书院刻本中，《正谊堂全书》堪称此中之冠，是一部集大成的闽学文献丛书。
  鳌峰书院的首任山长蔡壁，是漳浦籍的一位名儒，为弘扬闽学而不遗余力，教导诸生谆谆善诱。后任历届山长诸如蔡世远（壁子）、陈正朔、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陈寿祺、张甄陶、郑光策、林春溥、郭柏荫等也多为硕学之士。先生为百里挑一，学生也是择优录取。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下谕令督抚在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千两为营建之费”。其中福建唯一得此殊荣的书院就是鳌峰书院。②谕文还规定：
  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③
  由于鳌峰书院的生源于全省各地择优录取，故其学生也多为品学兼优之士，后来还出现了像童能灵、雷鋐、陈庚焕、林则徐、梁章钜等杰出人物。
  清世宗的谕文，使鳌峰书院在福建官学中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实际上成了当时省内的最高学府。当时与福州鳌峰书院同时得到“赐帑千两”的书院在外省还有22所。④而与建阳考亭书院一样久负盛名的湖南岳麓、庐山白鹿洞等书院，由于地处偏远，均不在其列。
  由此可知，在书院由私学向官学转化的同时，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其重心也在向都市文化转移。鳌峰书院的崛起，及其在全省最高学府地位的确立，既是福建书院文化的重心向都市转移得以确立的标志，也是历代闽学重镇均在闽北，至清初终于向省会福州转移的标志。
  乾嘉时期，自诩为“汉学”的考据学派兴起，其领军人物阮元标榜“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充之”。①福州则有其门人陈寿祺与之相呼应。陈寿祺本主宋学，因受恩师阮元的影响而转向汉学。乾嘉学派虽在学界有一定影响，但对崇奉朱子闽学的福州书院冲击并不大。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福州的书院方被新式学堂所取代。
  （本文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编：《闽都文化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
  南宋时期，在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学者中，最有成就的是黄榦（1152—1221）。他是朱子的嫡传弟子和一代宗师，长期在福州各大小书院、官学甚至是民居中坚持从事讲学，从而将最准确、最正宗的朱子理学传播到福州，使福州成为后朱熹时代继闽北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并为清前期福州成为全省的书院文化教育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
  无论是家居讲学，还是从政期间，黄榦均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兴学授徒。故其办学，不拘一格，经济条件许可，就兴官学、创书院；经济匮乏，就建草屋、借民居，作为教学场所。即使从任汉阳知军、安庆知府等职归来，因家贫而借破庙以栖身之时，仍坚持办学，教授生徒，以至“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①，为朱子理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
  以下将黄榦在福州讲学地点分为书院、官学、民居作一考证。
  （一）黄榦在福州创建的书院
  据史料记载，黄榦在福州创建了竹林精舍、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这三所规模不大的书院。
  1．竹林精舍
  庆元二年（1196），黄榦建于福州城东故居。据《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后所附《勉斋年谱》（以下简称《勉斋年谱》）引《黄氏世系》云：“所居在城东里余，三昧、崇寿两寺之间。”①《黄文肃公世家宗谱》载：“竹林精舍，在福州东门外，今浦下村，是勉斋公出生地；勉斋公入闽始祖黄膺公之长子孙都察院三世祖黄宾故居是也。靠近晋安河，门前河边其祖南仲种植六月麻竹。庆元二年丙辰（1196）文公避难于此，讲学于城东故居，门前麻竹高耸，文公故书曰‘竹林精舍’。”②按，此地今仍名浦下。
  2．云谷书楼
  在福州乌山法云寺旁，黄榦建于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嘉定九年（1216）十一月，黄榦从汉阳归，曾假城南乌山法云寺而居。有联自嘲云：“投老无家依宝刹，为贫窃粟奉琳宫。”次年春，门人弟子“毕集于法云寓居”“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③嘉定十一年（1218）十一月，从安庆归，复寓居于此，并置书局于寓舍，重修《礼书》。次年五月，在法云寓舍之右建书楼，榜曰“云谷”，“以示毋忘文公之训。”④
  云谷晦庵草堂，乃朱熹创建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地点在建阳崇泰里云谷山。黄榦以此命名，是为了时刻不忘先师的教诲，由此也可见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3．高峰书院
  嘉定十三年（1220）建。在福州怀安县长箕山匏牺原（今晋安区岭头镇江南竺），即今黄勉斋墓旁。黄榦《复黄会卿》书云：“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学生辈葺数椽小楼。楼成即移居其中，以待尽耳。”⑤即写于此时。
  《勉斋年谱》载：“（嘉定）十三年庚辰春，先生躬相丘宅于北山匏牺原，结庐其旁，榜曰‘高峰书院’，诸生从学于山间。地在怀安县灵山乡遵化里林洋寺。是年陈师复、潘谦之自莆来会山间，题名在焉。初，先生有意卜居北郊，以近父兄坟墓为安。既得吉兆，喜甚。庐成，名其亭曰‘求得正’，阁曰‘老益壮’，其轩曰‘笑不答’，其泉曰‘逝如斯’，安处其中。州郡屡延请讲书，辞不就。一向深入学者，赍粮从于山间云。”而在此之前，因在庆元三年（1197）七月其母叶氏卒，黄榦已在箕山庐居守墓。次年，“诸生从学于箕山庐居。”朱熹《与黄直卿》书四三有“居庐读《礼》，学者自来”①诸语，指的就是黄榦在此时的讲学经历。
  （二）黄榦在福州讲学的书院
  所谓讲学的书院，指的是这些书院虽非黄榦所创建，但却在其中讲过学，在外地有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白鹿洞书院和东湖书院，在福州则有栗山草堂。
  栗山草堂，又名栗山书社，在福州怀安县栗山。庆元五年（1199）冬，黄榦曾至栗山访学友林宪卿（公度）、吴必大等。嘉泰元年（1201）正月，又应林宪卿之邀，在此讲学。黄榦《祭林存斋》云：“君与予交最善，又尝致予于其里，以教其族子弟。”②《勉斋年谱》记云：“诸生从学于栗山草堂，文公诸孙在焉。”③“文公诸孙”指的是朱熹的孙子朱钜、朱钧，此外还有栗山林氏的一批子弟。《勉斋文集》卷二十二有《栗山书社祭神文》。
  栗山地点何在？黄榦《与郑成叔书》十四云：“（榦）决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与城中正相等……”④又《林端仲墓志铭》云：“有隐君子曰林公某，字端仲，福州怀安县栗山人。州之山，自北而来者曰雪峰、曰居儒、曰芙蓉，寿山、九峰皆岩谷，嵌牙巅崖，崒律山可喜可愕，栗山当其中。”⑤由“当”“自北而来者”的“州之山”之中可知，栗山应在福州城北。
  （三）官学、民居与佛寺
  黄榦在各地任地方官时，在政事之暇，注重讲学，做到政教并举。其讲学地点，书院之外，就是各地的州府县学。在福州，则有地处九仙山之麓的闽县县学。闽县县学初建于北宋庆历间（1041—1048）。庆元六年（1200）二月，黄榦从建阳考亭回到福州。“诸生从学于闽县学”，①本月二十一日，率诸生行释菜礼，有《闽县学谒告先圣文》。②三月一日，立定课程读书。不幸的是，三月九日朱熹逝世，噩耗传来，黄榦疾赴建阳奔丧。至建阳即作《与闽县学诸友书》，安排此后之教务。
  受资金、场所等条件的困扰，书院、官学之外，黄榦还经常利用民间的一些闲空居所，如斋堂馆舍，乃至佛寺聚徒讲学。据考证，主要有以下几处。
  1．福州登瀛馆、叶氏悦乐堂
  绍熙二年（1191）春，黄榦从漳州（时朱熹知漳州）归，时赵汝愚帅闽，将登瀛馆借给黄榦居住，诸生从学于此。不久，即迁至叶氏家塾，黄榦取其堂名“悦乐”。从学门人有林羽、郑成叔等人。见《勉斋年谱》所载。
  2．福州城东寺
  绍熙三年（1192）春，诸生从学于此，见《勉斋年谱》所载。城东古寺，又名肖寺，黄榦《与郑成叔书》一云：“榦同朋友寓肖寺，终日无来人，乃知山居之乐如此。入城千万枉道下访也。”③
  3．福州钟山赵氏馆
  绍熙四年（1193）春，黄榦从建阳回到福州，宋宗室赵善绰延聘黄榦为诸子师，馆居于钟山赵氏馆。赵汝腾即此时从学于黄榦。
  4．城南僧舍（神光寺、仁王寺）
  庆元二年（1196），诸生从学于此。
  庆元五年（1199）七月，又在此教学。《勉斋年谱》载：“七月免丧（按：指其母丧），遂迁朋友于城南。八月朔日始课诸生，日讲《易》一卦，《孟子》两版。休日毕集于僧舍，设汤饼供迭请，五六人复讲，不通者，罚。从容终日而罢。”①①
  嘉泰二年（1202）九月，在城南乌石山寺讲学，并尝修《仪礼》。《勉斋年谱》载：“先创书局于神光寺，又移仁王寺，皆李筠翁先生寓居也。先生以书招郑文遹入书局。”②其时，读书修礼之人有友人刘砺、门人郑维忠、潘儆茂、郑成叔等。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七五载，神光寺在乌石山之麓。始建于唐大历三年（768），原名金光明院。大中三年（849），监军孟彪构亭凿池其间，号南庄。五年（851），唐宣宗赐额“神光寺”。仁王寺则在神光寺之右，建于五代晋天福三年（938）。
  5．箕山庐居
  庆元三年（1197）七月，其母叶夫人卒，葬于福州怀安县长箕山，与其父合葬。黄榦因在墓侧结庐守孝。次年，诸生纷纷来此从学。林仲则二子即于此时从学。《林仲则二子名字序》云：“庆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则二子曰武曰庚，自栗山来从予游。”③
  6．新河旧居
  在今福州朱紫坊、花园弄。绍熙二年（1191）春，黄榦从漳州归，《勉斋年谱》已有“朋友生徒会于新河旧居”④的记载。在庆元五年（1199）条下，又云：“诸生从学于新河所居。文公遣其诸孙来执经。”⑤按，此地于明代为叶向高之宅，现为叶向高故居。
  7．福州城南法云僧舍、城东张氏南园
  嘉定九年（1216）十一月，黄榦从汉阳归，因求学之士甚多，家居狭窄，曾借于山法云寺僧舍三间作学舍，撰联自嘲云：“投老无家依宝刹，为贫窃粟奉琳宫。”意思是年老还乡无家可居借住在佛寺中，家贫而到庙宇之中偷一把米。
  《勉斋年谱》云：“时参政卫公泾帅闽，龙图陈公孔硕为参议官，知先生无家，帖法云西庑数间，权为居止。义和与今知院陈公共相经理。”①黄榦《答林公度》书十二云：
  榦以先闾为侄辈占住，无所栖息，偶帅参相会，以南法云僧堂见遗。见障织居，止其前有园可以开门，从大路出入，不与髡徒相干涉。其侧即万岁诸刹，幽静，最摈弃者所宜处也。②
  《与郑成叔》二十二云：“榦投老来归，先庐无可栖宿之地，得法云寺僧庐数间，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矣。”③次年春“朋旧生徒毕集于法云寓居。先生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④。
  法云寺，又名南法云寺，在闽县九仙山。始建于五代后唐清泰元年（934），原名地藏通文寺。北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5）宋真宗赐额“南法云寺”。其侧有万岁寺。见弘治《八闽通志》卷七五《寺观志》所载。嘉定十一年（1218）九月，黄榦从安庆归，复寓于法云僧舍。“重修《仪礼经传续卷》，置局于寓舍之书室，及城东张氏南园，四方生徒会聚讲学。”⑤
  8．补山精舍
  在福州于山，建于北宋时期，是佛家接待达官贵人、迎来送往的场所。嘉定十三年（1220），黄榦曾率门人赵师恕等在此讲学，又率门人、乡党友人在此习乡饮酒仪。此为黄榦为修《礼书》的一次演习，也是他以古礼来移易民俗的一次尝试。黄榦《文集》中，有《赵季仁（师恕）习乡饮酒仪序》，即为此而作。
  9．福州于山嘉福僧舍
  嘉定十二年（1219），从法云寺寓舍移居此地。《年谱》载：“先生以法云寓居迫狭，无以容朋友，更辟草舍三间于门侧。先生坐卧寝食其间。至是诸生来者寖多，又不能容。乃假嘉福寺居之。”①按，嘉福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见弘治《八闽通志》卷七五《寺观》所载。
  （四）黄榦后学在福州创建的书院
  黄榦去世后，其后学在他曾经讲学过的地方创建书院，用以教育诸生，纪念黄榦。仅在福州，就有竹林精舍、鳌峰精舍、勉斋书院等若干处。
  1．竹林精舍
  在长乐县十一都青山村，此为黄榦祖居之地。此精舍创建年代不详，民国《福建通志·名胜志》卷三上载为“宋黄寺丞榦讲学处，朱子书额”。②但不见《勉斋文集》和《年谱》记载，应亦后人为纪念黄榦而建。
  2．鳌峰精舍
  在福州于山，由黄榦门人建于宝庆三年（1227），因黄榦福州城东故居有鳌峰而得名。嘉定十二年（1219），黄榦曾借于山嘉福寺以课诸生。黄榦逝世后，其弟子建此以祀先生。《勉斋年谱》载：“理宗宝庆三年丁亥（1227），诸生祠先生于鳌峰精舍。即嘉福僧舍旧日从游之地。瓜山潘柄与门人杨复、陈宓等众议，儒释难与共处，遂卜其地于鳌峰之趾不远，先生平日读书息游之所，诸生捐金，得提干李氏之旧宅，东至龟石祠，西至池南至妙严，北至陈给事（宅）。规模形胜，仿佛武夷、白鹿之意存焉。”③黄榦学友建昌李燔为撰《鳌峰精舍祠堂记》，文载《勉斋集·附集》。
  3．勉斋书院
  在福州于山，元至正十九年（1359）始建，次年八月建成。民国《福建通志·学校志》卷一载：
  勉斋书院，在鳌峰麓，归为勉斋先生黄榦宅，门人学士赵师恕即其故居拓为精舍。元至正十九年建为书院。堂曰“道源阁”，曰“云章堂”。后叠石为山，曰“小鳌峰”。贡师泰有记。①
  按，贡师泰记文名《勉斋书院记》，文载贡师泰《玩斋集》卷七，又见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二。据记文所载，书院建筑应为道源堂、云章阁，以皇太子直金手书“麟凤龟龙”四大字刻置其上。有凝道、尊德二舍，“栖士有舍，待宾有馆，燕休有室，更衣有次，庖湢库庾，各有其所”②，另拨学田150亩以供赡养，命儒士张理为山长。
  4．勉斋书院
  在福州城南乌石山，明洪武八年（1375）建。宋庆元二年至嘉泰二年（1196—1202），黄榦曾数度在乌石山讲学，并借此山僧舍修《礼书》。后人即其旧址建勉斋书院。民国《福建通志·名胜志》卷二上云：“黄幹（榦）修三礼处，在乌石山西麓。中有黄榦手书‘修三礼处’石刻。明洪武八年即其地建为勉斋书院。见《乌石山志》。”③
  二、黄榦在福州的门人与教学实践
  作为朱熹逝世后考亭学派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黄榦的门人弟子也同朱熹一样，遍布东南各地。其门人陈宓说：“（先生）晚岁得闲归三山，生徒云集。”①《宋史·黄榦传》载其晚年归里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②《勉斋年谱》载其逝世，“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③此虽为一约数，但已大体反映了其及门弟子之多。若加上黄榦在外省宦游之时及门从学而不及赴闽吊丧者，则应不下于三百人。
  据《勉斋集》所载，参以《宋元学案·勉斋学案》以及各有关地方志书的记载，迄今有姓名可考的，从学黄榦于福州的门人，福州籍的有永福林学蒙、闽县郑文遹、赵汝腾、郑忠亮、潘儆、黄振龙、林观过、郑元肃、赵师恕、陈仍、张元简、郑适、林子牧、林子敭，怀安林学之、林行之，侯官陈义和、陈象祖，长乐陈如晦、李晦，闽清黄师雍等；外地的有建阳有朱钜、朱钧，宁德郑师孟、福安杨复；外省有四川眉山李武伯、家〓，湖南岳阳方暹等。
  黄榦在福州的书院教学实践，为闽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宋末元初朱子理学的北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榦授徒，其指导思想极为明确，一为传道，二为卫道。
  所谓传道，即传播和继承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思想，以期发扬光大。他对那些从学名师，仅为沽名钓誉者深恶痛绝，故常对门人说：
  先生弃诸生，微言不绝者如线。向来从游之士，一旦失所畏慕，则汩没于利欲海中，鲜有能自拔者。④
  盖有同堂合席终日问酬，退而茫然者多矣。仆固不肖，窃诚痛之。⑤
  所以，寻找“真能任道者”就成了黄榦在各地讲学时念念不忘的要务。一旦遇到他所认可的可造之才，往往掩盖不住他的喜悦之情而大加赞赏。福安杨复、岳阳方暹、眉山李武伯、家〓、余干饶鲁、莆田陈宓等，都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弟子。
  所谓卫道，即捍卫孔孟、程朱的儒学传统。“庆元党禁”的凄风苦雨，给考亭学派的传人留下了沉重的创伤，也在黄榦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辂孙不知记得外翁否？……愿他似此狮子，奋起哮吼，令百兽脑裂也。”①这是朱熹写给黄榦的一封书信中所言，也寄托了朱熹希望后来者能够具备“令百兽脑裂”的勇猛的卫道精神。故黄榦在各地招收弟子，是否具备卫道精神也是他的重要标准之一。他说：
  自先师梦奠以来，向日从游之士，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而又自以无闻为耻，言论纷然，诳惑斯世。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徒七十子尽没，而大义已乖矣。由是私窃惧焉，故愿得强毅有立，趋死不顾利害之人相与出力而维护之。……倘得十数人者，讲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将莫邪，则立之而足以拥卫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说诐行肝碎胆裂，庶几日月之明，犹未至于浮云之点翳也。②这是他对同道陈韡在一封书信中吐露的心迹。所以，他对真德秀、陈宓等不畏强权，敢于秉书直言的作风大为赞赏，认为“此二公异日所就，又当卓然，真护法大神也。先师没，今赖有此者，可喜可喜”③。
  在教学实践中，黄榦除了将朱熹在建阳考亭书院成功的教学经验如崇祀学派先贤、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知志行结合等方法引入福州书院外，还着重强调学者要以立志为先，认为“学道如登山”，不可“半途而遂废”，教导弟子应“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①
  同时，他还根据弟子居住地的不同长短距离，制定《同志斋规》。《勉斋年谱》嘉定十年（1217）条下载：
  春，朋旧生徒毕集于法云寓居，先生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同志规约》以每日告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乡一集。每集告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②
  由此文可知，黄榦在福州的弟子，既有“在郡者”即福州城内，也有“五十里外”，甚至“百里”之外，依据这样的距离大约可知，其弟子应遍布福州辖区内外的近郊各县。《规约》约定在不同时期、不同课程的合理安排，这就在教学方法、组织方法上，对朱熹所传既有所继承，又有新的发展。
  三、黄榦在福州讲学的影响
  黄榦在各地讲学，影响最大的一是推动了朱子理学的北传，二是论定了朱子的道统地位。笔者在《朱门颜曾——黄榦》一文早有论述（见前），在此略过不表，而是仅就对福州地区的影响作一阐述。
  黄榦在福州讲学，将最准确、最正宗的朱子学传播到福州，使福州成为在朱熹身后继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为清前期福州成为全省的书院文化教育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众所周知，最能代表朱熹理学思想的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朱熹逝世后，为便于后学正确理解这部经典，黄榦在福州除了撰写《论语通释》，取朱熹的《论语集注》《论语集义》《论语或问》三书所注，对未尽之处加以阐发之外，还对《四书章句集注》进行断句，即所谓“句读”；为了将《集注》中的重点显示给读者，他还把文中的重点语句进行划线，在古籍版本中，称为“点抹”或“标抹”。
  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载：
  师授本日正书，假令授读大学正文、章句、或问共约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须多授一二十行，以备次日。或有故及生徒众，不得即授书，可先自读，免致妨功。先计字数，画定大段，师记号起止于簿，预令其套端礼所参馆阁校勘法，黄勉斋、何北山、王鲁斋、张导江及诸先生所点抹四书例，及故王鲁斋《正始音》等书点定本，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令面读子细正过，于内分作细段，随文义可断处，多不过十句，少约五六句，大段约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点记于簿。①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七有两则《四书集注》的跋文，其一说：
  右《四书集注》，其句读、旁抹之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加以音考，盖今最善本也。其二曰：
  右《四书集注》三册，刻板在鄞。句读一用黄勉斋法，又有熊勿斋标题，便于学者，盖善本也。②
  文中何北山即何基，王鲁斋即王柏，张导江是张頯。何北山为勉斋弟子，王鲁斋为北山弟子，导江则出自鲁斋门下。四人为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
  黄榦在跟随朱熹“日侍左右”的数十年中，对《四书集注》的“纂集考订之功居多”①。正如他的弟子陈宓所说：“先生弱冠从文公游者三十余年，未尝不执经在左右，其去取之论，无不与闻。”②由他来对这部经典进行“句读”和“标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标抹注释之法，据称是始于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据陈振孙著录：“《古文关键》二卷，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③实际上，朱熹对此方法更有自己的体会，他说：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④
  谢显道即上蔡谢良佐（1050—1103），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他的《论语说》对青年朱熹曾有过重要影响。在上文中，朱熹向他的学生传授了以有色笔标抹图书，以“得其要领”的方法。
  正如朱熹将“标抹”之法用在谢显道的《论语说》上，黄榦则将此法应用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目的显然也是为了方便初学者，能抓住要点、重点，以“得其要领”。
  黄榦在福州讲学，推动了福州书院的发展，也为福州的儒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在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如杨复、赵师恕等。
  杨复，字志仁，一字茂才，号信斋，福安人。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三载其为“朱子门人，后又受业于黄勉斋。劲特通敏，考索最精”。杨复从学于朱熹，时在绍熙四年（1193），地点在建阳考亭，见拙文《朱熹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考》。①朱熹逝世后，又从黄榦学，《勉斋集》卷十一有《复杨志仁》书十三通，内容以论学为主，间及政事。
  杨复是黄榦编纂《礼书》的得力助手。朱熹晚年，将丧、祭二礼委托给黄榦编纂，庆元三年（1197），黄榦写出初稿，得到朱熹的认可和赞许。但《丧礼》部分最终完成于嘉定十三年（1220），而《祭》礼的最终完稿者，则是其门人杨复。此即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著录的《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礼》十四卷。文称“右朱文公编集，而丧、祭二礼未成，属之勉斋先生。勉斋既成《丧》礼，而《祭礼》未就，又属之信斋。信斋据二先生稿本参以旧闻，定为十四卷，为门八十一”②。此书之外，杨复还有《仪礼图解》十七卷、《家礼杂说附注》二卷等著作。
  赵师恕，字季仁，闽县人，宋太祖赵匡胤第九世孙。嘉定八年（1215）官浙江余杭令，绍定五年（1232）知袁州事，端平元年（1234）以朝请大夫、直徽䣭阁知南外宗正司事，主管外居泉州宋宗室宗子的属籍、教育、赏罚等事。他曾从学于朱熹，后复从黄榦学。
  赵师恕在黄榦的指导下，为传播朱熹的思想做出了贡献。嘉泰元年（1201），他在官广东潮阳尉时，就曾刻印朱熹的《大学章句》，黄榦为之写序，题为《书晦庵先生正本＜大学＞》③。所谓“正本”，是说此书乃朱熹晚年的定本，与早年未定之本有别。嘉定九年（1216），官浙江余杭令时，又刻印朱熹的《家礼》一书，黄榦又为之撰《书晦庵先生＜家礼＞》④一文。
  将朱子的学说从书本向生活转化，向形态化的社会文化转型，是黄榦传播朱子学的特点，当然，也是他在福州讲学的重要特点。赵师恕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者。他在任余杭令时，就曾以朱子的礼学来移风易俗。嘉定十三年（1220）五月，又在福州“率乡党朋友习乡饮酒仪于补山，先生（黄榦）以上僎临之”①。故黄榦又于其年六月有《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一文。他将高奥艰深的朱子学说，与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相结合，以此向民间普及，故其师黄榦对他有“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②的评价。文中的补山，即福州于山的补山精舍，本为佛家接待达官贵人、迎来送往的场所。赵师恕邀请黄榦率门人在此讲学，又率门人、乡党友人在此习乡饮酒仪，实为黄榦为修《礼书》的一次演习，也是其以古礼来移易民俗的一次尝试。而将补山精舍作为讲学之所，则又是朱学门人继承朱熹在理论上的“斥佛老、一天人”，并将此转化为在物质形态上的与佛教争夺教学阵地的一种尝试。
  黄榦逝世后，在赵师恕的倡议下，与其同门师友杨复、陈宓，黄榦之子黄辂等择地在于山鳌峰之麓，在黄榦平日读书讲学之处重建扩修鳌峰精舍。此为福州历代以“鳌峰”命名的书院中，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广招弟子、从事理学教育的书院，开清代张伯行建鳌峰书院之先河。
  四、结语
  不管是在朱熹，还是在黄榦生活的年代，书院教育都没有被列入官学的教育体系之中，而是以与官学相抗衡的私学形态活跃在民间。本来，黄榦在从安庆知府任上退休回到福州后，他的退休金应可以支持他安享晚年，然而，为了将朱子学发扬光大，他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即便在“先闾为侄辈占住，无所栖息”的困境下，“投老无家依宝刹”，居古寺，借民居，建精舍，于是，福州城东寺、城南僧舍、补山精舍、于山嘉福僧舍等寺宇，叶氏悦乐堂、登瀛馆、箕山庐居、新河旧居和钟山赵氏馆等民居，就成了黄榦师生传道授业的课堂。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黄榦的福州书院教学实践和他对朱子学的执着传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在后来者中，也是不多见的。也正因如此，清雍正二年（1724），黄榦入祀孔庙，成为福州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理学家。
  黄榦在福州各大小书院、官学甚至是民居中坚持讲学，从而将最准确、最正宗的朱子理学传播到福州，使福州成为后朱熹时代继闽北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并为清前期福州成为全省的书院文化教育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宋后期，福建书院逐渐脱离私家办学的轨道，走向官学化的历史进程。这实际上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之长期奋斗而追求的目标。宋端平年间（1234—1236），福州邻郡南剑州的延平书院获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第一所皇家承认，并予以坚决支持的官办书院。这所书院虽然不在福州，但这所书院的创建者，就是黄榦的弟子陈宓。历经元明两代，入清以后，在黄榦讲学的鳌峰精舍旧址上，重新崛起了鳌峰书院，福州一跃而成为全省书院文化教育的中心。这其中，与福州书院的先行者黄榦披荆斩棘的历史功绩，及其所奠定的基础应该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系2012年6月“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载《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赵麟斌主编：《闽文化的精神解构》选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黄榦讲学地点考
  在朱子门人中，黄榦是朱熹之后最有成就的教育家。无论是家居讲学，还是从政期间，黄榦均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兴学授徒。故其办学，不拘一格，经济条件许可，就创书院、兴官学；经济匮乏，就建草屋，借民居，甚至破庙，作为教学场所。安贫乐道，是宋代理学家们所共同遵守的信条。到了黄榦，则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他毕生谨守父兄廉勤之训，坚持“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的信念，即使从任安庆知府等职归来，因家贫无屋可居，借破庙以栖身之时，仍坚持办学，教授生徒，以至“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①，为朱子理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
  本文拟对黄榦的讲学作一较为全面、细致的考证，主要分为书院、官学、民居三个部分。
  一、书院
  这一部分主要包括黄榦创建的书院、讲学的书院，以及在其讲学之地后人所建的书院三个方面。
  （一）黄榦创建的书院
  1．潭溪精舍
  庆元二年（1196），黄榦建于建阳崇泰里莒潭河坝。嘉靖《建阳县志·学校志》载：“潭溪书院在崇泰里。黄勉斋从朱子读书潭溪，构草堂曰精舍。嘉靖八年（1529）知县薛宗铠改为书院。”文中对书院创建的具体年代缺乏记载。明末著名学者晋江何乔远曾于崇祯四年（1631）到建阳潭溪书院，写下了《潭溪书院记》一文。文称“祠创于宋宁宗庆元二年。曩朱子往来云谷，先生构草堂为憩息之所，文公扁曰‘潭溪精舍’，盖此地名也”①。
  2．竹林精舍（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3．峨峰书院
  嘉定元年到四年（1208—1211）二月，黄榦任临川知县时所建。光绪《抚州府志》卷三十三《学校志》载：“峨峰书院，在府城之南，青云峰之左。宋嘉定间参政李璧捐俸，同知县黄榦建。以讲堂面峨峰，故名。即铜山，唐天宝中赐名‘峨峰’者是也。”②南宋翰林学士王克勤曾为撰记。元末毁于兵火，莽为邱墟。③
  4．凤山书院
  嘉定八年（1215），黄榦任湖北汉阳知军时所创，建成于本年十一月，地点在汉阳军学之后凤栖山。同时建成的，还有五先生祠，祀奉周敦颐、二程、游酢和朱熹，并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明提学副使陈凤梧有记文说：“（勉斋先生）暇则亲诣于庠，为诸生讲论，有《孟子要旨》二十条，皆示人以为学之关键。又于凤栖山为屋，以馆四方之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风励之。”④《勉斋年谱》记其在汉阳“五日一下学，劝课诸生，讲诵躬督教之”。又云：“某行且一考，秋间方整顿学校。遇一、六日下学，与士友讲说，且课其读《论语》，使之自讲大义。湖外士子却质直可喜。且开其路，异日亦当有兴起者耳。”①《勉斋集》中所载，有《跋南康胡氏乡约》，文末署“嘉定乙亥四月晦日书于凤阳书院”；有《书东莱吕先生寄李文简手帖》，末署“嘉定乙亥长至后一日后学黄榦敬书于凤山书院”。
  5．环峰精舍
  原在建阳考亭书院黄榦寓舍旁，草创于嘉定九年（1216）。《勉斋年谱》载：“嘉定九年闰七月，新作草堂三间于考亭之寓舍，名以‘环峰’，以毋忘御史之遗训。”此精舍在当地又被称为“勉斋草堂”。嘉靖《建阳县志》卷七《古迹》载：“勉斋草堂，在三贵里考亭之西。宋庆元六年朱熹卒，门人勉斋黄榦率诸生建草堂服丧，废址犹存。”②嘉熙年间（1237—1240），宋理宗为表彰理学，敕令中书舍人李忠转谕建安令邓质择地重建。于是，环峰精舍从考亭迁至县坊西清巷。淳祐四年（1244），新书院落成，宋理宗御书匾额为“环峰书院”。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环峰书院毁于兵火。明正德十六年（1521），经黄榦裔孙黄澭等提请，福建提学胡铎等批准，次年由建阳知县邵豳主持书院重建事宜。此时，因西清巷的书院旧址已建县署，故又将新址改在水东妙高峰。③
  6．云谷书楼（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7．高峰书院（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二）黄榦讲学的书院
  所谓讲学的书院，指的是这些书院虽非黄榦所创建，但却在其中讲过学，计有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白鹿洞书院、东湖书院、栗山草堂四所书院。
  1．建阳考亭竹林精舍
  朱熹于绍熙三年（1192）创建的书院，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庆元三年（1197），朱熹曾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黄榦携妻小迁居于此。朱熹在世时，已有请黄榦在此“挂牌秉拂”之意。绍熙四年（1193），黄榦就曾在书院代师授课，为南城包扬等生徒十四人宣讲《论语·有子》章。①嘉定九年（1216）四月，黄榦从汉阳归，诸生云集于此听黄榦讲学。有《竹林精舍祠堂讲义》，见《勉斋集》卷二四。这年六月，为考亭陈履道《先坟庵额大字》《辩诬卷》作跋，文末分别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长乐黄榦书于竹林精舍”和“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里人黄榦书于竹林精舍”。②
  2．隆兴东湖书院
  嘉定五年（1212）五月，黄榦任江西新淦县令。时学友杨楫任江西运判，延请黄榦讲学于隆兴（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东湖书院。黄榦为诸生讲解《中庸》第四章。有《隆兴东湖书院讲义》，见载《勉斋集》卷二十四。文中对江西二陆提倡不读书，“学可以不讲而一蹴可以至于圣贤之域”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近年士风之陋与此有关。
  3．南康白鹿洞书院
  南宋四大书院之一。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时修复，执教其中。嘉定十一年（1218）六月，黄榦从安庆归，途次庐山，寓居栖贤寺，在此撰写了《中庸总论》一文。③又至书院讲学，有《南康白鹿书院讲义》④《庐山问答》（疑佚）等。而在此前（嘉定十年，1217），因朱熹三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又重修了白鹿洞书院，黄榦曾为之撰写《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⑤
  4．栗山草堂（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三）后人所建的书院
  这一部分所录，指的是后人在黄榦讲学过的地方创建书院，用以教育诸生、纪念黄榦。
  1．竹林精舍（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2．鳌峰精舍（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3．高峰书院
  在临江军新淦县城东。同治《临江府志》卷六《坛庙志》载：“（新淦）黄勉斋祠。祀宋县令黄幹（榦）。旧在治东门外，即高峰书院。屡经迁建，今在尊经阁左。”①①此仅言迁建而不提原建，殆原建者及年代不明之故。《江西通志》卷二十一载：“高峰书院，在新淦县治东，宋县令黄勉斋建。明嘉靖元年知县田邦杰重修。知府徐问有记。”②此则明确提出系黄榦所建。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认为系黄榦于嘉定六年（1213）官新淦令时所建。③按，此高峰书院实际上并非黄榦创建，而是宋咸淳间（1265—1274）县令程西渠飞卿为纪念黄榦的历史功绩而建。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一有《高峰书院记》载此甚详，节略于后：
  高峰者，勉斋黄先生晚年所以名斋也。宋嘉定癸酉（1211），勉斋宰新淦，六十年间，流风未泯也。咸淳癸酉（1273），先叔父西渠公实来为政，一以勉斋为法，致其尊慕，以示风厉。于是捐俸钱三百缗，市曾氏宅一区为高峰书院。暨屋壁建门庑，堂设勉斋像。朱子而上，别有祠。岁十一月，合九乡之士行乡饮酒礼，至者二百七十有五人。延致徽庵程先生若庸为诸生讲说。一时文物之盛，观听之新，远近相传，以为希阔殊尤之举。……④
  4．勉斋书院（在福州于山，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5．勉斋书院（在福州城南乌石山，参本书《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文化教育》一文，此略。）
  6．皖山书院
  在安徽潜山县（安庆附廓之县），建于明嘉靖间（1522—1566）。光绪《安徽通志》卷九十二《学校志·书院》载：“潜山县皖山书院，在舒王台上，即天宁寺故址。中为明诚堂，东西皆为书舍。明嘉靖间知府胡缵宗、知县尹许岩建。以程、朱二子皆尝至潜，游酢、黄榦皆有治绩于潜，遂撤寺建书院，祀程、朱，以游、黄配。”①
  7．开文书院
  在浙江石门县（治所在今浙江省桐乡市）玉溪镇。南宋时，此地为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黄榦在此主管石门酒库，曾与学友辅广、门人陈义和等在此论学。清咸丰元年（1851），石门县令张家绅建开文书院于运河东岸，前为讲堂，后有楼祀宋儒黄勉斋先生。见载于光绪《石门县志》卷四《学署志·书院》。
  二、官学
  黄榦在各地任地方官时，在政事之暇，注重讲学，做到政教并举。其讲学地点，书院之外，就是各地的州府县学。
  1．闽县县学
  闽县县学在九仙山之麓，初建于北宋庆历间（1041—1048）。庆元六年（1200）二月，黄榦从建阳考亭回到福州。“诸生从学于闽县学”，②本月二十一日，率诸生行释菜礼，有《闽县学谒告先圣文》。①三月一日，立定课程读书。不幸的是，三月九日朱熹逝世，噩耗传来，黄榦疾赴建阳奔丧。至建阳即作《与闽县学诸友书》，安排此后之教务。
  2．抚州郡学
  嘉定二年（1209）春正月，黄榦在临川知县任上，郡守以礼来请黄榦到郡庠讲学。黄榦为诸生讲解《易·文言》及《孟子》“四德四端之要”。《勉斋集》卷二十四有《临川郡学讲义》，即其时的讲稿。因临川为抚州属邑，临川郡学即抚州郡学。
  3．临川县学
  临川县学始建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南宋隆兴甲申（1164）曾经重修。但到黄榦知临川时，五十多年未经修葺，早就破弊不堪，久已不闻读书之声。嘉定二年（1209）三月，黄榦将县学修葺一新，又“建咏仁堂于明伦堂北，……以朱子之学教临川之士”②。黄榦《复杨信斋书》云：“县学落成，不以试选，而以公选。肯来读书者则容之，颇成伦叙，但未有毅然任道者耳。”③即写于此时。
  4．新淦县学
  嘉定五年（1212）五月，黄榦任新淦县令，曾多次至县学讲学，有《新淦县学讲义》。内容以解说《论语》《孟子》《大学》诸书的若干章节为主。末有自跋云“榦备员于此，甫及期月。……日游乡校，以听诸贤然否之议，以其鄙见更相往复，而为理义之归”④云云。
  5．汉阳军学
  嘉定八年（1215），黄榦在汉阳知军任上，在处理完抗旱赈灾等政务之后，曾至此讲学。《勉斋年谱》载：“秋，始治学政，五日一下学，劝课诸生，讲诵躬督教之。”《与杨信斋书》云：“某行且一考，秋间方整顿学校。遇一、六日下学，与士友讲说。且课其读《论语》，使之自讲大义。湖外士子却质直可喜，且开其路，异日亦当有兴趣者耳。”①有《汉阳军学＜孟子＞二十章讲义》，见载于《勉斋集》卷二十五。
  6．安庆府学
  嘉定十年（1217）四月，黄榦任安庆知府。在筑城备战，“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究边防利病”②等繁冗的政事之余，晚则至安庆府学与诸生讲学。有《安庆郡学讲义》，见载《勉斋集》卷二十四。三、民居
  书院、官学之外，受资金、场所等条件的困扰，黄榦还经常利用民间的一些闲置居所，如斋堂馆舍，乃至僧寺进行聚徒讲学。
  此举最早始于淳熙十四年（1187），讲学地点在沙县黄东寓所。淳熙十三年（1186），仲兄黄东官沙县丞，奉其母于官邸，黄榦因从武夷精舍赴沙县侍母。次年，朱熹命其子朱在到此从学于黄榦。《勉斋年谱》载：“淳熙十四年丁未，文公命季子在从学于沙邑。”③
  除此之外，黄榦在民间讲学的地点主要集中在福州。主要处所有福州登瀛馆、叶氏悦乐堂、福州城东古寺、福州钟山赵氏馆、城南僧舍（神光寺、仁王寺）、箕山庐居、新河旧居、福州城南法云僧舍、城东张氏南园和福州于山嘉福僧舍。
  （本文载《朱子学刊》2009年第1辑）
  关注民生与书院建设的朱门弟子陈宓
  陈宓（1171—1230），字师复，号复斋，莆田人，乾道间丞相陈俊卿第四子。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熹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归途曾馆次于陈氏仰止堂，陈宓因与其兄守、定于此时同学于朱熹。①嘉定初，以父荫历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县。嘉定七年（1214），入监进奏院，迁军器监簿，上言三事：“一宫闱仪范未正，二朝廷权柄分夺，三政令刑赏舛逆。”且直言：“人主之德贵乎明，大臣之心贵乎公，台谏之言贵乎直。”②为时人所称道。
  嘉靖《延平府志》卷九《官师志·名宦》有陈宓的传记资料说：“陈宓，字师复。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嘉定间知州事。时大旱疫，蠲逋数十万，且驰新输三之一。躬率僚属，持钱粟药饵户给之。仿白鹿洞规制，创延平书院，延明（名）儒主教事，置田以赡生徒。（其）他善政尤多。”寥寥不足百字的一段文字，实不足以阐明陈宓的历史功绩。以下仅从民生和书院建设这两个方面，做一阐述。
  ①〔宋〕陈宓：《黄勉斋先生云谷堂记》云：“某少时侍先公正献，每令诵文公朱先生书。淳熙间先生来访先公，于敝庐今仰止堂即其寓馆。某时与弟宿立侍，未有知也。厥后思见先生而不可得，闻勉斋黄先生尽得其道，宦游江浙又不可得见。嘉定丙子岁，某自外府丞丐外，得垒南康道，出建阳，拜朱先生像于考亭精舍，遂获拜黄先生师焉。”（《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319册，第344页。）
  一、以民为本，爱民如子
  陈宓继承了朱熹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各地担任地方官，就有了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历史有惊人的巧合，嘉定九年（1216），陈宓出任江西南康知军，与朱熹当年任南康军相似，陈宓也遇上了大灾荒，从而使他在南康的治绩，几乎就是朱熹在南康的重演或再现。
  陈宓在《初到南康示诸邑令》诗中说：“田里三年两旱干，茅檐十室九饥寒。殷勤此日无他事，好把斯民子样看。”①“好把斯民子样看”，说的就是要爱护当地民众，要爱民如子。《宋史·陈宓传》记载说：“（南康）岁大侵，奏蠲其赋十之九。会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筑江堤，而给其食。时造白鹿洞，与诸生讨论。”《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也载：“出知南康军，岁大祲，奏蠲其赋十九，令流民群集就役，以筑江隄，给食活之。与诸生讲论白鹿书院。”而减轻徭赋，以工代赈修建江堤，重开白鹿洞书院，与诸生讲学等，正是朱熹知南康的主要政绩。
  嘉定十四年（1221），陈宓从南康改任南剑知州，到任伊始，就召集属下的各县长官，宣布他的施政纲领，就是“以民为本，爱民如子”。这表现在其《初到延平会四邑宰》的三首七言绝句中：
  经岁旱荒仍疾疠，字子职业合何如？
  去年欠负都蠲了，好把新租议减除！
  郡县本来同一体，何须催赋属州家？
  如今已许从民便，升斗须防颗粒加。
  是邦凋瘵古来无，只为从前有羡馀。
  第一切须除此弊，庶几民力少能舒。①
  四邑，指的是南剑州属下的将乐、顺昌、尤溪、沙县四县。邑宰，即知县。这三首诗，第一首是说由于连年旱灾，加上疾病流行，作为地方长官，应如何抚字百姓呢？首先要从减轻赋税开始，先把去年的欠负都减免了，再说如何减除今年的新赋。第二首强调“从民便”，不得滥收多收钱粮；第三首讲革除积弊，以舒民力。这三首诗读来感觉全是大白话，谈不上有何艺术性，但却颇具性格，尤其是第一首“去年欠负都蠲了，好把新租议减除！”明白如话，而斩钉截铁，显示了陈宓作为州长官，在处理事关民众利益的政务时所独具的魄力和果敢作风。
  为了减轻旱荒的影响，陈宓曾率僚属赴延平溪源庵祈雨。他有《往溪源祈雨赓李司法鉴韵》二首，其二云：
  一春雨脉发清泉，何以平畴旱欲燃？
  太守自惭无善铃，政齐朝夕谩祈天。②
  《延平六月祈雨感应赓林堂长韵》：
  唤起神龙百里来，中肠一夜九萦回。
  天心自为民心动，多谢诸贤举贺杯。③
  对陈宓在南剑州的治绩，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十八《秩官志·名宦》有如下揭示：“时大旱疫，蠲逋赋十数万，且驰新输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钱粟药饵，户给之。仿白鹿洞规制剏延平书院，延明儒主教事，置田以赡生徒，其他善政尤多。”
  陈宓之关注民生，在以朱熹为首的考亭学派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这个学派的一个优良传统。
  为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熹针对封建统治阶级在赋税方面的各种弊端，曾尖锐地指出，儒家“民为邦本”的学说不明于时，“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①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补偏救弊的主张和措施。如主张“薄赋”“省赋”，反对重敛，努力杜绝各种不合理的“杂派”，等等。
  作为一个教育家，朱熹的以民为本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教育实践中。《朱子语类》记载他曾对学生说：南宋初有一个名臣叫王十朋，他在泉州任知州时，一到任，就把下属的七个县的县令请来，在劝酒的时候，写了一首诗：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②七个县的县令无不为之动容。王十朋为政甚严，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所以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敬重和爱戴他。离任的时候，来送他的父老乡亲成千上万，至今（朱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泉州人仍怀念他如父母！朱熹讲这个故事，当然是希望他的学生，今后如果有从政的机会，能够以王十朋为榜样，做一个爱民的好官。
  朱熹逝世八年之后，嘉定元年（1208）正月，他的学生黄榦赴临川任知县，遇上旱荒和蝗灾，民艰于食。黄榦为之平粮价，宽征敛，民赖以安。嘉定八年（1215），黄榦在汉阳知军任上，遇上大旱岁饥，他竭力为荒政，发常平以赈。旁郡饥民闻讯，辐凑而至者惠抚均一。嘉定十年（1217）四月，黄榦任安庆知府。为了御敌，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攻击，动员安庆全城军民同心协力共筑安庆新城。两年之后，金兵大举进攻，两淮一带的州县如光州、蕲州等均被攻破，唯安庆无恙。其后洪水又暴涨，城墙巍然屹立，全城百姓无一受损。安庆民众交口称颂：“不残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黄父也！’（《宋史·黄榦传》）在安庆，至今仍有《知府黄榦》黄梅戏在舞台上演出。
  朱熹逝世二十三年后，即嘉定十六年（1223），他的私淑弟子真德秀被任命为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到任之初，即宴请属下12个县的邑宰于湘江亭，也作了一首诗：
  从来守令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
  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
  此邦祗似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
  今夕湘亭一巵酒，重烦散作十分春。①
  在诗中，真德秀提出了官与民是“同胞一体亲”的关系，而百姓又是以“脂膏供尔禄”的衣食父母，所以，他希望下属官员都能做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痛痒切吾身”的“循吏”，也就是好官。
  真德秀有一个学生，叫王遂，号实斋。他担任平江知府，一到任，效仿其师所为，也作了一首题为《会两倅六邑宰》的诗：
  守令张官本为民，恫瘝无异切吾身。
  但令六县皆朱邑。何必黄堂有信臣？
  田里要须兴孝弟，闾阎谨勿致嚬呻。
  与君共举一杯酒，化作人家点点春。②
  在诗中，恫瘝是病痛，这里指人民的疾苦；朱邑是西汉中叶庐江舒城人，二十多岁时任桐乡的一个小官，掌管一乡的诉讼和赋税等。他处处秉公办事、不贪钱财，以仁义之心广施于民，深受吏民的爱戴和尊敬。闾阎，是里巷内外的门，这里指民间；嚬呻，是痛苦的呻吟。“闾阎谨勿致嚬呻”，是说民间没有痛苦的呻吟。他所期望的，当然是处处都有“化作人家点点春”的欢乐笑声！
  这几首诗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提倡执政者要爱护百姓，关注民生。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朱熹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就是这样，通过他的学生，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作为朱子理学的传人，陈宓在担任南康、延平地方官时的所作所为，正是朱熹民本思想的传承和落实。
  之所以要在此详述朱子学派的民本思想和实践，是因为近现代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是说宋明理学家只会空谈心性，不能经世济民；更有甚者，竟然把中国从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罪于程朱理学。这其实是有悖于，至少是部分有悖于史实的。
  二、创建书院，传播理学
  创建延平书院，是陈宓知南剑的重要政绩。他率先捐献了两个月的俸禄作为启动资金，“继节浮费，以落成之。”①
  对这所书院的始建时间，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二《学校志》记载说：
  延平书院，在府城南九峰山之麓。中有祠，祀李文靖公。左右翼以廊庑，前而南有门。嘉定二年郡守陈宓以延平为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贤讲道之乡，因仿白鹿洞规式建书院为奉祠讲学之地。院有礼殿，以祀先圣先师，有祠堂，以祀四贤，又及周、张、二程，廖德明、黄榦诸贤……其后郡守傅康、陈韡又有建置。端平间，敕延平书院额，有阁有堂，斋有濯缨、闻傊、光风霁月亭，有风月桥，后圯坏。郡守董洪修复。元末毁于寇。国朝知府俞廷芳始建堂专祀李侗……①
  在这段话中，“嘉定二年”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据同一嘉靖《延平府志·官师志》的记载，嘉定间的十七年中（1208—1224）任南剑知州的共有11位，陈宓名列第九，以“嘉定二年”计，陈宓的前八任的任期就必须全部集中在嘉定元年（1208）这一年之中，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二是据《宋史·陈宓传》：“嘉定七年，入监进奏院。……寻迁军器监簿。（嘉定）九年，转对言……归。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军。……改知南剑州。”这里出现了“嘉定七年”和“九年”两个纪年，由此可知，陈宓知南剑州必在嘉定九年（1216）知南康军之后。
  明周伟《白鹿洞书院志》卷三载：“陈宓，字师复，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为文公门人。嘉定间知南康军，有政声。公暇即造白鹿洞，与诸生讲学。今洞中石刻多其余迹。”②而据《白鹿洞书院新志》载，书院中有嘉定十一年（1218）陈宓所题“流芳桥记”摩崖石刻。流芳桥，又名濯缨桥。明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五《文志二》：“流芳桥志：新安朱侯在郡，建桥白鹿之东南陬，面直五老，溪流绀洁，未之名。同游江西张琚、罗思、姚鹿卿，闽张绍燕、潘柄，郡人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相与歌文公之赋，特名之‘流芳’，既揭楣间，因纪岸左。嘉定戊寅（1218）四月丙午，莆阳陈宓书。”③同一志书又载：“自洁亭志：朱文公尝书此以名洞之溪，今逸其迹。嘉定己卯（1219），莆田陈宓谨书。”④
  以上仅是志书的记载，2011年10月19—20日，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召开“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研讨会”期间，我寻找到文中提到的摩崖石刻，惜已被岁月磨蚀，青苔遮蔽，漶漫不清矣。会后，蒙江西社会科学院胡迎建研究员惠赐两方石刻拓片图像。一方书“流芳，嘉定戊寅重五日莆田陈宓书”（图1），一方书“新安朱侯在建桥白鹿洞之东南陬，面直五老，溪流绀洁，未之名。同游江西张琚、罗思、姚鹿卿、闽张绍燕、潘柄、郡人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相与歌吟文公之赋，得名流芳。既揭楣间，因纪岸左。嘉定戊寅四月丙午莆阳陈宓书”（图2）。
  根据以上史料，特别是《白鹿洞书院志》和摩崖石刻拓片，可以推出陈宓知南剑州应在嘉定十二年（1219）之后的某一年，具体应是哪一年呢？这在南平志书中是找不到答案的。今南平市郊的石佛山中有一方陈宓游记石刻，约两百多字，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石刻全文如下：
  仆到郡几半载，捄（救）遇不给。闻延平山水之胜者，距城十五里，曰石佛之山。日与郡人罗自口知贵州、三山潘谦之、杨士训、赵季仁、乡人王子贤同游。……遂书于壁。嘉定壬午，莆田陈宓。知事懋功立。
  壬午为嘉定十五年（1222），虽然此石刻署年而不署月，但从他的诗《延平六月祈雨感应赓林堂长韵》来看，此六月祈雨应是他在石刻中所说的“捄遇不给”所采取的救灾“措施”之一。由六月加上“几半载”，由此推断陈宓赴南剑任是在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左右。而在救灾之时，是无暇顾及书院建设的，故延平书院的创建，应在陈宓到任之后的第二年，即嘉定十五年（1222），而不是嘉靖《延平府志·学校志》中所说的嘉定二年（1209）。
  陈宓于嘉定十五年（1222，朱熹逝世22年之后）在九峰山模仿白鹿洞书院的规制，创建了延平书院。据陈宓自述，书院建有“礼殿，旁祀杨时师生遗像，以慰往来士君子之思。分立四斋，以聚生员。薄储廪给，以侍读书修身，不屑课试之士”①，并仿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以教诸生。在书院中祀奉延平四贤，并上溯到周、张、二程，下延至朱熹的学生廖德明、黄榦等。延聘朱熹考亭书院门人蔡念成为山长，李燔（弘斋）定学规，并购置学田，以赡生徒。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志书记载延平书院与延平四贤有关，说延平四贤曾经在延平书院留下足迹，此说与史实不尽相符。因为陈宓创建书院时，四贤均已去世，就连四贤中年代最晚的朱熹也已去世22年之久。但延平书院的确又与延平四贤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创建者陈宓就是四贤的嫡传，此书院就是为弘扬他们的理学思想而建，体现了杨、罗、李、朱道南一脉的传承，故书院又有“道南书院”之称。二是与李侗关系尤为密切。因为由此上溯50多年前，李侗曾经在九峰山创立过剑溪草堂，传播理学。因此延平书院之“延平”，乃是为纪念和弘扬“李延平”理学的书院，而非仅仅是因其地处“延平”之故。她与九峰山的理学文化存在深厚的渊源，陈宓创建延平书院，就是为了使儒家道统在延平的延续。
  书院建成，陈宓写下了《延平书院落成柬诸友》绝句两首：
  当日二程门下士，独分此道过来南。
  百年世事相传处，书院天生着剑镡。
  群峰九叠势来雄，直作吾儒五亩宫。
  隔断市计才一水，读书如坐万山中。①前一首是说，游酢、杨时程门立雪，理学南传，在陈宓之前已有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数代百年的传承，在南剑创建书院是“天生”，即天经地义的事。后一首描绘了延平书院的地理位置——与南平市延平区一水之隔，处于九峰山的怀抱之中，周围又有群山环抱。
  在《次李弘斋韵送任宰一龙》诗中，陈宓说：
  近日延平创小斋，四方佳友为朋来。
  虽为书上究余味，更要心中绝尘埃。
  健德千年期不已，高标万变讵能推？
  直须义利途中辨，宁使饥肠屡隐雷。②诗中表明了陈宓办学的宗旨，是要以朱熹的正心术，明义利，坚持存理灭欲的理学思想，以端正世风。
  陈宓创建的延平书院，是闽北最早的以官方名义创建的书院。
  有意思的是，朱熹当年重建白鹿洞书院，为了得到最高统治者政策的倾斜与支持，曾连续上札坚请宋孝宗御书赐额，陈宓则有意模仿其师所为，也上了《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札文说：窃谓事有关于斯文之统纪，风化之本原，守臣之所当上闻也。惟道
  统之传，远自羲黄，迄于孔孟，秦汉以来，不绝如线。至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相继挺出，而孔孟之统以续，二程传之杨时，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传之朱文公熹，而其益盛。①
  作为朱子学的传人，陈宓在《申请延平书院赐额札》中揭示了杨、罗、李、朱道统相传的师承关系。在这篇奏札中，他还从四人的地域关系进一步揭示他们的道统之传。他说：
  杨时、罗从彦实本郡将乐人（这里不准确，罗系沙县人）；李侗，剑浦人；朱熹虽居邻郡，亦生于本郡尤溪之寓舍。伏自汉唐以来，几二千年而未有与道统之传者，今以斗大之州，不数十年之内，出而宗主斯文者有四，岂惟一邦之创见，实皇朝之盛美也。因此，他希望“朝廷特赐敷奏，乞赐延平书院四字为额”②。
  延平书院，因杨时道南之传的关系，书院内设有“道南堂”；陈宓曾在堂中向学生阐释仁说，③故又名道南书院。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有《李延平道南书院》七绝一首，描写的是诗人途次延平，访问延平书院的所见所闻与感想。诗云：
  延平剑跃蛟龙窟，湆澹滩危滟滪堆。
  二事听来皆野語，道南书院重徘徊。④
  刘克庄《赵教授墓志铭》载：“复斋陈公来守延平，作道南书院，聘梅坞林处士羽为堂长，湘泉命君往师焉，复斋于诸生中独喜君，清明秀敏，期之甚远。”①由此可知，延平书院当时又有道南书院之称。梅坞林处士羽即林学蒙，一名羽，字正卿，号梅坞，福州永福（治所在今福建省永泰县）人。初从学于朱熹，卒业于黄榦。②《道南源委》卷三载其事迹云：“初从朱子游，后卒业于黄勉斋。伪学禁起，筑室龙门庵下，讲明性命之旨。陈师复守延平，作道南书院，聘为堂长。朔望设讲席，执经帖然，座下者常百余人。及师复去任，公亦浩然引归，诸生挽留之，不可。生平识趣高明，文足以发义理，行足以激贪懦。……著《梅坞集》。弟学履，字安卿，亦朱子门人。”
  在延平书院任山长的，还有邓邦老、李燔、林羽、蔡念成、杨复、余道夫、李伯武、赵师恕等。《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二“山长邓先生邦老”条下载：“邓邦老，以字行，将乐人。朱子门人陈宓守延日，以邦老道徳隆重，而且耆年，延入书院与李燔、林羽、蔡念成、杨复、余道夫、李伯武、赵师恕为堂长。”③
  此后，在延平书院任山长的，还有虞师宪和叶继与，虞师宪事迹难以详考。南宋诗人仇远有一首题为《送虞师宪赴延平书院山长》的五言诗，南平地方志书上失载，移录于下：
  我师文靖公，一传子朱子。佩服中庸书，静中识根柢。
  秋月湛冰壶，莹彻无瑕滓。延平建精舍，盛德宜世祀。
  君往坐皋比，文行成粹美。秋风送书船，南上二千里。
  讶君来何暮，衿佩争倒屣。鸣道铎方振，问字酒已俟。
  九京如可作，文靖公亦喜。予友有黄功，昔分教于此。
  颇知文风盛，十室九儒士。是行若登仙，剑气炯青紫。
  只恐席未温，思归慕园绮。①
  诗中的“文靖公”，即“子朱子”的老师李侗，因后世谥其为“文靖”而得此称。叶继与，泰宁县人。其父名叶必茂，字君选，号此堂，官太学录。事迹见黄仲元《太学录此堂叶公墓銘》，文中提到叶氏有二子，“长继与，南剑路延平书院山长。”②
  宋端平年间（1234—1236）延平书院获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第一所获此殊荣的书院。由是，延平书院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并予以坚决支持的官办书院。很显然，他所聘请的山长蔡念成，也就成了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委派的学官。正因如此，嘉靖《延平府志》卷九《官师志·名宦志》中就有了蔡氏的生平小传，云：“蔡念成，九江人。嘉定初（这个“初”字，不准确，理由与前述延平书院创建于“嘉定二年”之误相同）长延平书院。学博而精，行谊尤明粹，一时学者倚为斯文植杆。西山真德秀帅长沙，亦来预讲，冠履趋跄，弦诵洋洋闻朝夕。”
  对陈宓的师从，《宋元学案》将他与其兄长陈守、陈定同置于《沧洲诸儒学案》中，在文中仅以“长从黄勉斋榦”一语带过，而在《勉斋学案》中，对其又只字未提。《道南源委》卷三中也只是说：“长从黄勉斋游。称其胸怀坦然，无一毫私欲之累。”这就影响了今人对其为学的基本认识。
  而在黄榦的《勉斋集》中，有不少文字，可以为我们增加这一方面的认识。《勉斋集》卷十三有《复陈师复》书八通，内容涉及论学与政事，附集中有陈宓记语录《读〈中庸〉纲领》，下有小字注“分六段授陈师复”。陈宓的学业与政事，均为黄榦所赞许，认为“论当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贯之与先生（指陈宓）三人而已”③。黄榦在《复陈师复监簿》书一中说：
  忽闻执事志道之笃，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跃不能自胜。想先师九
  原之下，亦当为之击节，喜吾道之有传也。①这是对陈宓在嘉定七年（1214）入监进奏院，上封事慷慨尽言，抨击时政：“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此朝廷权柄有所分也”②之论的褒扬。
  在延平，陈宓政事之余，也每赴书院讲学，今存《南剑道南堂仁说》一篇。在文中，他提出了“学者朝夕所当讲论致知力行者，曰仁而已”，以此实践朱熹“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观点。他认为，“《论语》之所以言人者，虽若多端，而其要不出乎文公之六字。”“不言心之德则无以知仁之为体所该者广，不言爱之理则无以知仁之所以得名之实。”③
  陈宓在南剑，还有一事在此不能不提，据《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④陈宓于嘉定十三年（1220）在延平刻印黄榦《孝经本旨》一书。《年谱》载：“初，文公（朱熹）尝欲掇次他书之言，可发明《孝经》之旨，别为外传而未暇，为今先生之为此书，盖成其志也。门人陈宓刊于延平。”此为陈宓在延平刊刻图书，传播朱子理学的惟一记载。但刊刻年代恐有误，应为嘉定十四年（1221）或十五年（1222），理由上文已明之。
  陈宓共当了六年的延平知府，何以知之？有诗为证。其《掬水锡壶》诗说：“昔在延平府，泉声日夜闻。六年归故里，一缕忆晴云。”⑤一句“六年归故里”，把陈宓在南剑的任职时间表露得明白无误。
  南剑知州是陈宓的最后一个实职，此后不久，他上书请致仕，以直秘阁主管崇禧观卒。他的最著名的人生格言是“居官期如颜真卿，居家期如陶潜。
  又深爱诸葛亮‘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庶乎能蹈其语者”①。著作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钞》《续通鉴纲目》《唐史赘疣》等，现存《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二十三卷、《附录》一卷。
  （本文系2011年11月由中华朱子学会等在白鹿洞书院召开的“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陈来主编：《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闽台书院文化与闽学重心的转移和跨越——以考亭、鳌峰和海东三所书院为例
  闽台书院的发展，从地域来说，经历了从闽北向闽都（省会福州）转移的过程；从文化形态来看，这一发展进程则表现为，早期的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清廷统一台湾后，为福建书院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书院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书院的发展和理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就福建而论，理学的主体为朱子理学，又称闽学，故闽台书院文化的转移与跨越，同时也是闽学重心的转移与跨越。在这一转移和跨越中，有三所书院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是朱熹的考亭沧洲精舍、清代福州的鳌峰书院和台湾的海东书院。其中，考亭沧洲精舍可称为山林文化的代表，鳌峰书院是都市文化的代表，而海东书院，则是福建书院文化实现从“海西”向“海东”跨越，并得以成功实现的主要代表。
  一、山林文化的代表——以闽北建阳考亭书院为中心
  早期的书院，均为私家办学的性质。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由于“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①。这段话有这么几层含义：一是书院的起因，是由于庠序不修官学衰微，故书院的创建者多为士人而不是官方机构；二是书院多建置在山川名胜之中，而远离市井的喧嚣；三是这些书院往往命名为“精舍”，而罕称书院。四是“群居讲习”，即聚众讲学，面向社会招生。应当说，早期书院都具有这几个特征。其实，朱熹在此使用“精舍”一词，而不称书院，还有其另外一层更深的用意所在。
  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朱熹对重振中国书院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南宋时期各地兴建书院的热潮，就是由朱熹揭开序幕，并在他的推动下产生的。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多达60多所。①其中最重要的，在外地有经他修复的庐山白鹿洞和长沙岳麓书院；在福建，则有他亲手创建的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和考亭沧洲精舍，以及地处武夷隐屏峰下的武夷精舍。这四所书院没有一所以“书院”命名，这是为什么？实际上，在朱熹看来，书院应由官方来办，私家办学，往往在师资和财力方面均实力不足。退一步而言，由私家创办书院，官府也理应予以支持。所以他在《衡州石鼓书院记》所说“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实际上是在借古讽今。但在其时，官方对此却完全缺位；而在各级官学中，具备了“养士”之资却引导士子热衷于搏取科举功名的“词章之学”，将士子引向急功近利的歧途，对坚持以民为本，强调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却毫无兴趣，这是极不应该的，也是亟须改变的。所以，希望其时的私家书院也能纳入官学系统之中，在体制、人员、经费等方面也取得与官学同等的待遇，从而以义理来抵制功利，以传播儒学的书院来与浸淫于科举的官学相抗衡，是朱熹梦寐以求的理想。当这种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而不可能实现时，以朱熹之执着，他也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尝试着部分地予以实现。所以，当他一旦从家居奉祠转而从政，掌握了一些实权后，就会迫不及待地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知军时，竭尽全力设法修复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绍熙五年（1194）任湖南安抚使时，修复长沙岳麓书院，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由于修复两书院的经费，使用的都是官帑，那是一定要叫“书院”，而万万不可名为带有私学色彩的“精舍”的。
  在朱熹的倡导下，以闽学为旗帜的福建书院，以闽北为中心，向全闽各地幅射并迅速扩张，广泛兴建，成为朱子理学产生和广泛传播的大本营。
  考亭沧洲精舍是朱熹晚年创建的最后一所书院。当时，来自南方各省的一大批门人弟子聚集于此，在导师朱熹的率领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考亭沧洲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朱子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及其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从此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在中国思想史、教育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因此，朱熹所创建的书院，其意义影响已不仅限于闽北、福建，而是在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的闽学传播和教育中心。
  朱熹还在福建各地如福州、泉州、漳州、延平、邵武、同安等府县讲过学。他所经履之地，后人纷纷创建书院，这就等于朱熹用他的足迹，为各地的书院建设广泛地播撒了良种。而来自南方各省区的朱门弟子学成返乡后，又在家乡创建书院，使南宋福建的书院建设很快传遍八闽各地，进而传遍全国。
  书院建筑的发展是与书院教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早期的书院，多为士人隐居读书之所，应其“隐”的追求，选址多在景色优美、清雅静谧的山林名胜之地。又因系私家办学，受财力所限，这些书院建筑大多也就比较简陋，茅庵草屋者有之。这也是这一时期的书院多被命名为“草堂”“精舍”的原因之一。唐末至北宋时期的福建书院，多具有这一特点。
  二、都市文化的代表——以省会福州鳌峰书院为中心
  南宋后期，以私家办学为主的书院被纳入官学渠道，其中部分书院成为与州、府、县学同等待遇的官学，此即所谓的官学化，实际上也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之长期追求的目标。
  随着朱熹逝世数十年后多次敕封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他的一批弟子创建的书院也得到了相应的荣耀，并逐渐被纳入官办儒学的系统之内。最早获得此殊荣的，是莆田陈宓创建的延平书院。陈宓是孝宗朝左相陈俊卿四子，曾从学于朱熹。嘉定十五年（1222），陈宓官延平知府，在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延平书院，以祀“延平四贤”，延聘朱熹门人蔡念成为山长，由李燔定学规，并购置学田，以赡生徒。端平年间延平书院获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的官办书院。其后，得到宋理宗赐额的福建书院，有建阳溪山、云庄、考亭、环峰等十几所。
  从宋理宗到宋恭帝三朝，前后计50年是南宋王朝的末期，也是书院走向官学化最迅速、并得以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福建书院，在朝廷和地方官的全面支持下，发展迅猛，新建数量超过了此前任何时期。其重要特点是，由地方官创建的书院占了大多数，故这些书院，往往一产生就是官学，就有官府委派或聘任的山长。如在延平府，郡守徐景瞻于嘉定二年（1209）在沙县创谏议书院；嘉熙元年（1237）县令李修在尤溪创南溪书院；咸淳三年（1267）由尚书冯梦得奏准，县令黄去疾在将乐建龟山书院。在福州，有宝祐二年（1254）提刑王泌建三山书院。
  南宋时期福建其他地区乃至福州的书院数量均大大少于闽北，其原因与早期书院的“山林文化”特性有关，“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①。闽北由于是山区，境内名山大川众多而得到学者的青睐，而福州作为省会城市，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相对较弱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代蒙元政权为维护其统治，采取了汉化的文化政策，尊孔从儒，对书院采取保护政策，推行书院官学化，由此也推动了福建书院的建设。明初只重视官办儒学，非官学出身不得应试，使书院建设陷入低潮。明中叶以后，官学制度弊端日显，书院讲学之风又随着王（阳明）学的崛起而悄然升温，福建书院的建设又呈高潮之势。
  清代福建书院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书院由私学向官学转化的同时，早期学者所推崇的“择胜地，立精舍”的恋山情结得到根本扭转，从而使书院文化重心向都市转移。这在福州书院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是全省四大书院鳌峰、凤池、正谊和致用书院均集中在福州；二是从数量来说，清代福州新建书院36所，比闽北延平、邵武、建宁三府新创书院的总和还多出三所。①这说明，清代的福州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全省书院文化的中心。
  鳌峰书院始创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创建者为其时官福建巡抚的仪封（今河南兰考）张伯行。他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所创书院以复兴闽学为宗旨。为解决书院膏火，他发动士绅捐资，广置学田；效仿考亭书院崇祀先贤之例，辟五子祠，奉祀理学先贤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以明学统；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等为教材；编《学规类编》二十七卷，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在首卷，作为学规。继承书院藏书和刻书的传统，在院内“建藏书楼，先后积数万卷”②。由他主持编纂、刊刻的《正谊堂全书》广泛搜集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真德秀等闽学先贤的著作，是一部集大成的闽学文献丛书。
  为保证教学质量，经多方挑选，得漳浦籍名儒蔡壁为首任山长。后任历届山长诸如蔡世远（壁子）、陈正朔、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陈寿祺、张甄陶、林春溥等也多为硕学之士。先生为百里挑一，学生也是择优录取。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下谕令督抚在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千两为营建之费”。其中福建唯一得此殊荣的书院就是鳌峰书院。谕文还规定：
  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③
  清世宗的谕文，使鳌峰书院在福建官学中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时省内的最高学府。
  由此可知，在书院由私学向官学转化的同时，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其重心也在向都市文化转移。鳌峰书院的崛起及其在全省最高学府地位的确立，既是福建书院文化的重心向都市转移得以确立的标志，也是历代闽学重镇均在闽北，至清初终于向省会福州转移的标志。
  三、跨海而“东”的代表——以台南海东书院为中心
  清廷统一台湾后，为福建书院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书院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平定台湾，当年即创西定坊书院，拉开了台湾兴建书院的序幕。此后，台湾兴建的60多所书院中，康熙五十九年（1720）分巡道梁文煊创建的海东书院，是台湾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乾隆年间，已有“全台文教领袖”①之誉。海东书院之所以能在台湾众多书院中胜出，与其时全闽书院“领袖”鳌峰书院有密切的关系。
  因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与其他各府一样，都有一个选拔优秀学员到全省最高学府——福州鳌峰书院深造的问题。此举对其他府州而言，实属平常，而对隔着海峡的台湾来说，“相去榕城，约千余里。诸生一仰止‘鳌峰’，且不免望洋而叹也。”②故海东书院之设，其目的之一，就是为台湾学子免除蹈海奔波之劳。这一理念，在书院始建之时并未形成，而是其后随着这一矛盾的凸显，在继任的官员中产生并付诸实施的。连横《台湾通史》说，乾隆五年（1740），“巡台御史杨二酉奏请照福建省直辖之例，以府学教授为师，考取诸生而教之，给以膏火。”③说明海东由全台的府级书院而跃升为与鳌峰“并峙”的省级“直辖”书院，始于乾隆五年（1740）。根据台湾的特殊地理条件，杨二酉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明智而十分有意义的。而要取得与鳌峰“并峙”的地位，其首要前提，无疑是要在教学质量上，使台湾学子不必跨海赴学也能取得相同的学习效果。正因如此，鳌峰书院的办学模式和书院教育制度就成了海东书院刻意参照和模仿的对象。
  这种参照和模仿，在杨二酉所采取的重振书院的措施中可略见一斑。一是“选内郡”，即选择省内各府的“通经宿儒”即精通朱子闽学的学者来书院担任教师，并扩大书院招生名额；二是申报批准，使书院取得“与鳌峰并峙”的地位；三是由官员“捐俸倡修”，使书院“轩窗爽洁，什器周备”；四是设置学田，由“明经施子士安慨然身任之”，捐“水田千亩”①，从而解决了书院的膏火之资。五是编订学规，“兴文劝士”。知府刘良璧，于乾隆五年（1740）升任台湾道后，带头捐俸修复海东书院，并制定了《海东书院学规》六条。他认为，“读书之士知尊君亲上，则能谨守法度、体国奉公，醇儒名臣由此以出。”②教导台海学子首先要明大义、识大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此改变原先落后的“顽梗之风”。第六条措施，是远绍朱熹建阳考亭，近仿福州鳌峰崇先贤之例，在书院内辟五子祠，奉祀宋代理学家周、张、二程和朱熹，以明学统。至此，“上溯建阳暨乎濂洛”，③几乎成了台湾所有书院的共识。
  鳌峰书院以藏书丰富、刻书众多闻名于世，海东书院也是台湾书院中刻书与藏书最多的地方。莆田俞荔，乾隆三年（1738）在海东书院著《复性篇》，以四言韵文的方式阐释朱子理学思想，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对朱子理学在台湾的普及产生了重要作用。浙江钱塘人氏张湄，乾隆六年（1741）任巡台御史。“海东书院月课，亲加校阅。”曾手集先正大家名文三百篇置海东书院。又得海东校士之文数十篇，编辑为《珊枝集》，“付之开雕”，有“脍炙人口，纸贵台阳”①①之誉。他所著的《瀛壖百咏》为绝句百首，由刘良璧跋而行之。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台湾巡道的叶世倬，“课海东书院，必亲临讲艺。”在书院“重刊朱子《小学》，统郡士而励以必读。见圣庙书籍残缺，购置多部以补之”②。道光十七年（1837），左石侨主海东书院时，将台湾教谕永春郑兼才所著《郑六亭文集》十二卷编辑成书，刻梓以传。③
  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台湾道的徐宗幹，“每夜必至，以与诸生问难。……及门之士，多成材焉。”④他曾以《同善录》《孝经》等授漳州诸生，后漳州人士“翻刻印订若干部，附海艘而来，散与台郡海东书院子弟。”⑤又将其六世祖徐见行所著《孝经正解》在海东书院“敬谨复校，登之枣梨，付各师生为庠塾读本”。又选录书院诸生课试之文编为《东瀛试牍》，将“说经、论史及古近杂体诗文并肄业及之者，裒辑二卷，曰《校士录》”在书院刊行。⑥光绪十一年（1885），受台抚唐景崧之命，山长施士洁“检近年课艺，重为评定”，由施氏作序，“付之手民”刊刻成帙，书名为《台澎海东书院课选》。⑦
  经过长期积累，海东书院藏书为全台之冠。原为徐宗幹讲学之所的“榕坛”，藏书万卷。“多官局之版，历任巡道每有购置”，“改隶后，为军队所据，藏书尽毁。”⑧台抚唐景崧所建的“万卷堂”，藏书丰富”⑨。
  道光七年（1827），台澎督学孔昭虔在《重修海东碑记》中，把振兴台海教育的人士分为“官师”和“乡党”两个阶层。乡党为热心教育事业的乡绅；官师，即地方长官和书院中的专职教师。他认为，“海外督学有功于书院者，杨侍御而外，则有觉罗公四明、奇公宠格、张公志绪、糜公奇瑜。”①所说几位，均为兼任过台湾学政的官员。
  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台湾道的陈大辇，“校士公慎，拔取单寒。重修海东书院，立课士规程，悉心作养。”②后因病而卒于任上，被台海学子列入府学名宦祠。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台湾分巡道的觉罗四明，曾先后修复崇文和海东两所书院。又将海东学规加以充实，改定为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等八条，③对开创海东书院教育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安徽桐城人姚莹，字石甫。道光间任台湾兵备道，“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考核名实，以是士气丕振。”④
  除了这些“有功于书院”的官员外，还有一批对书院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专职教师。在以闽学治台的政策导向下，这些教师大多为硕学名儒，且大多来自福建。
  闽县薛士中，雍正二年（1724）进士。他曾两度任台湾府学教授，并于乾隆五年（1740）起在海东书院讲学六年。亲定院规，以诚心正意之学训诲诸生。侯官许德树，任台湾府学教授，“以端士习、挽颓风为任。……台湾道刘鸿翔请兼主海东书院讲席，院规久弛，德树创立条约；于文词诗赋，拔其尤者钞粘院壁，俾多士得所观摩。”⑤晋江施琼芳，道光二十五（1845）进士。同治六年（1867），任海东书院山长。其子施士洁（1855—1922），字澐舫。光绪三年（1877）进士，不喜仕进。先后掌教台南白沙、崇文、海东三书院，培养的学生有许南英、汪春源等名流。长乐林天龄，咸丰十年（1860）进士是一位博览先儒之书的学者。论学倡导“必从主敬始，则程、朱之说尤为无弊矣”。曾任海东书院山长两年。“既至，立课程、校文艺；讲求义理、陈说古今，与诸生相勉为根柢之学。……南、北两路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①
  综上所述，以海东书院为代表的台湾书院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以传播闽学的福建书院由海西向海东跨越的历史，是福建书院从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得以确立之后，在台海的一种延续和发展。这种跨越表现为，跨海而来的福建官员和学者共同努力，成为台湾书院成功办学的关键；福建书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办学模式在台湾书院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以闽学治台的政策导向中，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始终是台湾书院教育的一面旗帜。
  （本文发表于2008年11月22日台湾大学校友馆举行的“第四届海峡两岸朱子学与新儒学论坛”，原题为《朱子学与闽台书院文化教育》；全文刊发于《闽学研究》2015年第1期）
  安珦与朱子学文献在高丽的传播与刊行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在武夷精舍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刊定，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百年后，即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高丽学者安垧来到中国，回国后，将朱子学引入朝鲜半岛，成为高丽第一位朱子学传播者。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何以要经过漫长的一个世纪，朱子学方能传入高丽？为何在安珦的推动下，朱子学又能前缓后疾，短短十几年间就能迅速地在高丽传播？在安珦的推动下，朱子学文献在高丽的传播与刊行之概况如何？
  一、百年阻滞的原因何在？
  朝鲜李朝著名学者洪奭周（1774—1842）在《晦轩先生实纪重刊序》中说：
  晦轩文成公之生，去朱夫子仅四十余岁。方是时，女真、蒙古交兵于中国，丽氏之梯航不及于浙闽之间者百年。自王宫以下，家家奉浮屠氏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学士大夫号为博极载籍者，亦未尝识朱子为何如人也。自文成公一入燕都，始手钞其书以归，又购其图像，与孔氏俱奉于座右。又为文告太学诸生，使之一遵朱氏。然后，朱氏之学始稍稍行于东方。至今谈经传者，非朱子之书不敢治，虽俗衰教弛，大儒不作，异端邪诐之说犹不敢公行而无忌。呜呼！是谁之功也？夫孟氏之尊孔在邹鲁之间，而公之尊朱在于海东万里之外；孟氏之尊孔得于曾子、子思传授之余，而公之尊朱得于戎狄浮屠蔽塞之中，使孟氏而见公，亦岂不
  许以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哉！①
  洪奭周的这段话，可以说正好能回答“朱子学何以要经过百年之久方能传入高丽”这个问题。晦轩安珦的生年为高丽高宗三十年（1243，宋淳祐三年），离朱夫子的卒年（1200，宋庆元六年）仅四十余年。在这个时代，南宋王朝的版图仅限于淮水秦岭以南，而北方大片国土则前为女真所占领，后被蒙古所盘踞，而与朝鲜接壤的北方辽宁丹东一带，正是在女真金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女真作为少数民族，对代表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儒学根本不了解，且由于宋金连年交战，这就造成了前后长达近“百年”间，“丽氏之梯航”难以到达南宋所辖的“浙闽之间”。在宋金对峙的年代，诞生于武夷山的朱子学，传播其学说的朱子学著作主要刊刻于闽、浙、赣诸地，根本不可能传到金人统治下的北方，更不可能穿越金国，跨过国界来到高丽！正是由于宋金对峙、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为朱子学的对外传播间接地造成了人为的地理障碍。
  阻滞朱子学及时对外传播的另一障碍是南宋王朝的禁书令。
  宋代是我国刻书业公认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朱熹生活的武夷山近邻建阳，是我国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书坊刻书业尤其发达，对朱子学的传播曾产生过重大作用。但对“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和“本朝会要、实录”的图书，从北宋开始，礼部就有“不得写录传布”和“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②的规定。
  北宋末，为应对宋金前线的紧张局势，防止国家机密从各种印刷品中泄漏，宋徽宗大观、宣和年间（1107—1125），政府又多次颁布条令，“勘会福建等路，近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著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①所谓“印造及出卖”，是从出版和发行流通这两个角度对各地刻书进行了严格限制。
  进入南宋，金人占踞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之后，为防止国家军事机密的泄漏，南宋政府更进一步在图书出版和流通环节上加强了管理。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六月，臣僚们又进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②
  同样是禁书令，此前的目的是以保守军事机密为主，而“庆元伪学之禁”，则以思想的禁锢为主要目标。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朱子理学被视为“伪学”，严加禁戢，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著作也遭到了禁毁。庆元二年（1196）六月，朝廷颁发禁令，规定全国士子“毋得复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闻奏”③。文中的《进卷》是叶适所著，《待遇集》是陈傅良所著，二人都是南宋理学中永嘉学派的代表。“语录”指的则是《二程语录》《龟山语录》《朱子语类》等一类语录体的著作。宋王朝所颁布的一系列禁书令，与宋金战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样，客观上也对朱子学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二、朱子学在高丽传播的历史背景
  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与朱子学在南宋产生，有一个极为相似的背景，即为了从理论上全面应对佛学的挑战，以便适应和强化以儒治国的需要。
  佛教在西汉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禅佛教心性学说在隋唐时期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对其时在理论形态上仍显得十分粗糙的孔孟原始儒学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隋唐时期，全国各地寺庙林立。据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五代末王审知闽国时，仅福州就建有寺观267座，加上此前历朝的积累，福州的寺庙共有781座。入宋以后，“颓风弊习，浸入骨髓，富民翁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者无限。庆历中，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①由此可见，到了南宋时期，佛教已经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朱熹在《延和奏札七》中指出，“今佛老之宫遍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益增，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廓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②
  在中国境内“佛老之宫遍天下”的同时，高丽王朝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自王宫以下，家家奉浮屠氏，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学士大夫号为博极载籍者，亦未尝识朱子为何如人也。③
  这种“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即便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也不知“朱子为何如人”所产生的原因，与高丽王朝立朝之初，佛教就被立为国教有关。太祖王建（877—943）在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高丽史》载：
  二十六年（943）夏四月，御内殿召大匡朴述希亲授训要曰：朕闻大舜耕历山，终受尧禅；高帝起沛泽，遂兴汉业。朕亦起自单平，谬膺推戴。夏不畏热，冬不避寒，焦身劳思，十有九载。统一三韩，叨居大宝二十五年，身已老矣。第恐后嗣纵情肆欲，败乱纲纪，大可忧也。爰述训要以传诸后，庶几朝披夕览，永为龟鉴。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①
  在此临终遗嘱的指引下，此后高丽的历朝帝王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以此“为龟鉴”，崇信佛教。如定宗元年（946），“王备仪仗奉佛舍利，步至十里所开国寺安之。又以谷七万石，纳诸大寺院，各置佛名经宝及广学宝，以劝学法者。”②“在位四年，寿二十七。王性好佛多畏。”③光宗二年（950），“创大奉恩寺于城南，为太祖愿堂，又创佛日寺于东郊，为先妣刘氏愿堂。”④光宗十九年（967），“创弘化、游岩、三归等寺。以僧惠居为国师，坦文为王师。王信谗，多杀内，自怀疑。欲消罪恶广设斋会，无赖辈诈为出家，以求饱饫者坌至。或以饼饵、米豆、柴炭施与，京外道路不可胜数。列置放生所，就傍近寺院演佛经。禁屠杀，肉膳亦买市廛以进。”⑤
  约三百年后，一直到高丽后期安珦（1243—1306）的生活年代，高丽国内各地，仍然是“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⑥。这种处处祈佛家家祀神的情境，与朱子当年所处的“佛老之宫遍天下”的状况，可谓如出一辙。
  安珦对此的态度，《年谱》称“先生好儒学，尤憎异端邪说。历试内外，声称赫然”⑦。正是高丽举国上下禅佛学充斥，正学无立足之地的状况，使安珦对此危害有深切的痛恨和认识。然而，由于此前传入朝鲜半岛的儒学，是以考据、训诂为主的汉唐儒学，在理论创新与思辨性方面，均不足以与其时泛滥的佛学相抗衡。恰在此时，安珦作为新设立的高丽儒学提举司提举，随高丽王出使入元，在那里，读到了朱子学的著作，风云际会，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将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思想家。
  三、朱子学在高丽的迅速传播与文献刊行
  由于宋金战争，南北阻隔等原因，造成了南宋与高丽王朝的百年隔绝。元朝建立后，南北阻隔的障碍自然消除，由于攘斥异端、排击佛学的客观需要，朱子学在朝鲜半岛高丽时代（938—1392年）得到了迅速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就是以图书为载体的朱子学著作。最早将此传入高丽的，是高丽中后期的儒学领袖安珦。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九月，元朝在高丽国设儒学提举司①，安珦被任命为儒学提举②。十一月，他随高丽忠烈王入元，在元大都阅读到了一批朱子学著作。由于其时为元朝立朝之初，大都的图书刊刻刚刚起步，南方浙闽所刊图书的流通因地域之限，在大都往往脱销，故安珦借阅了一批朱子学的著作，一边阅读，一边抄录。第二年三月，他返回高丽时，带回国的，就是这样一批珍贵的手抄本。
  安珦（1243—1306），初名裕，字士蕴，号晦軒，谥号文成。兴州（今韩国庆尚北道丰基）人，出生于高丽高宗三十年（1243，南宋淳祐三年）。据《晦轩年谱》记载，安珦一生曾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在高丽忠烈王十五年（1289，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四十七岁时。《年谱》载：
  先生笃学力行，德誉远达于元。九月元置高丽儒学提举司，加先生提举。十一月壬子从（忠烈）王如元（出使元朝）。
  庚寅，先生四十八岁。录晦庵朱夫子书，并画其真像以归。时朱子书新行于燕都，先生始得见之，潜心笃好，知其为孔孟正脉，遂手录其书，又写其真像而归。①第二次是在高丽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元大德二年戊戌），安珦五十六岁时。《年谱》载：
  八月，前王复位，从忠宣王如元。……先生谒元文庙，学官问“东国亦有圣庙耶？”先生曰：“我国文物祀典一遵华制，岂无圣庙耶？”仍辩论性理，合于朱子说。学官等大加敬叹，曰“此东方朱晦庵也”。遂写真以去。②
  以上两条有关安珦赴元，搜访并手录晦庵朱夫子书和画像的记载，《高丽史》均语焉不详，以至今人对其在高丽朱子学传播史上的作用与贡献认识不足。如韩国学者卢仁淑有“朱子学东传之关系人物，或谓安珦，或谓白颐正”③之说。实际上，白颐正（号彝斋，1260—1340）、朴忠佐（字子华）、权溥（1262—1346）等一批学者均为安垧的门人或续传，白颐正在元购买大批朱子学著作，也是在安珦的影响和授意之下完成的。
  也许就像弹簧一样被压抑得太久，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产生惊人的能量。从安珦首次入元，到朱子学在高丽得到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其实不过只是短短数年之间！何以前缓后疾？这与安珦所采取的多方传播措施有关。
  一是官学与私学并举。构精舍，建书院，广招门人弟子，建构和传播理学思想，是朱熹与佛学相抗衡的成功经验。从元大都取得朱子学“真经”回到高丽的安珦，通过阅读和手抄朱熹的著作，对朱子学“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的认识，对其在各地辟精舍、建书院，以书院和官学为阵地“斥佛老，一天人”也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向学者发出倡议：“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①如何学？先从有益的效仿开始。
  元大德元年（1297），安垧在其居所建起了高丽史上第一所“精舍”，既是其为学之第，也是其与门下弟子讲学场所。《年谱》载：“丁酉，先生五十五岁。十二月壬寅拜佥议参理，世子二保。筑精舍于居第后，奉安孔朱二夫子真（像）。先生尝曰：‘晦庵功足以配仲尼，欲学仲尼，当先学晦庵。’遂精构一堂于居第后，奉孔朱真像，朝夕瞻谒，以寓景慕，仍号晦轩。”②这所精舍，后人建成了白云洞书院（绍修书院）以祭祀安珦。
  安珦最著名的几位弟子，据《门人录》所载，有权溥、禹倬、白颐正、李瑱、李兆年、辛蒇、李晟、尹宣佐、尹安庇、徐諲和许冠等。《白颐正传》载：白氏“与先生（指安珦）之胤竹屋公（安珦之子安于器，号竹屋）及同门菊斋（权溥）、东庵（李填，字温古，李齐贤父）诸公校阅训诲。李益斋（齐贤）、朴耻庵忠佐首先师受”③。
  李齐贤，号益斋，是权溥的女婿，白颐正的门人，安珦的续传弟子。“延祐元年甲寅，忠肃王元年，先生二十八岁。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白颐正在元得而东还，先生首先师受。”④
  针对其时高丽“学校芜废，文教墜地，士大夫不知圣人之学，皆崇尚异教，祈佛祀鬼，污染成俗”的境况，安珦“毅然以辟异端、明圣道、兴学校、育人才为己任”⑤。他在高丽建起了第一座同时祭祀孔圣和朱夫子的圣庙，并亲自带头在庙学中讲学。史载“受业者动以数百计，斋舍殆不能容。皆以通经学古为事。先生每朝退，入馆门，诸生随教官后分庭序立，行礼升堂请学，竟日讨论”①。在安珦的大力推动下，高丽全国上下兴起了以“兴学立教，攘斥异端，慕效朱子”的热潮，并产生了“上下孚应，一世靡然，遂归正道。而授受相传，大儒继作”的巨大效果。②
  众所周知，朱熹曾将儒家典籍《孝经》通俗化，把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的思想广泛播向民间，并创造性地以儒学的孝道来反击“念佛号经”的佛教。他对南康军穷家子弟多出家，弃父母于不顾，有悖人伦的风俗极为反感，特撰《示俗》一文，广为公示。“若父母生存不能奉养，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载，幽为鬼神所责，明为官法所诛，不可不深戒也。……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③
  安珦对此特别赞同，他对国子监诸生讲学时指出：
  圣人之道，不过日用伦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礼以制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诚而已。彼佛者弃亲出家，蔑伦悖义，即一夷狄之类。近因兵戈之余，学校颓坏，士不知学。其学者喜读佛书，崇信杳冥空寂之旨。吾尝于中国得见朱晦庵著述，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功足以配仲尼。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④
  为解决庙学资金短缺的困难，他除了捐俸“于国学，以供学徒”⑤之外，还倡议“百官各出银布归‘养贤库’为教养之资”。
  《高丽史》载：
  珦忧学校日衰，议两府曰：“宰相之职莫先教育人材，今养贤库殚竭，无以养士。请令六品以上各出银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归之库。存本取息为‘赡学钱’。”两府从之，以闻。王出内库钱谷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钱，珦谓诸相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是谁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钱以养尔生徒。’则是无孔子也而，可乎？”世闻之惭甚，即出钱。①
  此条内容，《晦轩年谱》系于安珦六十一岁之下②，距安珦1289年首次入元约14年之后。
  二是为了搜集更多的朱子学著作，安珦还派遣相关人士赴元朝购买。元大德七年（1303），安垧六十一岁时，“送博士金文鼎于江南，画先圣及七十子像，购祭器、乐器、诸经史以来。先生又以余赀付博士金文鼎等，送江南（原文小字注：《通鉴》作江南，《世家》作中原。《考迹》云：以江南犹存宋室礼物。又多朱子新注书也）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购祭器、乐器。又忧东方经籍不备，广购六经诸子史、朱子新书，五月还。”③
  《高丽史》载：“（忠烈王）三十年（1303）五月，安珦建议令各品出银布有差，以充国学赡学钱。王亦出内库钱谷以助之。珦以余赀送江南，购六经诸子史以来。于是，愿学之士七管十二徒诸生，横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④
  在安珦的影响下，其及门弟子，乃至朝野上至国王，下至民间学者，都对朱子学著作的流传与刊刻有了广泛的认同和参与。如高丽正宗大王在安珦逝世后，在为其御撰的“祠享制”中说：“展也文成，素王忠臣。珠衡玉斗，照我东人。燕肆购书，非经则史。惜不遌尔，蒇此明觯。”⑤文中特别提到安珦在“燕肆购书”，对其把朱子学文献第一次从中国传入高丽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当从元朝购买不足以解决日益高涨的阅读需求时，翻刻朱子学著作就成为必然。元延祐五年（1318），其门人权溥上奏朝廷，请在高丽刊刻朱熹的《四书集注》，此为《四书集注》在高丽的首次刊刻，对朱熹学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权溥，字齐万，号菊斋，安东人。忠烈朝登第，官佥议政丞、永嘉府院君，谥文正。性忠孝，嗜读书，至老不辍。①
  史载，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高丽赞成事权溥、商议会议都监事李瑱、三司使权汉功、评理赵简、知密直安于器等会集于成均馆，考阅新购进的书籍。这批从元朝南京购进的书籍可谓来之不易。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到江南一带购买书籍，途中因故“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②。数日之后，洪瀹向元仁宗上奏报告了此事，元仁宗得知高丽购书如此不易，为此下令，赐给高丽忠肃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因洪瀹之奏也”③。
  在安珦及其门人弟子的率先垂范下，此后高丽朝野上下传播和刊刻朱子学文献尉然成风。即便是安珦去世后，此风仍然延续不辍。
  安珦之后，其门人弟子利用一切机会从元朝各地购进朱子学文献，如《晦轩实纪》载：
  白颐正，字若轩。蓝浦人，号彝斋。……程朱性理之书始行于中国而未及东方，公在元得而东还。④
  戊午（1318，元延祐五年，安晌逝世的第二年），先是门人白颐正自元多取程朱性理书以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成均馆，又遣人江南购经籍万卷而来。王之元年甲寅六月，命先生子竹屋公及门人赞成事。權溥会议都监事李瑱等会成均馆考阅新书，且试经学。溥又请刊行朱子《四书集注》。①
  元代，朱子出生地尤溪的名士郭居敬受朱子孝道思想的影响，编纂了《二十四孝诗选》，辑录古代虞舜、汉文帝、丁兰、孟宗、闵损、曾参、王祥、老莱子、姜诗、黄庭坚、唐夫人、杨香、董永、黄香、王裒、郭巨、朱寿昌、剡子、蔡顺、庾黔娄、吴猛、张孝张礼、田真、陆绩和伯俞二十四人的孝行，其刻本不仅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而且也走出国门流传到高丽。
  元至正六年（1346年），权溥“又与子准裒集历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婿李齐贤著赞，名曰《孝行录》行于世”②。该书分前后二章，前章就是“二十四孝”。李齐贤在该书“序”中说：“府院君吉昌权公（权准），尝命工人，画二十四孝图。仆即图为赞，人颇传之。既而院君以画与赞献菊斋国老（权溥），菊斋又手抄三十有八事而以赞见诿。”③
  综上所述，安珦将朱子学著作传入高丽，通过在高丽国学、精舍讲学，广招门人弟子，全面推动了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和朱子学著作在高丽的刊刻，不仅使此前佛学在高丽政界、学界泛滥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也为朱子学在此后朝鲜李朝的全面发展，出现了李退溪、李栗谷、宋时烈等一大批理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系2015年9月由朱子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韩国栗谷学会召开的“百年东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朱人求、乐爱国主编：《百年东亚朱子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朱子学著作在朝鲜李朝的传播
  如果说安珦（1243—1306）时代的高丽，是朱子学的“传入与理解”①的时代，那么，朝鲜李朝（1392—1910年），则是朱子学全面发展，并深入社会各界的时代。促进这一发展的，是朱子学文献在朝鲜的传播与刊刻。
  一、朱子学文献在朝鲜李朝的传播
  朱子学说在李朝立朝之初就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太祖李成桂（1335—1408）对朱子学者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情有独钟。《太祖实录》称：
  太祖素重儒术，虽在军旅，每投戈之隙，引儒士刘敬等，商确（榷）经史，尤乐观真德秀《大学衍义》，或至夜分不寐，慨然有挽回世道之志。②
  太祖元年（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己亥／上受朝礼毕，命成均大司成刘敬，讲《大学衍义》。”此后，又多次由刘敬在朝讲解真德秀的《大学衍义》。③太宗李芳远（1367—1422）在东宫为太子时，耳濡目染，就受太祖的影响。史载，太宗二年（1402，明建文四年）七月二十日司谏院上时务数条称：
  惟我殿下，昔在东宫，读《大学衍义》，其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学，讲磨切磋之功熟矣。及即宝位，万几之暇，乃能留心经学，时习不已。今又讲《书》，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靡不精究，盖欲心得而现诸行事也。虽古之明王，其好学之笃，未能或之先也。然圣学贵乎成始而成终，人心戒乎或操而或舍。苟能操此心而不舍，勉其学而有终，则其于治国乎何有！伏望殿下因前日已成之学而益勉，必欲至乎帝尧之克明峻德而后已。此臣等所以深有望于殿下也。自今听政之余，日御经筵，更相问难，明天地性命之理，辨学术邪正之源，至于古今治乱之由，君子小人之分，莫不讲论，无小间断，以成圣学之始终，以基圣治之本源。……①
  李朝太宗三年（1403）十月二十七日，明成祖赐给朝鲜一批绫罗绸缎等珍贵物资到达朝鲜，其中还有《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成书》等以朱子学为主的一批汉籍。②
  为了弥补藏书的不足，朝野上下不断地从明朝购买朱子学和经史著作。太宗二年（1402，明建文四年）七月二十日，“内书舍人李孟畇，进大字蔡传《尚书》。《书》阙《尧、舜典》，上命直艺文馆李担补之。”③“蔡传尚书”，即朱门弟子蔡沈的《书集传》，《尧典》《舜典》为此书的两个章节，此次购进的是大字本蔡传残本，缺了这两个章节，由此可见其时购书之不易。
  此后，购买图书成了出使明朝的使臣正常公务之外的一项自觉行动。如成宗七年（1476，明成化十二年）五月十三日，谢恩使郑孝常、朴良信从明朝京师回朝复命，带回了《朱子语类》《朱子大全》等书，称“此书近来所撰，故进之”①。所谓“近来所撰”应“近来所刊”之误。成宗十二年（1481，明成化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弘文馆校理金诉，以质正官赴京而还，进《朱子语类》一件”②。成宗十三年（1482，明成化十八年）三月八日，正朝使汉城府右尹李克基、副使大护军韩忠仁来复命，“仍进《清华集》《刘向新语》《刘向说苑》《朱子语类》《分类杜诗》及《羊角书板》。”③
  二、朱子学文献在朝鲜李朝的刊刻
  1．官刻
  《朱子家礼》在高丽恭愍朝（1351—1374年）就已传入朝鲜。《高丽史·郑习仁传》载，郑习仁（字显叔），于恭愍朝登第补成均学官，出知荣州。“居父母忧，皆庐墓终制。治丧一用《朱子家礼》。”④此后，郑梦周、赵浚等均倡导用《朱子家礼》来立家庙奉先祀。进入李朝，《朱子家礼》率先在士大夫阶层中广泛传播，为解决文本的短缺，太宗三年（1403）八月，朝廷下令在平壤府开印《朱子家礼》150部，分赐给各司。⑤此书此后还有朝鲜明宗十八年（1563年）全罗道观察使（长官）金德龙在谷城县刊行的四卷本，名《家礼大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此书又有朝鲜芸阁活字印本《家礼》七卷。
  朱熹在武夷山所编《小学》一书，朝鲜于世宗十八年（1436）奉世宗之命以铜活字印行，题为《诸儒标题注疏小学集成》十卷《图》一卷。此后还屡经重印。此书还有朝鲜学者朴在馨纂辑的《海东续小学》六卷本，今存高宗二十一年（1884年）刊本。
  李朝文宗元年（1450，明景泰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枢院副使朴堧上言，因朝廷向无宴乐，世宗庚戌（1430年）秋，曾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得宴享雅乐诗章十二篇之谱，表而出之。命铸字所印出传之，但至今21年过去了，此书尚未印行，此次旧事重提，希望能予以刊印，从之。①
  明万历三年（1575），朝鲜嘉善大夫柳希春奉命校勘并翻刻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此书后又有英祖四十七年（1771年）重刊本。与此书同时刊行的有《朱子文集大全》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遗集二卷附录十二卷，明万历三年（1575年）朝鲜嘉善大夫柳希春序刻大字本。
  李朝后期，理学成为一代官学，《朱子大全》等理学家的著作一再刊行，朱熹诗文的各种选本，也屡被刊刻。其中，一些理学名臣编纂的朱子学著作也由官方刊行问世。如宋时烈编《节酌通编》，系取李滉所编《朱书节要》和郑经世所编《朱文酌海》合为一书。《李朝实录》载：
  肃宗十二年（1686年）一月十二日（丁卯）：“上受灸，药房都提调金寿兴曰：‘臣于癸亥年间，请令奉朝贺宋时烈注释《朱子大全》，而时烈未几退归，遂未即成。闻自归乡
  以来，与门弟子取《朱书节要》，及《朱文酌海》合为一书，名曰《节酌
  通编》，又为加选其见漏于两书者，混为一帙，而仍为注解，其有补于后
  学大矣。宜自上取入睿览后，下于芸阁精校，令两南刊行。’上可之。仍
  教曰：‘文元公（金长生）文集阅览后，当下于政院，与文正公（即宋浚
  吉）文集，出付芸阁，一体开刊’。”①
  宋时烈编《朱文抄选》，内容以朱熹的奏札为主，于肃宗四十四年（1718年）三月二日（辛亥）因药房提调闵镇厚上言而获肃宗恩准刊印，“以备书筵进讲。”②在这些由官方编刊的朱子学著作中，以帝王之尊而热衷于编纂、刊行朱子学著作的，是朝鲜第22代君主正祖李祘（1752—1800）。这是一位可以和中国南宋时期的宋理宗（《宋史·理宗纪》载云：“朕读之书不释手，恨不与同时。”）和清朝康熙皇帝（清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说：“朕读其书、察其理……。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相提并论的一代明君。他生平“喜读朱子书”，晚年时自述“予之平生，工夫在于一部朱书”。又说：
  予年二十时，辑《朱书会选》，又与春桂坊抄定注解，又点写句读于语类。三十时编《朱子会统》，又证定故儒臣韩亿增所编朱书，又编《紫阳会英》及《朱书各体》。四十后编阔朱书者多，而近年又辑《朱书百选》。而昨年夏秋，取《朱子全书》及《大全》《语类》，节略句语，又成一书，名曰《朱子书节约》。①
  正祖对朱子极为推崇，他说：“朱夫子即孔子后一人也。尧、舜、禹、汤之道，得孔夫子而明；孔、曾、思、孟之学，得朱夫子而传。朱夫子尊，然后孔夫子始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迪彝教于穷（宇）宙，陈常典于时夏，以之异端熄而民志定，即惟曰明斯道扶正学，而究其本，则尊我朱夫子是耳。”②
  理学成为官学，理学家的诗文尤其是朱熹的诗，也成了朝鲜时代士人进德修业的途径之一，正祖大王李祘御选的《雅诵》因此应运而生。此书成书于朝鲜正宗二十三年（1799），现存本年朝鲜铜活字印本。内收朱熹词、赋、诗、铭、箴、赞、文而成八卷。“纸精墨纯，书品宽大”，为高丽精印本。
  《朝鲜李朝实录》正祖二十三年（1799）十月戊子记载：
  《雅诵》成。上以“虞廷教胄，以乐为先。今之乐教，当求之《诗》，后乎三百篇而得思无邪之旨者，惟朱子之诗。如欲作兴待文之士，莫如教以朱子之诗。”亲选词赋、琴操、古近体诗三百五十九编（篇），末附铭、箴、赞、题、辞文，总四百十五篇，凡八卷，名之曰《雅诵》，雅诵，犹言雅言也。命铸字所印进，命进讲于经筵胄筵，藏之尊经阁，作为儒生月讲之编。③
  1800年，朝鲜正祖大王逝世后，行知中枢府事李晚秀奉命制《正宗文成武烈圣仁庄孝大王行状》，其中引用了正祖本人对即将出使中国使臣说的话：
  予于朱子书，苦心诵习，就一部大全，略之为《会英》，类之为《选统》，钞之为《百选》，概之为《节约》，集之为《会选》，而窃又有契于《春秋》之旨，拟成大一统文字。欲以《大全》《语类》《遗书》与二经四书之《传义》《章句》《集注》《或问》及《启蒙》《家礼》《蓍卦》之《考误》《昌黎》之《考异》，以至魏氏之《契》、楚人之《辞》《通书》《西铭》《太极传解》等群书，裒为全书，待编成告于先圣之庙而印行，欲述朱夫子漳州故事。《春秋》之先刊，自有微意于大一统者存焉。但《语类》义例，多氄驳池、饶，两本虽称精善，黄文肃尚不满其意。若其分门分部者，张敬夫之类《言仁》，赵忠定之类《奏议》，盖尝见正于考亭函丈之际，则微言大义，郁而未彰，是岂朱夫子本旨？考定之时，宜加详审，须与眉、徽、建安之本，而见得真面目，可以成书。虽以大全言之，台州奏状，不载于闽板，且如《陆王》之《帖》，《梅花》之《赋》，逸而不列，使行入燕，另购《大全》真本与《语类》各本。若或藉此而杂书又出栅外，王府自有关和，孰敢干之？①
  以上这段话，颇似一位对朱子著作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所言，内容涉及朱子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朱子《文集》，《语类》的池州本、饶州本、眉州本、徽州本、建安本和闽版《朱子大全》等，可知这位帝王对朱子学说的痴迷。
  2．私刻
  朝鲜李朝前期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李退溪（1501—1570），名滉，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一号退陶，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他的学说主要以朱子学为宗，有学者称其是“继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其学说是十六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体现”。李退溪编纂的《朱子书节要》《朱子行状辑注》《宋元理学通录》等书，对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元时期理学家的事迹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朱子书节要》是李退溪以《朱文公文集》为底本，以朱熹写给师友门人的书信为专题的选集，也是朝鲜学者的第一部朱熹书札选编。由于《朱文公文集》卷帙庞大，内容浩瀚，“凡百有余卷，众体俱备，宏博无涯涘，学者观之，有惶然骇然之叹。”①李退溪得此书“潜心积久，深会领要，以为夫子平日精思力践之功，后学入头下手之地，尤在于书疏，非他文比，乃手抄其最关于学问而切于日用者，约繁就简，略加订解”②，全书“始与延平李先生，终李深子书，凡四百二十一通，十五卷”③。此书编成于朝鲜李朝明宗十年（1556），先后有朝鲜黄仲举（俊良）星州本、海州本和平壤本等，皆活字印本，今存明代隆庆元年（1567）丰城柳仲郢定州刻本。
  李退溪虽没有到过武夷山，但通过阅读《武夷山志》，阅读《武夷九曲图》，特别是对朱熹《武夷棹歌》的阅读和想象，对武夷美景心驰神往，结下了很深的“神交”之情缘。他常慨叹，不能与朱夫子同时讲学论道于武夷精舍，他说：
  噫，吾与吾友独不得同其时，买舟幔亭峰下，辍棹于石门坞前，获跻仁智堂，日侍讲道之余，退而与诸门人咏歌周旋于隐求、观善之间，以庶几于万一也。
  他认为，“三十六洞天，无则已，有则武夷当为第一，故其中多灵异之迹。天生我朱子不得有为于天下，卒至卷怀栖遁于大隐屏下，使夫灵仙窟宅之地，变而为邹鲁道义之乡，……岂不为兹山之幸也耶？”①
  在《退溪先生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有关朱熹与武夷山的诗文。如《闲读武夷志次九曲棹歌韵十首》《武夷九曲》《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跋》等。其中《闲读武夷志次九曲棹歌韵十首》，是在阅读“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后，步朱熹《九曲棹歌》十首七绝的原韵而作。其诗云：
  不是仙山诧异灵，沧洲游迹想余清。故能感激前宵梦，一棹赓歌九曲声。
  我从一曲觅渔船，天柱依然瞰逝川。一自真儒吟赏后，同亭无复管风烟。
  二曲仙娥化碧峰，天妍绝世靓修容。不应更觊倾城荐，阊阖云深一万重。
  三曲悬崖插巨船，空飞须此怪当年。济川毕竟如何用，万劫空烦鬼护怜。
  四曲仙机静夜岩，金鸡唱晓羽毛毵。此间更有风流在，披得羊袭钓月潭。
  当年五曲入山深，大隐还须隐薮林。拟把瑶琴弹夜月，山前荷篑肯知心。
  六曲回环碧玉湾，灵踪何许但云关。落花流水来深处，始觉仙家日月闲。
  七曲撑篙又一滩，天壶奇胜最堪看。何当唤取流霞酌，醉夹飞仙鹤背寒。
  八曲云屏护水开，飘然一棹任旋洄。楼岩可识天公意，鼓得游人究竟来。
  九曲山开只旷然，人烟墟落俯长川。劝君莫道斯游极，妙处犹须别一天。①
  李退溪（1501—1570）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明正德、嘉靖年间（1505—1567）。他所能读到的《武夷山志》，应该是明正德十五年（1519）建安县（治所在今福建省建瓯市）杨亘（字恒叔）与其弟杨易以北宋刘夔所修《山志》为底本重修的《武夷山志》六卷。
  据韩国学者郑万祚教授研究，李退溪门人郑逑（1543—1620）也是朝鲜著名的儒学者，他曾以杨亘（恒叔）的《武夷山志》为底本，编纂了朝鲜本《武夷志》六卷。在郑逑所著《寒冈先生文集》卷七中有《书武夷志九曲图后》，卷八有《武夷志跋》。跋文如下：
  武夷为山，奇秀清丽，固已甲于天下矣，而又得托为吾朱夫子道学藏修之所，使万代之下仰之若洙泗泰山然哉！诚为宇宙间不可更有之地也。
  吾生偏晚，既不得抠衣函丈之下，亦无由濯缨九曲之下流，岂不甚不幸哉？旧有《武夷图》，尝窃摩挲以寓其瞻想之怀。近又得所谓《武夷志》六卷者，披阅吟诵，不觉此身周旋于隐屏、铁笛之间，仰袭道德之余芬，亦不可谓全不幸也。即谋缮写，留置山中，以为床榻展玩之资。第所得者亦写本也，颇有误字处，编首十一图子亦皆阙焉。图则将求画史据旧本而模入，虽不如面对落笔之逼真，而开卷寓目不犹愈于全缺而无所睹乎？见编中朱子武夷诸作，多不见在山川所识，亦与《一统志》互有详略。既曰《武夷志》，岂合如是？彼两杨不知为何如人，朱夫子之诗文而敢有所取舍于兹山之志哉！况于他人之可取者，与夫山川之不可舍者，又安保其不遗乎？
  如仰高堂、趋真亭及梅村月山之诗，亦可验矣，乌得为无憾也？余于传写时，就大全诗集全取其及于此山者，以为之主，仍并采《一统志·山川》之见漏者逐篇追入。又以附录简霄、胡琏等诗收入于各类，又所编诗文条界不明，则稍变旧例，列行分书，九曲诸诗亦皆湊聚于逐曲之下。又以吾东方退陶李先生诗跋系于其下，诚知僣率，人或疑讶，而神山好事之书唯在详备明白，初宁有一定难动之嫌哉？为此志而顾不遍于朱夫子者哉？其名胜处已为著闻者，而尚亦不录哉？此余所以不能已焉者也。且地未有远近，道未有内外。退陶先生一生潜心我朱夫子，则其所慕望吟咏之篇，尚不得见班于元明诸子哉！写讫，辄书其由，以为人之见而疑之者，其果不至于甚不韪否乎？万历甲辰阳月戊申后学西原郑逑谨跋。①
  通过该跋的内容可以知道，郑逑在杨亘、杨易所编《武夷志》的基础上，逐篇补入《朱子大全》和《大明一统志》中有关武夷山的诗和文，并且在后面的诗文中也对旧有的体例略有变更，增辑了九曲诸诗，在卷首还增加了李退溪的诗和跋。“在朝鲜时代，对朱子的《武夷棹歌》和《武夷九曲图》特别感兴趣的学者，都对朱子诗进行次韵，或者叫画工把九曲图画在屏风上。还有人效仿朱子，遍游朝鲜内的胜地，经营自己的九曲（例如石潭九曲或者华阳九曲等）。”①
  这部中国国内已散佚，而经朝鲜郑逑重编的“朝鲜本”《武夷志》，卷数也是六卷，其中卷一“九曲溪”中，收录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朱子为首的宋、明时期的二十几位诗人的“九曲棹歌”。其排列，按照序诗、一曲到九曲的顺序，首为朱子的《武夷棹歌》原诗，之后又依时代先后排录了次韵朱子诗的宋韩元吉、方岳，元林锡翁、张仲信，明刘钺、郑纪、周益中、林诚、萧显、张宪、张稷、刘信、李冕、司马垔、苏钲、林俊、刘玙、杨仕宗、任谷、谢谏、陈锡、顾应祥和简霄，共24位宋明诗人的和诗，而以韩国退陶（即李退溪）的诗殿后。其排列方式，与清董天工《武夷山志》最大的不同，董《志》是将朱熹的原诗从序诗、一曲到九曲全诗全部排完，再排列其他诗人的和诗，每位诗人的十首诗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见董《志》卷四）；而朝鲜本则是将这二十几位诗人的作品拆开，以序诗、一曲到九曲为标题依次排列，作者的排序，则是上文所说的首为朱子，最后是退陶（李退溪）。
  除了重编杨亘《武夷山志》之外，郑逑也据朱熹九曲棹歌原韵撰写了《仰和朱夫子武夷九曲诗韵十首》：
  天下山谁最著灵？人间无似此幽清。紫阳况复曾栖息，万古长流道德声。
  一曲滩头泛钓船，风丝缭绕夕阳川。谁知捐尽人间念，唯执檀桨拂晚烟。
  二曲佳姝化作峰，春花秋叶靓妆容。当年若使灵均识，添却离骚说一重。
  三曲谁藏此壑船，夜无人负已千年。大川病涉知何限，用济无由只有怜。
  四曲云收百尺岩，岩头花草带风参。个中谁曾情如许，霁月天心影落潭。
  五曲清潭几许深，潭边松竹自成林。幅巾人坐高堂上，讲说人心与道心。
  六曲茅茨枕短湾，世纷遮隔几重关。高人一去今何处，风月空余万古闲。
  七曲层峦绕石滩，风光又是未曾看。山灵好事惊眠鹤，松露无端落面寒。
  八曲披襟眼益开，川流如去复如回。烟云花鸟浑成趣，不管游人来不来。
  九曲回头更喟然，我心非为好山川。源头自有难言妙，舍此何须问别天。①
  只是，郑逑本人所作的这组诗，并没有收入到他所改编的《武夷志》中，其缘由，盖出于尊重其师李退溪，因为他认为“退陶先生一生潜心我朱夫子，则其所慕望吟咏之篇”才能“见班于元明诸子”，而把自家所作跻身其中，则似有自吹自擂之嫌。
  郑逑还模仿朱子的武夷九曲，把他居住的数十里地区也命名为“武夷九曲”。他认为，“在继承并阐发朱子的道学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存在差别。退溪的学问，可与继承朱子学的元明诸儒相媲美，表现出了对师尊强烈的自豪感。这不仅体现在郑逑身上，朝鲜的多数学者，都把朱子不仅仅看成是中国人，也不仅仅把朱子学看成是中国的学问。他们认为朱子学是阐明人类普遍伦理和价值的学问，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朱子学，可以成为朱子学的继承人。因此，自16世纪后期以后，高山九曲和武屹九曲被栗谷李珥和寒冈郑逑，在朝鲜确立下来。朱子学盛行的17世纪以后，华阳九曲、仙游九曲、谷云九曲等山水秀丽之处，都产生了‘九曲’。后来，清朝支配中国，朝鲜便继承了以朱子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正统，确立了朝鲜中华主义的独尊意识。所以，郑逑对杨恒叔编武夷志的增损及改纂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①
  郑逑之外，曾师从于李退溪的另一位大儒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则模仿朱熹武夷精舍（又名隐屏精舍），在首阳山创建隐屏精舍。《年谱》载：
  戊寅六年，先生四十三岁，作隐屏精舍。首阳山一支西走为仙迹峰。峰之西数十里有真岩山，有水出两山间，流四十里，九折而入海。每折有潭，深可运舟。偶与武夷九曲相符，故旧名九曲，而高山石潭又适在第五曲，且有石峰拱揖于其前。先生筑精舍于其间，取武夷大隐屏之义扁之，曰“隐屏”，以寓宗仰考亭之意。精舍在溪堂之东。先生作《高山九曲歌》以拟《武夷棹歌》。自是远近学者益进。②李栗谷撰《高山九曲歌》，其诗云：
  高山九曲潭，世人未曾知。诛茅来卜居，朋友皆会之。武夷仍想象，所愿学朱子。
  一曲何处是，冠岩日色照。平芜烟敛后，远山真如画。松间置绿樽，延佇友人来。
  二曲何处是，花岩春景晚。碧波泛山花，野外流出去。胜地人不知，使人知如何。
  三曲何处是，翠屏叶已敷。绿树有山鸟，上下其音时。盘松受清风，顿无夏炎热。
  四曲何处是，松崖日西沉。潭心岩影倒，色色皆蘸之。林泉深更好，幽兴自难胜。
  五曲何处是，隐屏最好看。水边精舍在，潇洒意无极。个中常讲学，咏月且吟风。
  六曲何处是，钓溪水边阔。不知人与鱼，其乐孰为多。黄昏荷竹竿，聊且带月归。
  七曲何处是，枫岩秋色鲜。清霜薄言打，绝壁真锦绣。寒岩独坐时，聊亦且忘家。
  八曲何处是，琴滩月正明。玉轸与金徽，聊奏数三曲。古调无知者，何妨独自乐。
  九曲何处是，文山岁暮时。奇岩与怪石，雪里埋其形。游人自不来，漫谓无佳景。
  在李退溪、郑逑、李栗谷的影响下，李朝一批研究朱子理学的学者视朱子是他们无限尊崇敬仰顶礼膜拜的对象。通过刊行、印刷各种朱子书籍，使李朝学者逐渐对朱子学有了深刻的理解，并通过流传到朝鲜的朱子著作和《武夷山志》中有关武夷九曲的记载，由“人”而及“地”，引发了他们对朱子生活及学习空间的憧憬。图书之外，武夷志书中的《武夷九曲图》也得以广泛临摹和流传，最早也和李退溪的提倡密切相关。他说：“世传武夷图多矣，余昔在京师，求得数本，倩名画摹来，由其元本疏略，传亦未尽，吾友李君仲久近寄一本来，满目云烟精妙，曲尽耳边，恍若闻棹歌矣。”①
  据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尹轸暎先生的研究，16世纪传入朝鲜的武夷九曲图可分为两个主题。
  一是描绘武夷九曲的实景，这一主题主要是受李退溪的影响。
  如李成吉（1562—1621）的《武夷九曲图》，是以16世纪从中国传入的《武夷九曲图》为底本临摹而成的一幅巨幅长卷。宽33.5厘米，长近4米，将武夷九曲的所有风光尽数摄入卷中。其中，五曲中出现了朱熹的武夷精舍。李退溪认为朱子的九曲诗本来就是描述景致的，并没有后来的注释者穿凿的“学问次第”的意思。
  二是反映入道次第的《武夷九曲图》，这一主题主要是受元代福建理学家陈普的影响。
  此图为韩国学者尹轸暎先生珍藏。据他的介绍，此图是以入道次第的观点来描摹《武夷九曲图》，已不是自然景观图，而是概念化的表现道学阶段性特性的示意图。“在这幅《武夷九曲图》中，将第一曲到第九曲依路径进行了图式构造。在上段有记录教训内容的《训蒙绝句》，在中段像迷宫一样的图案，是从一曲到九曲以横竖勾勒出的三段式图案。进入图案画面，一边节节读阅朱子的武夷棹歌十首，便会被一曲到九曲的美景吸引身临其境。武夷九曲图如果和道学的理解相互结合，比起描绘自然之美则更能很好的表现图式的形式特点。”①此图的作者，实际上是受了元代朱子学家陈普的影响。陈普有编注《武夷棹歌》一卷（今存《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丛书集成新编》本）陈普认为，朱熹的《九曲棹歌》，“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从朱熹诗中，寻找和辨析他的理学思想，是陈普编注此文的主旨。这幅产生于朝鲜的反映入道次第的《武夷九曲图》，把陈普的观点从文字变成了图谱，以此为陈普的观点张目。由此可知，陈普的理学思想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在朝鲜民间，刊刻朱子学的著作也蔚然成风。如《近思录》十四卷，是朱子学的入门书，朝鲜朝中宗十四年（1519）有凤城精舍刊本。卷末有“正徳己卯夏／凤城精舍刊”牌记。又如《朱子语类》，中宗三十八年（1544）开始出版，其后有宣祖、仁祖、孝宗、英祖等，历朝均有刊本问世。明福建陈炜刊刻《朱子语类》，今存朝鲜翻刻本。《朱书讲录刊补》，今存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鲜安东虎溪书院刊本。
  （本文系2016年12月朱子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联合举行的“朱子学的当代传承”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载《闽学研究》2015年第3期）
  和刻本《朱子家训私抄》
  被称为朱氏族人为人处世“圣经”的《朱子家训》，依朱杰人先生的说法，“按照传统，一般是不对外族和外人展示的，更不能作为对外人的道德伦理要求。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应该进步，我们发现了这部家训伟大的现世价值，我们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决不能朱门一家独享，它应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享。所以我们把它公之于世，并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予以介绍、讲解、弘扬。”
  的确，在历史上流传的《朱文公文集》中，最早是没有收入《朱子家训》的。这篇家训能够保存并得以流传开来，应该归功于代代相传，并经屡加增补和重修的《紫阳朱氏宗谱》。
  到了明末，才有朱子后裔朱培把《朱子家训》从《朱氏家谱》中收到《文公大全集补遗》卷八中；清初，又有朱子后裔朱玉将其编入《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八册卷二十一《庭训》中，这才开始逐渐被后人所知晓。从2010
  年开始，《朱子家训》在朱杰人教授的力推之下，先后被译成英文、德文、日文和韩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还会陆续译成更多的外文。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朱子家训》最早传到海外是在什么时候？目前我们所能做出的回答是，大约是在清初。其直接证据是，在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存有一部和汉书《朱子家训私抄》，日本元禄五年（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申卯月吉旦川游石汀山口屋刊行，是一部罕为世人所知的日本出版的古籍和刻本。此书据朱熹《朱子家训》释文，并配以插图16幅。书分上中下三册。其体例为，《朱子家训》原文为汉文大字，每字占两行四格；每句之后，以日文小字写刻释文，每字占一行一格；释文之后，辅以一到两幅插图，图中的人物均着日本江户时期的服饰；人物形象与点景搭配，恰到好处。简笔线描，写刻精美，须眉毛发，神情毕现。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家训私抄》的朱子原文，与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通行本文字上在三个方面小有差异。
  一是文本顺序上的差异。现行的通行本是以“君之所贵者，仁也”开篇，而此和刻本则与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所载相同，是以“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开头，而后的顺序才是君臣、兄弟、夫妇。
  二是词句上的差异。如通行本“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和刻本作“兄之所贵者，爱也；弟之所贵者，敬也”，“仇者以义解之”为“仇将以义解之”；“人有大过，以理而喻之”作“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处世无私仇”作“处公无私仇”；“遇合理之事则从”作“遇合义之事则从”；“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作“勿妒贤以嫉能，勿称忿以报横逆，勿非理以害物命”；“诗书不可不读”作“诗书不可不学”；“童仆不可不恤”作“奴仆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礼也”作“守我之分者，理也”；“可不慎哉”作“可不谨哉”，等等。
  三是和刻本与通行本相比，少了几句，疑为脱文。如在“怨者以直报之”之后，和刻本无“随所遇而安之”；“童仆不可不恤”后，脱“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等等。
  以上向读者简略地介绍了和刻本《朱子家训私抄》的基本情况，那么，这部和刻本所据以翻刻的底本是什么？
  在此书卷首的序中，可以了解到，该书是据撰序者的一位“益友”携来汉文的《朱子家训》一轴，而后加上日文训释，并配上图训刊刻而成。从时间来看，在此和汉书问世的日本元禄五年（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刊于雍正二至八年，1724—1730）尚未问世，故不可能是朱玉刊本，而只有两种古籍刻本有可能成为此书《朱子家训》的底本。一是明末朱培编刻的《文公大全集补遗》，二是明版收入《朱子家训》的《紫阳朱氏宗谱》。也就是说，这位“携来汉文《朱子家训》一轴”的“益友”是据朱培《文公大全集补遗》或明版《紫阳朱氏宗谱》，抄录其中的《朱子家训》一文，而后以日文加以解说和阐释。
  在1692年就东传日本，且作为社会道德启蒙读物刊刻印行的《朱子家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日本学者来探讨更为合适。笔者在此想说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许多人都把清初朱柏庐（1627—1698）的《朱子治家格言》称为“朱子家训”，而把朱熹的家训称为“朱文公家训”或“朱熹家训”，以示区别。而日本和刻的《朱子家训私抄》的重新发现，至少说明，早在清初，朱熹的《朱子家训》就已传播海外。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2年第2期，笔名：方征）

①〔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①〔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5页。 ②〔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2016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尚书·大禹谟》，《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80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尚书·大禹谟》，《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80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2017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2017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07页。 ①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第2294-2295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六《度宗纪》记载：“（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颛孙师升十哲，邵雍、司马光升列从祀，雍封新安伯。”（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7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页。 ②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③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第584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第705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第585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第585页。 ①方彦寿：《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6期。 ②方彦寿：《建阳刻书及其对武夷文化的传播》，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共南平市委宣传部编：《武夷文化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③〔宋〕刘纯：《岁时广记引》，载《岁时广记》卷首，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4051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六先生像赞·涑水先生像赞》，《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03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玉山讲义》，《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92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第585页。 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74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第2297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理宗纪》，第821页。 ②〔明〕宋濂等：《元史·仁宗纪》《元史·选举志一》，第557页、2019页。 ①方彦寿：《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6期。 ①〔明〕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卷三十二《建置志》，第812页；卷七十九《英旧志》，第2384页；卷六《方域志》，第139页。 ②〔清〕饶安鼎等修：（乾隆）《福清县志》卷二《地舆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地理志·山川》，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②〔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十二《建置志》，第98页。 ③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7页“蓝田书院”。 ④〔明〕何乔远：《闽书》卷七十六《英旧志》，第2274页。 ⑤〔宋〕郭能：《余氏重修蓝田书院记》，古田《余氏总谱志》卷上，1993年铅印本。 ⑥〔宋〕郭能：《余氏重修蓝田书院记》，古田《余氏总谱志》卷上，1993年铅印本。 ⑦〔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描绘林慎思稠岩月楼语，第108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第228页。 ②〔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十四《学校志》，第4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第228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第225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第225页。 ①〔宋〕陈襄：《古灵集》卷十九《杭州劝学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654页。 ②〔清〕饶鼎安等修：（乾隆）《福清县志》卷五《学校志·书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③《朱子研究》2002年第1期。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12—3813页。 ①参拙文《朱子学与闽北书院考述》，《朱子研究》2002年第1期。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83页。 ②〔宋〕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李梦阳《白鹿洞书院志》卷六，《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清〕辛竟可：（乾隆）《古田县志》卷四《学校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25页。 ④林其将：《魁龙书院》，《朱子研究》1995年3、4期。 ⑤〔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十四《学校志》，下册，第7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3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陈师复仰止堂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497页。 ②〔元〕贡师泰：《勉斋书院记》，载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二，第1313页。 ③此书院不见于史志记载，仅见于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史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④统计数字以民国《福建通志·学校志》为主，参考福州各属县地方志。清代亦同。 ①参拙文《朱子学与闽北书院考述》，《朱子研究》2002年第1期。 ②陈衍等：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卷二十六《张伯行传》，1938年刊本。 ①陈衍等：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卷二十六《张伯行传》，1938年刊本。 ②陈衍等：民国《福建通志·学校志》卷一，1938年刊本。 ③〔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学校考八》，《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04页。 ④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1页。 ①〔清〕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黄榦传》，第12782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3页。 ②〔元〕黄少川、〔明〕黄应钦等：《黄文肃公世家宗谱》，志坚堂手稿本。 ③〔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37页。 ④〔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3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2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六，第740页。 ③〔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3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第384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第710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2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二，第534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第379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2页。 ②〔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3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九，第504页。 ④〔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7页。 ⑤〔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1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36—83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二，第439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第385页。 ④〔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37页。 ⑤〔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2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2页。 ②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名胜志》卷三，1938年刻本。 ③〔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64页。 ①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名胜志》卷一，1938年刻本。 ②〔元〕贡师泰：《玩斋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第616页。 ③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名胜志》卷二，1938年刻本。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3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黄榦传》卷四百三十，第12782页。 ③〔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5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复饶伯舆》书二，第465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复林自知》，第467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四部丛刊》本。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与陈子华书》，第460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与李敬子》书二六，第349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陈师复仰止堂记》，第497页。 ②〔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37页。 ①〔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第472页。 ②〔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8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3页。 ③〔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徐小蛮等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1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第2783页。 ①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90—191页。 ②〔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记》卷五（上），《四部丛刊三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第510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第513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4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九，第508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黄榦传》，第12782页。 ①〔明〕何乔远：《潭溪书院原记》，《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清光绪元年（1875）印本，叶2A。 ②〔清〕许应鑅等：光绪《抚州府志》卷三十三之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540页。 ③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④〔明〕戴金、朱衣等：嘉靖《汉阳府志》卷四《庙祀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叶2B。此将二程误为一人，故称“四先生祠”。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835页。 ②〔明〕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七《古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 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叶1B。 ③〔明〕毛宪：嘉靖《建阳县志》卷六《环峰书院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本，叶45A—47A。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第286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第514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三，第548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四，第560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第495页。 ①〔清〕德馨、朱孙诒等：同治《临江府志》卷六《坛庙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84页。 ②〔清〕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3册，第700页。 ③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第223页。 ④〔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一《高峰书院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140页。 ①〔清〕沈葆桢、何绍基等：光绪《安徽通志》卷九十二《学校志·书院》，光绪四年（1878）刊本，叶6A。 ②〔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2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二，第534页。 ②〔元〕吴澄：《修临川县学记》，光绪《抚州府志》卷三十二《学宫》，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504页。 ③〔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7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四，第555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35页。 ②〔清〕沈葆桢、何绍基等：《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四十一《名宦·黄榦传》，光绪四年（1878）刊本，叶3B。 ③〔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6页。 ①〔宋〕陈宓：《黄勉斋先生云谷堂记》云：“某少时侍先公正献，每令诵文公朱先生书。淳熙间先生来访先公，于敝庐今仰止堂即其寓馆。某时与弟宿立侍，未有知也。厥后思见先生而不可得，闻勉斋黄先生尽得其道，宦游江浙又不可得见。嘉定丙子岁，某自外府丞丐外，得垒南康道，出建阳，拜朱先生像于考亭精舍，遂获拜黄先生师焉。”（《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319册，第344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陈宓传》，第12310页。 ①〔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五，第305页。 ①〔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五，第308页。 ②〔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五，第308页。 ③〔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五，第308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书一，《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63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第3176页。 ①〔宋〕真德秀：《政经·会集十二县知县议事以诗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第456页。 ②〔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守令以爱民为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第45—46页。 ①〔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六《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第327页。 ①〔明〕郑庆云等：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二《学校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29），上海书店1961年影印本。 ②朱瑞熙主编：《白鹿洞书院志》五种，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06页。 ③朱瑞熙主编：《白鹿洞书院志》五种，第75页。 ④朱瑞熙主编：《白鹿洞书院志》五种，第76页。 ①〔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六《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第327页。 ①〔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五，第310页。 ②〔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五，第310页。 ①〔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六《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第327页。 ②〔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六《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第327页。 ③〔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七《南剑道南堂仁说》，第331页。 ④〔元〕王恽：《秋涧集》卷三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383页。 ①〔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五十五，《四部丛刊》本。 ②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林学蒙”条，第195页。 ③〔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308页。 ①〔元〕仇远：《金渊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7页。 ②〔宋〕黄仲元：《有宋福建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卷四，《四部丛刊三编》本。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上》，第2279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三，第44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陈宓传》，第12310页。 ③〔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七《南剑道南堂仁说》，第331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第845页。 ⑤〔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三，第280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上》，第2278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83页。 ①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之《朱熹及其相关的书院考述》，第1—35页。 ①〔宋〕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李梦阳《白鹿洞书院志》卷六，《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第88页。 ①参拙文《闽学与福州书院考述》，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编：《闽都文化研究（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②陈衍等：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卷二十六《张伯行传》，1949年印本。 ③〔清〕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学校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04页。 ①〔清〕觉罗四明：《改建海东书院记》，《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丛刊》第54种，第20页。 ②〔清〕杨二酉：《海东书院记》，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二《艺文》，《台湾府志三种》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32—2633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5页。 ①〔清〕杨二酉：《海东书院记》，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二《艺文》，《台湾府志三种》本，第2632—2633页。 ②〔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八《学校》，第1856页。 ③〔清〕邓传安：《蠡测汇钞·附黄南村广文纪后》，《台湾文献丛刊》本第9种。 ①〔清〕刘良璧：《〈瀛壖百咏〉跋》，《重修台湾县志》卷十三《艺文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13种，第453页。 ②〔清〕陈国瑛：《台湾采访册·叶中丞传》，《台湾文献丛刊》第55种，第109页。 ③〔清〕姚莹：《郑六亭文集序》，《中复堂选集·东溟文后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第155页。 ④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第192页。 ⑤〔清〕徐宗幹：《斯未信斋文编·恭跋〈孝经正解〉》，《台湾文献丛刊》第87种第135页。 ⑥〔清〕徐宗幹：《斯未信斋文编·瀛洲校士录序》，《台湾文献丛刊》第87种，第12页。 ⑦〔清〕施士洁：《台澎海东书院课选序》，《台湾文献丛刊》第215种《后苏龛合集》第353—355页。 ⑧连横：《雅堂笔记》卷六，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⑨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六《列传八》，第727页。 ①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湾文献丛刊》第218种，第237页。 ②〔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三《职官》，第1574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第192页。 ④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二《姚、徐列传》，第601页。 ⑤陈衍：《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六《循吏传》卷十二《许懿善传》（后附子德树传），1949年印本。 ①〔清〕俞樾：《翰林院侍读学士林君墓表》，缪荃孙、闵尔昌《续碑传集》卷十八《翰詹》，《台湾文献丛刊》第223种，第94页。 ①（朝鲜李朝）洪奭周：《晦轩先生实纪重刊序》，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首，朝鲜木活字印本，第1页。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14页。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第6539页。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第6558页。 ③〔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第6559页。 ①〔宋〕梁克家纂，陈叔侗校注：《三山志》卷三十三，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583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延和奏札七》，《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3—654页。 ③（朝鲜李朝）洪奭周：《晦轩先生实纪重刊序》，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首，朝鲜木活字印本，第1页。 ①（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太祖世家》，韩国奎章阁藏本，第14—15页。 ②（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太祖世家》，第25页A。 ③（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定王世家》，第25页B。 ④（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光宗世家》，第27页A。 ⑤（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太祖世家》，第29—30页。 ⑥（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题学宫》，第1页。 ⑦（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1页。 ①〔明〕宋濂等：《元史·世祖本纪》，第325页。 ②（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2页。 ①（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2页。 ②（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4页B。 ③（韩）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①（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谕国子诸生》，第2页B。 ②（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4页A。 ③（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四《门人录》，第17页B。 ④（朝鲜李朝）李齐贤：《益斋先生乱稿·年谱》，朝鲜鸡林府1693年刻本。 ⑤（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6页B。 ①（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20页，62岁条下。 ②（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末，安锡儆《晦轩先生实纪跋》，第19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示俗》，《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5页。 ④（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谕国子诸生》，第2页B。 ⑤（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6页B。 ①（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安珦传》，第26—27页。 ②（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7—18页。 ③（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17—18页。 ④（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学校》，第31页。 ⑤（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三《祠享制·正宗大王御制》，第1页。 ①（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四，第16页B。 ②（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忠肃王世家》，第20页。 ③（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忠肃王世家》，第20页。 ④（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门人录》卷四，第17页B。 ①（朝鲜李朝）安克权编：《晦轩先生实纪》卷一《年谱》，第23页。 ②（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权溥传》，第15页。 ③（朝鲜李朝）李齐贤：《益斋先生乱稿·拾遗》，朝鲜鸡林府1693年刻本。 ①（韩）郑仁在：《朱子学在韩国的展开》，黄俊杰、林维杰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5页。 ②《李朝实录》第1册，《太祖实录》卷一，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二十八年四月影印本，第41页。 ③《李朝实录》第1册，太祖卷二，第117—118页。 ①《李朝实录》第2册，《太宗实录》卷三，第195—196页。 ②《李朝实录》第2册，《太宗实录》卷六，第369页。 ③《李朝实录》第2册，《太宗实录》卷四，第210页。 ①《李朝实录》第15册，《成宗实录》卷六十七，第618页。 ②《李朝实录》第16册，《成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第521页。 ③《李朝实录》第16册，《成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第623页。 ④（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郑习仁传》，韩国奎章阁藏本，第31页。 ⑤《李朝实录》第2册，《太宗实录》卷六，第342页。 ①《李朝实录》第12册，《文宗实录》卷四，第106页。 ①《李朝实录》第39册，肃宗17卷，第563页。 ②《李朝实录》41册，肃宗61卷，第525—526页。 ①《李朝实录》第49册，《正宗大王实录》卷四十八，第403页。 ②《李朝实录》第49册，《正宗大王实录》卷五十二，第522页。 ③《李朝实录》第49册，《正宗大王实录》卷五十二，第532页。 ①《李朝实录》第49册，《正宗大王实录》卷五十二，第637页。 ①（朝鲜李朝）奇大升：《朱子书节要跋》，《高峰先生文集》卷三，第64页。 ②（朝鲜李朝）黄俊良跋，《朱子书节要》卷末。 ③（朝鲜李朝）柳仲郢丰城刊本《朱子书节要》卷末识语。 ①（朝鲜李朝）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四十三《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跋》，朝鲜隆庆元年（1567）柳仲郢丰城刊本，第21页。 ①（朝鲜李朝）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一，第34—35页。 ①（朝鲜李朝）郑逑：《寒冈先生文集》卷八，朝鲜崇祯二年（1629）序刊本，第17—18页。 ①方彦寿、郑万祚：《网际飞鸿——中韩学者关于〈武夷志〉的两地书》，《朱子文化》2008年第1期。 ①（朝鲜李朝）郑逑：《寒冈先生文集》卷一，朝鲜崇祯二年（1629）序刊本，第3—4页。 ①（韩）郑万祚：《对朝鲜学者郑逑增损的杨恒叔编〈武夷志〉的分析》，《朱子文化》2008年第5期。 ②（朝鲜李朝）李珥：《栗谷先生全书》卷三十四，朝鲜木活字印本，第7—8页，附录《年谱》。 ①（朝鲜李朝）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四十三《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跋》。 ①（韩）尹轸暎：《16世纪武夷九曲图的传入和性格》，《朱子文化》2011年第2期。